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在中國已經走過二十多個年頭，這一過程其實就是社會經濟資源重新分配的過程，個人之間的分配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既是政策導向的主觀結果，也是社會經濟體制轉型的客觀要求。一個新興的富人群體已漸成形，成為社會關注的對象。那麼，現有的高收入群體都是哪些人？他們的收入來源和資産狀況如何？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將高收入現象作為一個研究課題于 2000年7月，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浙江、廣東、雲南、陜西、湖北、遼寧 10個省市對9956戶城市高收入家庭進行了問卷調查。

    城市富人誰唱主角

    誰是富人？什麼標準算高收入？這就是第一次高收入專項調查碰見的首要問題。國家統計局城調隊的曹子瑋博士告訴記者，高收入的界定有絕對與相對兩種標準，比如説按家庭資産或者年收入達50萬元、100萬元來劃分，這就是絕對標準；但這種標準難以解決的問題是收入高低的相對概念，北京的一般收入者到了西部可能算得上高收入；而中國富人到了美國，卻可能什麼也算不上。這樣他們就確定了以相對標準為此次調查的依據。最後經過計算，他們確定以1999年全國城市住戶經常性調查中10％最高收入家庭的戶均可支配收入為高收入戶的底線———3．2萬元，實際操作的標準是3萬元。他説，我們的調搜尋不著高收入的源頭，但我們選擇了從收入的去向來確認，這樣在以3萬元為底線的同時，又同時增添了有房有車這兩項參照對象。這樣，能夠最後入圍調查人數的樣本由三部分構成：戶均收入3萬元以上，擁有商品房或者擁有私人汽車；雖沒有商品房和汽車，但戶收入遠遠高於3萬元的家庭。

    領導和技術人員分列前兩位

    以此為標準，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對9956戶城市高收入家庭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從職業角度看，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和專業技術人員在城市高收入群體中所佔的比例超過一半。

    調查結果表明，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在城市高收入群體中的比例最大，佔31％。儘管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在總人口中佔有較小的比重，但在城市高收入群體中的比重卻排名第一。

    專業技術人員位居第二，佔城市高收入群體的25．2％。幾年前人們還談論過 “腦體倒挂”現象，而今專業技術人員佔城市高收入群體的比重迅速擴大，這是知識經濟飛速發展、技術市場化的結果。高新技術的發展，特別是資訊技術的發展，促進了我國産業結構的不斷調整，第二産業比重持續下降，第三産業尤其是IT産業的比重不斷上升，出現了高素質人才供不應求的局面，其收入也大幅度提高。可以説，“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這一現象已經成為歷史。

    學歷低反而收入高

    調查結果顯示，2000年上半年城市高收入群體每人平均月收入為5467元左右。其中，伴隨著知識和技術的市場化而形成的“知本家”脫穎而出，迅速致富，每人平均月收入逾萬元，成為城市高收入群體中的佼佼者。

    據分析，從學歷角度看，城市高收入群體中收入最高的是碩士及以上學歷的人，去年上半年每人平均月收入為11034元；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每人平均月收入為7947元，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是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每人平均月收入為5592元。小學、初中文化程度的每人平均月收入較高的主要原因在於，這些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已經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靠資金而非勞動取得高收益；排在第四位的是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每人平均月收入為5512元。

    從年齡角度看，高收入群體中比例最高的是30－40歲的人，佔城市高收入群體的37％。該年齡段的人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精力充沛，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而成長起來的。其次為40－50歲的人，佔城市高收入群體的31．3％。該年齡段的人經驗豐富，經濟基礎較好，事業有成，收入較高而且穩定。排在第三的是 20－30歲的人。該年齡段的人所具有的知識與技能較新，年輕而且富有開拓精神，相當一部分人是IT業的從業人員。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無論是現有投資還是未來投資，高收入家庭都把目標瞄準了股票：有26．2％的高收入家庭已投資于股票；投資于商業和服務業的比重佔16．1％；國庫券佔8．4％。2000年上半年職業股民的每人平均月收入8491元，在城市高收入群體中列第二。列第一的是私營企業經營者，每人平均月收入13445元。

    據最新統計，在全國十大城市中，城鎮居民年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過萬元的只有廣州、上海和北京，其中廣州人收入最高，達13967元，其次是上海人，為11700元，再次是北京人，為10350元。

    城市富人怎麼花錢

    據新近出版的《北京藍皮書：2001年中國首都發展報告》顯示，北京市高收入家庭的戶均總資産已經達到了235．6萬元。其中實物資産佔66．2％，金融資産佔 33．8％。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高收入家庭擁有住房、汽車等高檔消費品，在購買保險、子女教育方面舍得花錢。

    1999年所有高收入家庭平均壽險支出2065元，財險支出1185元。高收入家庭子女教育年每人平均消費11301元。其中生活費用支出為4183元，學習費用支出為3193元，擇校費用支出為3925元。在國有學校就學的比例佔89．1％，在國外學校就學的比例佔3．4％，在國內民辦（私立）學校就學的比例佔7．5％。

