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長8.5%,較上年同期提高0.6個百分點。這一事實表明,中國經濟在保持近兩年逐年回升勢頭的基礎上,取得了新的突破。然而,面對貨幣供應量、固定資産投資等增長過快的情況,當前中國經濟是否已經過熱再次成為國內外有關方面爭論的焦點。我的看法是,中國經濟並未過熱,但對於過熱傾向應給予足夠的警惕。
經濟並未過熱
從前三季度我國經濟運作的一些指標看,確實出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過熱跡象。例如,固定資産投資為1995年以來最高。其中冶金、紡織工業、化工、機械等加工工業的投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了1.2倍和86.7%、70.6%和67.2%;房地産開發投資的增長速度高達37.2%。此外,貨幣供應量和金融機構貨款的增長幅度也達到近年來的最高點。1-9月各項貸款累計增加2.7萬億元,已超出2002年全年水準的三分之一,同比多增加1.3萬億元。工業生産,特別是重工業生産的增長速度也達到近年來的高點。
但是,僅因此我們還不能説經濟就已經過熱了。因為根據經濟學理論,一個經濟體的經濟過熱與否,需從如下四個方面加以判斷:一是經濟增長是否已經明顯高於潛在經濟增長能力;二是價格水準是否出現了明顯上升;三是某些基礎行業是否出現了明顯的“瓶頸”制約;四是在經濟的某些領域是否出現了明顯的“泡沫”。而我國目前經濟運作的實際並未表現出上述過熱的特徵。
首先,目前的經濟增長率為8.5%-9.0%,尚未超出我國潛在的經濟增長能力。根據國家統計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部門的測算,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能力為9%左右。進入21世紀後,由於每年有超過5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我國,加上充裕的勞動力支撐,目前的潛在經濟增長能力大約應在9.5%左右。事實上,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年均增長速度為9.4%,上世紀90年代以來12年的年均增長速度為9.7%。
其次,我國的價格上漲水準仍然比較低,預計2003年居民消費價格總水準的上漲幅度僅為1%左右。而較其先行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的上漲幅度也不到3%,仍屬於較溫和的範圍。而且,這些價格水準的上漲都是在前幾年下降基礎上的上漲。
此外,除了電力、鋼鐵等供應相對比較緊張外,並沒有出現明顯的“瓶頸”制約。“泡沫”也僅在局部地區的房地産和汽車、鋼鐵、電解鋁等行業有一定的體現。而在政府有針對性地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後,形勢已開始好轉。
退一步説,即使由於我們沒有及時採取過於嚴厲的措施,而導致形成了經濟過熱的局面,我國目前宏觀經濟環境和宏觀調控的迴旋空間也還是比較大的。例如,目前我國銀行的儲蓄存貸款利率處在近幾十年的最低點;財政赤字較高,且正在實行的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另外,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經驗上看,我們治理經濟過熱的能力和經驗更強一些。因此,只要能注意監控,並不會出現大問題。
保持足夠警覺
當然,我們並不能因此而掉以輕心,這裡也沒有否認經濟過熱(即使能夠很快治理的經濟過熱)會對經濟發展帶來較大損害的意思。因此,我們需要對經濟過熱問題保持足夠的警覺。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固定資産投資增長過快、銀行貸款增加過快、一些重化工業生産能力的過度投資等都與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能力過強有關。在經濟增長仍是衡量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的今天,新換屆的地方政府投資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的衝動較強,在2003年1-7月的固定資産投資中,中央項目投資額下降8.9%,而地方項目投資卻增長了41.6%。汽車、鋼鐵等投資的熱浪背後也都有很強的政府背景。
此外,銀行貸款增加過快也有銀行為了從賬面上降低不良貸款率,加大貸款投放力度的作用。這些問題從短期看,由於我國高達40%左右的儲蓄率、外資的大量流入,以及對資本流出的管制等因素的支撐還不會發生大的問題,但從長期看,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的逐步老化,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擴大,資源配置的範圍將拓展到國外,金融和非金融企業面臨的競爭加劇,這種低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和一次性收取50-70年土地出讓金等寅吃卯糧的做法無疑將是難以為繼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保持對經濟過熱的警覺,加強對經濟過熱的監控就顯得更加重要。
為了長治久安,使我國經濟步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宜在確保經濟增長率保持目前水準的基礎上,積極穩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以市場機制為主導合理配置有限的資源,充分提高經濟運作效率,從體制上和運作機制上化解經濟風險,使經濟步入可持續發展的良性軌道。通過改革,使非金融國有企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運作主體,以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使國有金融企業的經營理念和經營行為逐步與先進國家的金融企業相一致。從資金供給方面提高使用效率,減少不良貸款的形成。
要進一步規範地方政府的行為,減少地方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的能力,打破區域壟斷,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環境。一是要逐步改變“惟經濟增長率論政績”的評價模式,從官員任用導向等方面,促使地方政府將依法保障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秩序、保持社會穩定、擴大就業、消除貧困等作為追求的目標。二是要規範地方政府對土地轉讓和對土地轉讓費使用的行為,從源頭上削弱地方政府大興土木的能力。三是應建立全國經濟(包括稅收)法庭,按統一的尺度來審理地區間的經濟糾紛,從法律環境上,打破區域之間的經濟壁壘,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環境,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
(鄭京平,現任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綜合司司長,高級統計師,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中國證券報 2003-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