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批富翁拉動中國消費的時候，在廣大的城鄉，一些月收入不足兩百元的低收入者階層也不罕見。

    中國在收入分配差距上的逐漸拉大，成為正在出席此間“兩會”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關注的問題之一。他們呼籲建立一套更加合理的分配製度，防止收入分配上的“兩極分化”趨勢。

    朱鎔基總理在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裏，也將“農民和城鎮部分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收入差距拉大”作為當前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

    全國人大代表、國家稅務總局局長金人慶説，收入差距問題不解決，會影響社會穩定，特別是經濟發展。“沒有合理的分配，消費就很難上去。”

    調查顯示，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零點四五八，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零點四的警戒線，進入了分配不公平區間。在四川代表陶武先看來，當前社會成員間收入上的差距主要表現為：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及行業之間。他舉例説，位於西部的四川職工年每人平均收入不足六千元，但在東部沿海已達二萬元左右。

    據國家統計局二000年對中國四萬個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的調查顯示，佔總調查量百分之二十的高收入者擁有相當於百分之四十二點五的財富。近幾年，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增幅遠遠低於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儘管人們都注意到收入差距有擴大的趨勢，但沒有人願意再回到過去吃大鍋飯的年代。雖然那時中國人的收入差距不大，但物資極為緊缺，人們的生活水準普遍低下，勞動生産率也很低。二十多年來，中國城市每人平均收入增長了二點六倍，農民收入也提高了三點七倍。

    全國政協委員肖谷欣認為，造成分配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複雜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還不到位。

    中國政府並沒有回避這個問題。在“十五”計劃綱要裏，有關“增加居民收入，合理調節收入分配關係，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內容都出現在顯著位置。中國政府正在想方設法不斷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特別是低收入者的收入。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舉措包括：規範社會分配秩序，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督和管理；強化國家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完善個人所得稅法，開徵遺産稅；保護合法收入，整頓不合理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等等。

    一些代表也紛紛為這一問題開出良策：一是加強對貧困群體的直接救助與扶持力度，切實解決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在城鎮，應進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千方百計擴大就業，解決因失業等問題導致的貧困問題。三是注意特殊群體利益，避免貧困或利益受損問題過分集中于某些社會群體。

    “平均主義與收入差距擴大都是分配不公。”經濟學家蕭灼基委員認為，社會成員存在收入差距是正常的。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既要解決分配不公問題，更要打破平均主義，現在主要問題還是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只有解決好這兩個問題，才能在公平和效率優先間達到平衡。

    中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徵收辦法是八十年代初期制訂的，主要針對工資或某一主要收入所得進行徵稅。金人慶説，今後將考慮採取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方式徵收個人所得稅，對工資以外的其他收入要求個人申報，以完善個人所得稅的徵收辦法。

    另外，中國還將加大對個人所得稅徵收的執法力度，特別是加強對高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徵收管理，並加大個人所得稅單位代扣代繳力度。

    河南省常務副省長李成玉代表説，在進行分配體制改革時，既要體現勞動者的勞動價值，又不能把國有資産量化給個人，以此規範社會分配秩序，防止收入差距過分擴大。

    新華社 2001年0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