吳敬璉談中國改革四大缺陷 呼籲對過去認真反思

呼籲對過去進行認真反思；對未來進行慎重細緻規劃——

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主辦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06年會11日在北京舉行，今年年會主題為“新階段中國改革發展的主要特徵與挑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論壇上發表言論認為，目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的確面臨著嶄新的階段，需要對過去進行認真的反思，對未來進行慎重細緻的規劃。在這個時刻，每個經濟學家都有責任為這種反思和規劃提供自己專業性的思考。

吳敬璉指出，在我國經濟社會體系需要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改革需要進一步推進的情況下，改革卻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

第一，從經濟領域説，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如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革，壟斷行業的管理體制和産權制度改革，基本經濟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等由於障礙重重而進展緩慢；

第二，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轉所必須的法治環境遲遲未能建立；

第三，政府必須提供的教育基本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不但沒有加強相反有削弱的趨勢；

最後，與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社會體制相適應的粗放增長方式也難於向集約增長方式轉變。由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行政腐敗擴散等造成的社會矛盾日益加劇，並引起了部分群眾對現實生活中消極現象的強烈不滿。

在這種情況下，2004年到2005年期間爆發了關於我國改革發展存在的問題，以及中國應當向何處去的大爭論。這種情況向我們表明，認真反思我國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臨的問題和明確今後的方向，就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

著重分析了2004年到2005年的爭論，吳敬璉認為主要集中在中國應當採取什麼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和中國過去改革的成敗得失這兩大主題上，在第一個主題的爭論中，由於絕大多數參與者都能夠採取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態度，而不是把學術問題政治化，採取隨便“貼標簽”、“扣帽子”的辦法，應當説在許多問題上逐漸取得了共識，即使在保留著較大分歧的問題上，至少也使問題的癥結和學者們各自的觀點、論據得到了明確和澄清，這就為制定“十一五規劃”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至於後一個主題，雖然它較之前一個主題具有更加基礎性的意義，但吳敬璉認為這方面的討論並不像前一主題那樣，已經可以看到建設性的成果。大眾對種種消極的現象廣泛存在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強烈不滿。學界人士對這些消極現象産生的原因作出了很不相同的解讀。這些都是十分正常的。

針對以上種種爭論，吳敬璉認為，除了關係改革整體路線上的爭議需要進行政治層面上大是大非的辯論外，對於改革中的許多具體問題，包括一些改革措施是否存在泛市場化和向個別利益集團傾斜的偏向，或者説某些口號是否帶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色彩，即使是這樣很尖銳的問題，和整體上否定改革的爭論還是有區別的，不要把它混為一談。吳敬璉認為，後一種問題哪怕是非常尖銳的問題，包括對我們經濟學家個人的學術品德、個人品德提出的質疑和指責，在個人的大是大非上都有明確的界限，因此，還是應當採取百家爭鳴的方針，只要這種爭論能夠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能夠按照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來進行，真理總是愈辯愈明，最終總能達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共同提高的目的。

吳敬璉最後提出，我們的經濟學家作為知識人，應該按照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精神，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地提出自己的見解，並且對這些見解是否符合學術規範獨立的負責。這樣能夠為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中國作出我們自己應有的貢獻。 （記者傅春榮 中華工商時報）

經濟學家為何屢遭罵名 吳敬璉呼籲爭論要切實

經濟學界面臨20多年來最大學術分歧——

2月11日舉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上聚集了數十位從事經濟、金融研究的主流學者，在經濟學界德高望重的吳敬璉以《反思過去25年的改革，明確21世紀前進的方向》作主題發言，呼籲改變目前在學術爭論中出現的危險弊端。

“經濟學家作為知識人，應當秉持‘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精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地提出自己的見解，並對它是否符合學術規範獨立地負責任”，吳敬璉提出，學術界應該提倡自由、切實的討論，而不是隨意做出過分籠統的判斷。

學界沒有形成“切實”風氣

吳敬璉的發言是針對學術界正在激烈進行的一場爭論。

從2004年點燃導火線的“郎顧之爭”開始，這場爭論已經從國企改革中是否應當“國退民進”，延伸到醫療、教育、土地等各項制度調整的爭辯上來。

到去年歲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在清華大學的一次學術會議上評價説，經濟學界正在面臨20多年來最大的學術分歧。

“25年來，像這樣的爭論已經有過很多次，”吳敬璉説。1981年到1984年一次，1989年到1992年一次，這已經是第三次。

吳敬璉認為，前兩次爭論的經驗表明，只要這種爭論能夠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擺事實、講道理，真理總是愈辯愈明。可目前的困境在於，在學術界內部，爭論的激烈程度已然升級，但“切實”的風氣卻還沒有形成。

吳敬璉用對醫療領域改革的爭論舉了個例子。他認為，目前很多學者對醫療保險、醫療機構和醫藥産品生産流通體制的各種表態都過於籠統，或者全面否定或者全面肯定。“就拿‘三醫’問題來説，每一大類中的具體項目究竟是公共産品、準公共産品還是私用品，也有很大差別，對於它們應否市場化，無法一概而論”。吳敬璉認為，如果能對具體門類進行具體分析，即使不能形成共識，也能明確分歧的癥結所在，從而為辯明是非創造前提。

學術觀點與人品不能混為一談

然而目前的狀況卻是缺少思路清晰的具體分析，籠統判斷的氣氛也影響到公眾對經濟政策調整，甚至對經濟學家學術人品的判斷，使得原本應當越辯越明的爭論更加混亂。

“在制度調整的過程中，大眾對種種社會消極現象的存在感到迷惑不解，而學界人士對這些消極現象産生的原因做出了很不相同的解讀，這些都是十分正常的，”吳敬璉説。不過，有的學者卻借大眾的不滿情緒，對一些領域的制度調整做出全面否定，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學者們要進行更加具體的討論變得不太容易。

同時伴隨爭論的還有對經濟學家學術人品的質疑。現在，只要與公眾所期待的觀點不同，學者們就很容易在網際網路上招致罵名。吳敬璉認為，對於各領域制度調整的具體措施和經濟學家的學術道德問題，應該分開來做更具體的討論，而不應該混為一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也表示，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已經證明了大方向的正確，學界應該更多爭論制度調整的技巧和具體的措施。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則建議建立比較科學的民意調查方法，以便得知公眾最準確的想法，加強學術界和大眾的溝通。（記者 張黎明 北京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