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先生不愧是關注現實的經濟學家,近期,當他在呼籲摒棄“銀行賤賣論”時便很時髦地用上了“忽悠”一詞,趙本山聽了或許會深感“榮幸”。因為這“忽悠”的“專利”本來自於他。然而事實上,“忽悠”一詞如今不僅讓老百姓津津樂道,還成了像吳敬璉這樣大師級學者的“偏愛”。
據報道,針對“國有銀行被賤賣”的“論調”,吳敬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切莫再“忽悠”這個問題,“在國有商業銀行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的過程中,不要煽動起情緒化思維”,“同時要警惕那些鼓噪‘賤賣論’的人”。而巧的是,在這則消息見報的當日,筆者也正好在本欄發表了《“非賤賣論”與“自輕心態”》。按照吳老的説法,筆者似乎正是“賤賣論”的“忽悠”者。
眾所週知,除了“騙人”或者“搞笑”之外,“忽悠”還有許多不良的名聲,因此,筆者便成了吳老口中那些需要“警惕”的“情緒化”的人。但問題是,我們能想像一個沒有情緒的人存在麼?舉例而言,即使吳老先生這樣嚴謹的經濟學家,他“別再忽悠”的説法便明顯帶有“情緒化”的色彩。
事實上,憂患本身便是“情緒化”的。而吳老恰恰是憂患意識極強的學者。但如今,輕看“銀行賤賣憂患”的人卻變成了吳老本人:可以為境外投資者憂患“參股到國有銀行,必須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卻不能讓別人憂患銀行資産被“賤賣”?否則,便成了“忽悠”。
當然,辯證法並非中庸到時時刻刻不分“主要矛盾”的哲學,所以吳老的“忽悠”説法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僅僅把這種有一定事實依據的擔憂“情緒”歸結為“我國半殖民地的經歷”,卻不免太武斷了。
事實上,許多像筆者一樣質疑銀行被“賤賣”的中國人都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距離所謂“殖民地的經歷”很遠,對其的了解也僅僅是在歷史教科書和文學作品或者影視當中,談何需要“警惕”這種“情緒化”?倒是在國內金融改革遇到困難甚至思想認識上的激烈交鋒時,企圖通過“外資入股”來一舉擺脫“質疑”,加速“國際化、市場化”,才是值得憂慮的。
當然,吳老的有些觀點筆者是同意的,比如“要分析是哪些人造成國有銀行資本品質下降,讓國有資産打水漂”,還比如“最重要的是面向國外資本開放的同時,也對國內的資本開放。尤其是要給民間資本以同樣的機會”。但是,這些難道不也可以成為筆者質疑“賤賣”的理由麼?
試想,在銀行改制的程式公平問題上出現偏差,難道能引導出結果的公平麼?吳先生一直是反對行政力量過度干預的市場派代表人物,人送綽號“吳市場”,但在銀行改革的市場化選擇問題上,為何“情緒化”地背離了一貫的市場化信條?難道沒有“境內資本”參與博弈的銀行價值便能“天然”逃脫被“賤賣”的命運?莫非“境外投資者”都能理性到不經競爭便“合理”地購買中國各大銀行股權的地步?
問題還在於,又是誰,能相信“境外投資者”的這種“公平”理性?筆者以為,即便本著“起點公平”和“公平競爭”的原則,這個問題也和吳先生所提到的“對國有銀行投資的關鍵是能否真正進入銀行的公司治理”同樣重要。
吳老説,“只有真正參與到公司治理,命運才能掌握在自己手裏”,但是,到底要誰參與到公司治理?又如何能“公平”地“參與到公司治理”中呢?
吳老是筆者尊敬的學者之一,筆者曾多次撰文,分析、讚揚過吳老的睿智和遠見。而對他的“情緒化”言論,筆者寧願奉勸:至於“忽悠”,還是留給趙本山為好。 (侯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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