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一批富翁拉動中國消費的時候，在廣大的城鄉，一些月收入不足兩百元的低收入者階層也不罕見。調查顯示，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零點四五八，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零點四的警戒線，進入了分配不公平區間。據國家統計局2000年對中國四萬個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的調查顯示，佔總調查量百分之二十的高收入者擁有相當於百分之四十二點五的財富。近幾年，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增幅遠遠低於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為此，中國網約請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康曉光對中國收入分配平等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綜合國內外多項權威性研究成果，可以得出結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財富分配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財富分配不平等程度持續擴大，中國已經從一個財富分配比較平等的國家迅速轉變成為世界上財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對於中國大陸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目前還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估計。各種相關研究的結論差異很大，提出的估計值介於0.39—0.55之間，但是絕大多數研究者認為0.45是當前中國大陸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數的比較合理的估計值。按照國際通行的看法，基尼系數超過0.4的國家就屬於收入分配極不平等的國家。陳宗勝的研究表明，基尼系數一旦超過0.43，不平等就將威脅社會穩定。
各種研究幾乎一致認定，造成中國收入分配嚴重不平等狀況的主要原因是異乎尋常的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收入差距。在中國，純粹意義上的階層收入差距並不嚴重。
世界上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城鄉之間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能夠超過中國大陸。那些以財富分配不平等著稱的國家，如南美的巴西和哥侖比亞、東亞的菲律賓和泰國、南亞的印度和孟加拉國，其城鄉之間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都遠遠低於中國！世界銀行的測算表明，中國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的比率是2.5，明顯高於亞洲其他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準（1.5），也高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值（2.2）。
關於“平等”與“效率”
許多人認為，“效率”與“公平”是兩個相互衝突的目標，講求“公平”必然會損害“效率”，而要追求“效率”就必須犧牲“公平”。他們更進一步主張，在現階段，中國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是“如何做大蛋糕”，而不是“怎樣分配蛋糕”，為了進一步追求“效率”應當繼續犧牲“公平”，無所作為地坐視不平等持續擴大是政府能夠作出的唯一正確的選擇。
就此時此地中國的特殊國情來説，上述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對於今日中國來説，“公平”與“效率”是相輔相成的關係，而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改善收入分配狀態，不但不會損害經濟效率，相反還會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任由不平等繼續惡化則必將摧毀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提條件。
目前，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在商品出口受阻、外來投資疲軟的情況下，擴大國內需求是刺激有效需求的最重要的手段。但是國內需求的狀況並不令人樂觀。為什麼？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經濟理論和經濟實踐已經證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越低，因此過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必然導致整個社會的有效需求不足。實際上，我們今天所面對的需求不足非常類似于古典型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也就是馬克思所指出的由於財富和貧窮的兩極分化所造成的生産過剩的危機。資本主義最初採取的走出危機的對策是開拓海外市場，即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隨後又採取了國家資本主義特別是福利國家策略來克服古典型經濟危機。對於我們來説，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的路子今天都走不通，可行的出路就在於通過改進國內收入分配來擴大內需，並進而達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
