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化環境大大不同於80年代。社會生活表面的多樣性，實現個人價值表面上的多種可能性，使大眾的心態遠離了詩歌的語言節奏。於是詩歌寫作變得像考古學一樣專業，終於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詩歌達到了世界水準。

    德國當代著名詩人思岑斯貝格的稿費標準是：一首詩，無論長短(他沒什麼太長的詩)，3000馬克，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這樣的稿費標準會讓中國詩人們羨慕不已。目前中國的詩歌稿費極低，即使但丁那樣的詩人，如果生活在當代中國，憑他的《神曲》，也只能一次性拿到6000馬克左右的稿費(如果拿版稅則另算)。《神曲》長14233行，中國的出版社將這個行數換算成43萬字，這是散字數的演算法。如果按一般雜誌15行等於1000字的演算法，那《神曲》應該約等於100萬字，稿費可以拿到13000馬克的樣子，約合6萬多人民幣，如果但丁不買房子，同時不吃不喝，這點兒錢夠他買輛小奧拓的！想到這兒，我好像忽然看見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開著個小奧拓在北京城裏東跑西顛……

    在目前的中國，詩人們不可能靠寫詩活命。他們也不可能靠朗誦來撈外快，因為沒有人願意掏錢專聽詩人朗誦。而在德國，詩人朗誦一次至少可以換到300馬克；在法國，詩人朗誦一次的收入大約是2000法郎；在加拿大，大約是500加元；在美國，不會少於300美元。這只是個大概的數，各朗誦會由於組織者不同而付給詩人的報酬異不同。瑞典詩人布魯諾K歐葉1998年來中國訪問時曾建議與中國詩人一起搞一次詩歌朗誦會，聽眾需買票入場，一張票賣200元。他的這一建議當即被在場的中國詩人擋了回去。原因很簡單，中國沒有這樣的土壤。在目前的中國，既然詩人們不可能靠寫詩活命，不可能靠朗誦掙錢，那麼他們能不能受到教育界的庇護？歐美的大學裏，存在著駐校詩人或駐校作家的制度，一個詩人，可以僅憑其詩歌創作獲選在某大學裏衣食不愁地生活上一年半載。但是在中國，一個詩人即使在大學裏執教，也不是出於他寫詩的原因。中國現在有一些合同製作家，但他們是歸作家協會管。作家協會雖然在各地設有創作基地，但能夠進入創作基地的人還是太少，而對那些自由寫作者，這類創作基地幾乎與他們無關。而且，即使你是一名作協會員，即使你有資格進入那些基地，你也不可能為你的某本詩集從國家那裏申請到一筆寫作基金。自然科學家、人文科學家，都能從國家那裏申請到錢，但你是詩人，你申請不到。因為明擺著，詩歌不是“科學”，不能“建設”國家。那麼詩人有沒有可能從一些私人的文化基金會申請到錢呢？對不起，中國沒有這樣的私人文化基金會。

    在這種情況下，你還好意思説咱們是生活在一個“詩國”嗎？小説家們，有可能將他們的作品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有可能在港臺出書(儘管不是所有的小説家都有這種機會，但你不能説他們沒有這樣的可能性)。美術界、電影界、音樂界的藝術家們慢慢學會了如何走向國際，如何從國外拿獎，如何從國外爭取到錢，如何把自己的作品賣給外國人；而那些無能打入國際市場的人至少有雄心在國內市場上佔一個份額。但詩人們無法做此夢想。就國際市場而言，他們的作品必須依據翻譯的仲介，而且西方也沒有那麼多讀詩的人，就國內市場而言，他們太精英或者他們太先鋒；如果他們既不精英也不先鋒，他們連不掏錢的聽眾也爭取不到，而那些掙錢的朗誦會肯定與當代寫作或當代寫作中最活躍的部分無關。

    那麼當代詩人如何活命呢？

    那種以為詩人們已經自絕於社會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那種以為詩人們命中註定要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的看法是非常愚蠢的。詩人是一些極聰明的人(別的行當中肯定也有人精，但我了解的情況有限)。一部分詩人始終抱住詩歌不放，肯定有其抱住不放的理由；另一些詩人從詩歌后退一步，發現了財富奔騰的大海、金錢閃耀的天空。實際上，詩歌界也是一個小社會：有走官道的，有走商道的。

    我有一個好主意，對於所有夢想著發財的人都有效：別小看詩歌。如果你想暴富，那麼從寫詩做起。在你認為自己已經算是詩人時從詩歌出走，你肯定能夠成功。據我所知，有些詩人靠開餐館發了家，有些詩人靠策劃出版發了家，至少有兩位詩人，把他們對詩歌的品味變成了對古董的品味。不到半年，立刻在古董市場上做大；還有至少三位詩人，所玩的行當更讓人心跳——房地産。這三位一個個財大氣粗，其中一位曾打算設立一項“李白詩歌獎”，獎金30萬元。他説要讓詩人過上好日子。此外，還有詩人在組織演出，還有詩人包下了某電視臺的某個頻道。你以為詩人全在喝西北風，錯了。有一位詩人，已經把他的公司開到了紐約、倫敦和東京。如果你覺得這些行當離詩歌寫作遠了點兒，那你也可以幹點兒離詩歌寫作近的事：寫歌詞、寫舞臺劇、寫電影劇本、寫電視連續劇。從寫詩轉到寫小説，甚至説不上是轉行。而如果你始終在寫詩，你就是一個英雄，你就將流芳百世，你就將贏得歷史的尊敬。

    《北京青年報》2001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