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幾位同胞，包括他的親兄弟，都非常精通希伯來語。他自己從小就全力攻讀中國文學，所以放棄了學希伯來語。他並不隱瞞，照猶太教高級神職人員的看法，由於他學習中文，他本人幾乎已不配算作希伯來的同胞了。
語言決定人的真正的歸屬
整整400年前，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利瑪竇從中國南方來到北京傳教。這位義大利人在京遇到一件趣事。據《利瑪竇中國札記》記載，一位赴京會考的猶太人聽説利瑪竇神父的名望，遂登門拜訪。來訪者出生於河南開封，他的整個外貌一點不像中國人，但他卻遇到了身份危機：
文化是思想、感受和行為的特定方式，它的傳播與保存取決於該文化的語言。放棄希伯來語就等於放棄希伯來文化。從文化而非種族的角度來看，那位猶太青年確實不能再算做猶太人了。開封猶太教堂裏的拉比們的顧慮不是杞人之憂。儘管世界各國的猶太人都有極強的民族凝聚力，開封的猶太青年卻為中國的科舉制度所吸引，他們放棄了母語，在中文裏安身立命。年深月久，當地的猶太群體消失在茫茫的中原人海之中，猶太文和猶太教也隨之徹底湮滅。
語言不是隨隨便便可棄可用的中性客觀的工具，它往往決定人的真正的歸屬。我們難以想像一位不會説日語的日本人、不會説英語的英國人或不會説法語的法國人。筆者年少時有一位白皮膚、藍眼睛的朋友，他母親是法國人，因而他有時也被稱為“法國人”。但是他不懂法文，中國社會成了他的母親，他的母語實際上是中文。70年代末他移民法國，後來他回國探親時無奈地説，由於語言習慣問題，法國人並不把他當作法蘭西同胞。
殖民地獨立後，殖民者的語言仍享有特權地位
既然語言規定了人們的歸屬，歷史上的征服者總是用自己的語言來再造被征服者的文化身份（征服者一旦採用被征服者的語言就逃脫不掉被同化的命運）。日本佔領台灣後立即推廣日語以進行“皇民化教育”。法國小説家都德的短篇小説《最後一課》以普法戰爭後劃歸戰勝方普魯士的阿爾薩斯為背景，普魯士規定阿爾薩斯的學校不許再教法文，於是小説中一堂法語課昇華為向祖國告別的儀式，頑皮的學童頓時痛感失去母語的悲哀。
19世紀上半葉，英國斥資在印度建立各式英語學堂，他們希望培養出一個印度本土的精英階層，該階層的成員長得像印度人，但卻有英國人的趣味、見解和道德。當時的英國史學家預言，有了這樣的印度人，即使將來印度獨立，它也將是一個由英國的價值觀、藝術和法律組建起來的“不朽的帝國”。
印度是否已成為“不朽的帝國”還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不容否認的，即英國人的英語教育在原殖民地大獲成功。殖民地紛紛獨立，然而殖民者的語言文化卻在這些國家保留了特殊地位。原殖民地中上層社會不少成員從小接受英語教育，或直接到英國一流的學校就學，他們中有的人成為作家後採納殖民者的話語來重讀重寫（甚至解構）自己民族的宗教和歷史。印度裔英國作家拉什迪在他的個別作品（如《撒旦詩篇》）中可能暴露了這一傾向。90年代中期，美國《時代》週刊一篇重頭文章《大英帝國的文學反擊》説，反殖民主義的浪潮過後，英語文化仍享有極大的影響力，英語已被那些母語並非英語的作家所樂用，拉什迪、索因卡、翁達傑和本 奧克裏等人都來自原殖民地，他們的作品大大豐富了當代英語文學。我們當然還關心這些國際知名作家出生國的讀者如何看待他們的成功。
失去母語的悲哀
失去或放棄母語（作為創作語言）的還有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一位中國學者在採訪他時他明確地表示自己一點不懂日文，他甚至不識自己名字的漢字寫法。既然如此，我們是不是可以受開封猶太拉比們的啟發，不再強調他的日裔背景？在石黑一雄的新作《當我們是孤兒的時候》裏，日本人的角色帶有臉譜的痕跡，寫得最成功的還是那位喜歡硬闖名流招待所的英國姑娘海明斯。
確實，在當今的英語世界，失去非英語的母語談不上有什麼悲哀。近二十幾年，美國幾位華裔女作家講述華人移民故事，頗得出版社青睞。她們的小説被選入具有“文化多元”特色的學生必讀書單，有人還把這些小説當成了解中國文化和民風民俗的窗口，不識中文的譚恩美竟被視為中國的百科全書。《喜福會》裏幾位年長的中國女性當年在大陸都有十分不幸的遭遇（尤其在婚姻上），正常的、有人情味的生活在中國幾乎是永恒的缺失。在譚恩美的新作《接骨師的女兒》裏，我們又看到故伎重演，慘絕人寰的故事總是推出來當中國傳統文化的特産。作者還隨意在作品里加一些美國讀者容易辨認的中國文化歷史調料（如甲骨文和北京猿人遺骨），並作好萊塢式的處理，其特點為媚俗的玄奧。假如中國的歷史記憶盡由這些失去母語者的作品來記載、反映，那又將是誰的悲哀？奇怪的是我們經常以為這類作品在海外的暢銷是光宗耀祖的，只要一説“華裔”或“黑頭髮、黃皮膚”就産生認同感。
又想到開封猶太拉比們將語言作為文化身份的保證。假如筆者多年前認識的不諳法語的“法國人”在出國前用中文寫一本關於法國社會生活的小説，法國人將作何反應？聳聳肩膀而已———不過中國人樂於消費的想像中的法國。
《環球時報》 2001年07月0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