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這種表面化的人文關懷的報道充斥報端。2月9日《大河報》曾報道南方某市為體現人文關懷，組織在獄犯人乘大巴瀏覽市容，還有警車開道。後來又有監獄與之較勁，不僅允許犯人夫妻同居，並幫助犯人操持獄中婚禮。如此作為，即便稱為人文關懷，但也不是深層次的人文關懷。因為真正意義上的人文關懷，是對人的生存狀況的關注，對人的尊嚴與符合人性的生活條件的肯定，以及對人類的解放與自由的追求。就犯人而言，其獄中服刑期間應享受的權利能否法定化，刑滿釋放後能否保證其人格和尊嚴受到最起碼的保護，這才是在犯人身上體現人文關懷的最重要環節。如果這些權利得不到法律保護，而靠那些興之所致的孤立創意來體現所謂人文關懷，都是靠不住的。

    再就未成年犯罪而言，對其人文關懷的重點，恐怕也絕不是僅僅在幾個“問題少年”身上施些“關愛”，將審判的“方桌”換“圓桌”，將本來應該站著受審改成坐著交流這麼簡單，而在於優化未成年人成長的日常環境，防止更多的“問題少年”出現。放眼現在的教育體制，僵化的應試教育模式仍主宰課堂，孩子們在這種環境中，應得的童年歡樂尚且不存，遑論人格和尊嚴？我們國家儘管也在全面推行素質教育，但由於應試教育陰魂不散，仍主宰著學生的命運。正緣於此，在最能體現人文精神的人格陶冶環節，偏偏我們缺課太多。完美人格才是抵禦各種犯罪的利器，與之相比，設置“圓桌審判廳”，就如同平時不注重讓孩子鍛鍊身體和保養，釀成大病甚至絕症後，才想起讓孩子吃些類似“感冒藥”的東西以期補救一樣荒唐！

    這些表面化的人文關懷現象擁有一個共同而明顯特徵，就是操作者大多都選中犯罪者這一特殊社會群體。之所以如此，我想就是因為該群體“人文基數”太低，容易弄出“人文政績”之故；再者，這一特殊群體，還一向是媒體關注的重點，在他們身上做“人文關懷”的文章，也就分外容易弄出些精彩之筆來。恐怕這也正是表面化的人文關懷一時間喧囂塵上的最主要原因吧！（周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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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青年報》 2002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