應該用“四次收入分配理論”透視中國的不平等
“二次收入分配理論”認為市場的“初次分配”和政府的“再分配”決定了社會財富的最終分配狀態。但是“四次收入分配理論”對這一主流見解提出了挑戰。該理論認為，社會的總財富在各個社會成員之間的最終分佈狀態是經過市場、政府、非政府組織和犯罪活動共四次分配形成的，而且在法治並不健全的轉軌社會裏第四次分配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市場是第一次分配的主持人，它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社會財富被以工資、利潤和利息的形式分配給生産要素的所有者。與世界各國一樣，中國的第一次分配也導致不平等。
第二次分配由政府主持，理論上説它應該按照“公平原則”通過稅收和財政支出進行“再分配”，以校正市場分配的“失誤”。但是，中國政府實施的再分配具有一個突出的特徵，那就是“錦上添花”。也就是説，受到市場優待的人將進一步受到政府的優待，而在第一次分配處於不利境地的人將再次受到政府的歧視，從政府再分配中受益最大的群體恰恰是高收入群體。財政部最近的一次統計顯示，中國政府的轉移支付比市場分配更加不平等。
非營利組織通過募集自願捐贈和資助活動實施第三次分配。這次分配依據的是“道德原則”。目前，在中國，第三次分配發揮的作用可以用“微不足道”來概括，但是它的確發揮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也就是説“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第四次分配也就是所謂的“灰色分配”和“黑色分配”，表現為各種犯罪活動，如盜竊、搶劫、偷稅漏稅、貪污和受賄等等。在中國，錢權交易、偷稅漏稅、公款吃喝、買官賣官的規模到底有多大，始終沒有一個合理的估計。但是，毫無疑問，它對社會公正和政府合法性的損害卻是最大的，其危害程度無論如何評價都不會過分。
“經濟增長”、“反貧困”、“反腐敗”同樣都是“硬道理”
在20年改革期間，儘管收入分配差距在迅速擴大，但絕對貧困發生率也在大幅度下降，而且低收入群體的平均收入水準也在大幅度提高。這是改革能夠獲得廣泛的社會支援社會，中國能夠維持社會和政治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進入90年代中期以後，不僅城市的貧困狀況在持續惡化，而且進一步緩解農村貧困也面對著越來越大的困難。如果按聯合國制定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貧困線衡量，那麼中國的貧困人口總量就將達到2億人上下的規模！即使按照中國自己制定的非常之低的貧困線來衡量，目前城鄉絕對貧困人口的總量也在1億人上下。面對如此龐大的絕對貧困人口，如何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緩解貧困，維護社會穩定，是即將進入21世紀的中國無法回避的重大問題！反貧困特別是消除絕對貧困，不僅可以有效地提高社會的整體福利水準，還可以有效地維護社會穩定。這是因為，反貧困為社會底層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因此必然會贏得他們對政府的支援，同時也給他們留條生路，使他們不至於挺而走險、揭竿而起。因此，對於今日中國來説，“反貧困”也是“硬道理”。
眾所週知，目前公眾對收入分配現狀極為不滿，而且這種不滿是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導火索之一。那麼，公眾不滿的到底是什麼呢？各種研究一致認為，公眾的不滿主要不是針對收入分配的結果，而是針對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貪污、受賄、偷稅漏稅、公款吃喝玩樂等非法收入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激起公眾不滿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説，非法收入造成的不平等對社會穩定的危害最大。由此可見，即使僅僅從“穩定”的需要出發，打擊“第四次分配”也是絕對必要的。所以説，“反腐敗”也是“硬道理”。
近期對策
近期目標就是實現福利社會的最低綱領——建立安全網。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採取財政手段和非財政手段並用的“雙管齊下”策略。所謂“財政手段”是指一般意義下的“轉移支付”，而“非財政手段”是指就業政策、産業政策以及區域政策。我認為從中國國情出發考慮，作為緩解不平等的近期措施，非財政手段也許比財政手段更為有效。
第一，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把“消除絕對貧困”和“建立安全網”作為近期目標。
關注財富分配不均問題，並不等於要搞平均主義，也不等於要在近期內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對於今日中國來説，現實主義的目標，不是縮小收入差距，也不是立即終止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而是首先致力於消除絕對貧困，建立一個低標準的、但卻具有高覆蓋率的“安全網”。這一“安全網”將為社會設立一個最低保障線，使那些最不幸的社會成員不至於落入無底深淵。目前，我們根本沒有能力造就一個“福利國家”，貝弗裏奇式的福利保障承諾既是遙遠的也是不必要的夢想，我們只能量力而行，為全體人民提供一個最低水準的社會保障——“安全網”。
