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今天在《財經》雜誌2006年年會上,出人意料地用這一段話來結束自己的主題演講。
一向以理性著稱的經濟學家因何動了感情?吳敬璉言語間隱含著深深的擔憂。日前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説,收入不平等有兩個可能的來源:一個是機會的不平等,一個是結果的不平等。目前中國社會貧富懸殊,主要來自機會的不平等。他解釋,就像貪官污吏通過盜竊公共財産,通過買官賣官,很容易就成了千萬、億萬富翁。但現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結果的不平等,於是就要限制國企經理的最高薪酬,對一般的富人徵高額稅等等;還動不動就要“向富人開槍”。這種説法和做法不但沒有抓住要點,還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後果。貧富懸殊,是腐敗、是用權力換取收入,即權力尋租造成的。”
事實上,貧富差距的擴大正成為許多政策權衡的焦點。對房地産市場的宏觀調控,國企MBO的“放與收”等等,這些爭執的背後隱藏著同一個問題:當貧富差距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時,是通過扶持弱勢群體,加速深化改革,解決市場經濟中的不公平現象,還是走平均主義的老路?
在改革開放20多年後,在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貧富差距加劇,增長方式粗放,發展不平衡等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已到了必須解決的關頭。如何破解這些矛盾?是走回計劃經濟的老路,還是深化改革、繼續走市場經濟的道路?這決定著億萬人的命運,也考驗著政府的智慧、經濟學家的良心。
吳敬璉為解決這些問題開出的藥方針對著12個字:“增長方式、市場機制、政府職能”,而轉變政府職能是破解矛盾的支點。他指出,“目前政府職能錯位相當普遍,一是越位,二是不到位。不該管的管;應該管的,管得不夠或沒管好。看得見的手壓住了看不見的手。”
吳敬璉不贊同為考慮改革成本而放慢步伐的做法。“改革當然要付出成本,從過去的經濟結構調整到新的經濟結構當然是有成本的。但不改革也要付出成本。因為舊的價格機制應該市場化,但沒有市場化,給我們很多錯覺。”
他分析,“電解鋁為什麼上得這麼多?重要原因是供電價格。90年代給電解鋁企業優惠的電價,客觀上起到了誤導企業的作用。”電解鋁企業表面賺錢,但如果考慮資源消耗的實際成本,是賠錢的。“改革不能太快,但改革太慢,成本也很高。像這樣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地虧損,也不行。”
他説,制定九五計劃時就提出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轉變的結果不如人意。以至我們每一次經濟加速發展,保持9%以上的增長率,但很快就出現資源緊張,經濟過熱。主要原因是有四個方面的問題。其一,各級政府在土地、信貸等資源配置中仍然有過大的權力。其二以GDP增長為主的政績標準。其三,財稅收入的增長主要依靠生産型增值稅。其四價格扭曲。
“高度扭曲的土地、水、信貸資源都是行政定價過低,引導經濟活動的參與者以浪費資源的方式提高增長率。”因此他認為,轉變增長方式的關鍵是:將以行政配置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變為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 (記者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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