    調查顯示，高收入家庭百戶擁有轎車22輛。其中有車家庭平均每戶購車支出 19．95萬元。在有車家庭中，擁有桑塔納的佔26．4％，奧拓佔12．9％，富康佔9％，夏利佔6．9％。

    調查顯示，高收入家庭平均每戶住房建築面積111．3平方米。居住樣式為單元房三居室的佔41．9％，單元房四居室及以上的佔11％，花園式別墅（單棟住宅）的佔4．7％。高收入家庭平均每戶裝修支出金額5．2萬元，平均每戶購房總金額為 21．8萬元。

    “灰色經濟”悄悄致富

    以上所提到的城市富人的有關數據可以説都是國家統計局通過正常的入戶調查的手法收集到的。事實上，還有相當一部分高收入者，其收入無法準確統計，但他們確實是社會中有目共睹的富人。據估計，這些人的數量不會太多，但也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數字。與體制內富人相區別，他們屬於通常人們所説的從事 “灰色經濟”，或者“地下經濟”。這類人的職業分佈也可以説十分分散。他們有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地下企業主和銷售商，有偷採國家重要礦藏金礦的“金把頭” 和淘金戶，有販運、倒賣、走私黃金的“金販子”，有偷盜、挖掘、倒賣、走私文物的文物販子，有販賣毒品的不法分子，有揀破爛兼偷公用和他人財物倒賣的“拾荒者”，有從事色情服務做皮肉生意的“鴇頭”、“皮條客”和賣淫者，有倒賣假發票的空頭生意人，有制售黃色書籍和音像製品的制黃販黃者，有向境內外拐賣婦女兒童的人販子，有黑社會打砸搶犯罪集團頭目成員，有偷稅漏稅的不法經營者，有貪污腐敗的政府官員，有敲詐勒索的政府和行業部門業務工作人員等等。

    “地下經濟”能獲百倍暴利

    這些人的收入雖然無法準確統計，而且就連這些人的身份都難以確定，但是他們確實存在，並且人數已經不少。他們以各種假身份混跡于社會，並且在名義上做著某種正大光明的職業。這些人大多數只有被繩之以法後才能真正知道他們幹什麼營生。從事地下經濟的這類人員的收入很難確切統計，但可以估計從幾萬元到幾百萬、上千萬乃至上億都有可能的。制售假冒偽劣商品者的收入，從生産假名煙名酒者作一比較估計，他們都能獲得暴利，且能逃避納稅。同合法經營者比較，他們能獲得高出幾倍乃至幾十倍、上百倍的利潤。走私文物、黃金、毒品的販子通常都攜幾十萬、上百萬元鉅款進行交易，其規模遠非個體經營戶和私營企業主能比。開假發票者僅舉一例，常州市查獲的一張發票上寫著坯布55620米，金額是124032元，而存根上寫著8節高能電池，金額是1．52元。只該假發票者一人就用這種手法隱瞞營業額409萬元，偷稅38萬餘元。向境外拐賣一名婦女可得7000－10000美元。在一些高級賓館從事色情服務的小姐每日的收入可在數百元到上千元之間。政府部門腐敗墮落的幹部其收入更是高得驚人，這一點從已經受到應有懲罰的成克傑、胡長清等人身上得到了印證。

    四次機遇造就中國富人

    然而，對於日益成形的富人階層來説，顯然還應該有更具體的機遇和對機遇的把握。對曹子瑋而言，中國城市富人致富的原因簡而言之，是“市場化的結果”。曹子瑋將他的市場化過程與結果分成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市場化的最早期，是流通領域的市場化。最主要進入這一領域的是待業青年，甚至兩勞釋放人員等城市邊緣人群，相對文化層次較低。在80年代中期，他們以個體戶之名而存在。通過也相對簡單的方式迅速獲取財富，由此形成了中國的第一批高收入群體。這一領域獲得暴利的日子，在90年代初便告結束。

    第二階段：生産資料領域的市場化。這一時期開始於80年代後期，當時的“雙軌制”政策是促成這一領域市場化最重要的動因。鋼鐵、木材還有土地等等在計劃內外的倒騰，十分容易取得超額利潤。這樣就誕生了中國的第二批高收入者。

    第三階段：金融領域的市場化。隨著金融債務、上市公司的大量出現，中國又誕生了第三批高收入者。這一時期在90年代初。這一批高收入者又有不同的層次分別，首先是上市公司本身的工作人員，因為他們更容易獲得原始股。其次是上市資格的審批者；第三才是部分股民。

    第四階段：知識與技術市場化。發生於90年代中期的這一過程，比前面的所有過程來得更為迅速。他們形成了中國的第四批高收入者。

    在曹子瑋看來，前三個領域的市場化是呈爆髮式的，所以也會很早就成為過去。而知識與技術的市場化由於門檻較高，將會有相當時間的持續，而未來會更多地産生富裕者。

     北京青年報 2001年04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