第二，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促進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人口流動，遏制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是什麼造成了中國異乎尋常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是政策和制度！幾十年來，我們用一套嚴密的政策和制度牢牢地捆住了中國人的腳，有力地限制了人口流動，使“人往高處走”這一緩解空間差距的自然機制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致使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持續擴大。我個人認為，在短期內，想通過中央的財政轉移支付，增加對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投資，來縮小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是不現實的。實際上，打破人口流動壁壘，“解放中國人民的腳”，是控制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最有效的途徑。令人遺憾的是，目前的大趨勢卻是各大城市紛紛著手建立就業門檻，千方百計地把外來勞動力特別是來自農村的勞動力拒之門外。當然這種做法可以緩解各地的燃眉之急，但卻無法解決全國的長期問題，而只能使問題不斷積累、惡化。
與此相關的是城市化問題。在城市發展問題上，我們應該尊重工業經濟的發展規律，順其自然。什麼規模的城市能夠發展就放手讓什麼城市發展，既不要削足適履，也不要拔苗助長。中國目前的問題是特大型和大型城市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應儘快取消那些限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發展的不合理政策，全力支援中心城市發展，通過這些“增長極”和“增長軸”帶動區域經濟成長。當然，只有開放的城市化才能緩解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因此我要再一次強調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三，全力支援勞動密集型産業的發展，千方百計擴大就業機會。
工業化模式對收入分配狀況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響。由於工資收入要比資本收入更有利於分配平等化，所以採取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增長模式，使工資收入所佔份額上升，會改善收入分配狀態。郭婉容等人在總結台灣發展經驗是指出：“勞動密集型工業的迅速發展創造了就業機會，特別是為非熟練勞力提供了就業機會。工資收入佔總收入（包括工資收入和財産收入）的份額增加了。這是在60年代裏台灣得以實現迅速增長同時又改善收入分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通過強調勞動密集型生産來充分利用台灣巨大的人力資源，使台灣産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在推動增長的同時，改進收入分配狀況，而且使財政的再分配變得不太必要。其實，像中國這類國家，政府的徵稅能力是很弱的，而且有限的財政收入也很難落到弱勢群體頭上，因此産業政策反倒成了調節收入分配的最有效的工具。
第四，建立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全體公民提供最低水準的統一標準的公共服務。
政府必須儘快停止“錦上添花”式的再分配政策，關心弱勢群體，把扶持貧困人口、貧困地區和農村發展放在第一位，保證各地區人口享有統一標準的最低水準的基本公共服務，真正做到為窮人“雪中送炭”。在中國，落後地區不僅每人平均收入低，而且各項公共服務也最差。中央政府有義務保證向每個公民提供最低水準的統一標準的基本公共服務。基礎教育和衛生保健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務，既可以提高這些地區人民的生活品質，又可以提高勞動力的素質。研究證明，人力資本的投資是現代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只有當落後地區的勞動力身體健康且普遍受過基礎教育時，這些地區才有希望進入經濟增長的主流。從這個角度看，用轉移支付的方式為所有人提供受教育和醫療保健服務的均等機會，不應僅僅被看作是一種慈善行為，而應被看作是一種投資。這種投資不僅有利於貧困地區而且也有利於整個國家。
第五，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和各項優惠政策支援中西部地區社會經濟發展。
利用轉移支付改善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是實現對所有地區提供均等發展機會的第一步。在中國，落後地區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這些地區缺乏交通運輸設施、供電供水設施等等現代增長的先決條件。由於缺乏必要的基礎設施，在與發達地區競爭中，落後地區只能處於下風，因此改善基礎設施是落後地區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要幫助落後地區發展經濟，還必須設法將各种經濟活動吸引到這些地區去，促進生産要素向落後地區流動。改善基礎設施是吸引外來投資的一個條件，但是僅僅如此還不夠。外部投資不會因為落後地區基礎設施有所改善就自動流到這些地區去，因為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條件要好得多。因此，除了加大對落後地區基礎設施的投入以外，政府還必須通過各種優惠政策促使生産要素向有利於落後地區的方向流動。
長期策略
從長遠來看，中國應當大力發展民間組織，並通過政府、民間組織、企業、家庭和個人之間的有效合作，即通過建設“福利社會”構築高效率的“安全網”。
（作者單位：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
中國網 2001年03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