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出色的詩人，以詩人的身份能這樣隆重地受到人民的愛戴，這在我國歷史上不曾多見。中國人民以深厚親切的感情去懷念屈原，更重要的是他還是一位心繫人民的官員。司馬遷在《史記》中説他曾“為楚懷王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按説在這樣重要的領導崗位上，屈原只要俯首帖耳、畢恭畢敬，就有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了。然而，屈原卻不是那類趨炎附勢的等閒之輩，他以激越的詩篇和詩人的衝動，“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此直諫楚王，希望楚王在戰國七雄並峙的情況下，聯齊拒秦，保家衛國。這在當時既是一種愛國行動，也是反對強權的表現。但由於令尹子蘭、鄭袖一夥姦佞的讒言，致使屈原的忠諫得不到採納，結果是“王怒而疏屈平”。接著便有了“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屈原被疏的當時還以美好的願望期待著事情有一個好的結局，他“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複路兮，及行迷之未遠”，然而，屈原雖身居高位，但畢竟是一介書生。他太天真了，事情的結果較之預期要糟得多，他最後遭到了楚王的放逐。事到後來，本還是有藥可醫的，因為戰國時候很風行到別國去做官，孔子、孟子都曾僕僕風塵，想擇君而事。屈原在遭到放逐、顛沛流離的情況下，本來也是可以“擇君而事”，去別國做官的。當時，他最好的去處當然是齊國，他原來就主張聯齊，又曾奉命出使過齊國，齊國必然也會歡迎他，但他徬徨瞻顧，終於不肯離開國土，特別是當他看到國勢危急的時候寫道：“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他關懷百姓，把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看成一致，願以自己所有的一切貢獻給心愛的楚國，這種憂國憂民的熱烈情懷和嫉惡如仇的剛烈品格，終於演成了自絕汨羅的千古悲劇。
屈原人生的最後一幕，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得極為精彩：“屈原至於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他與漁夫的一席對話，更如黃鍾大呂，震撼千古：“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這些話，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屈原孤芳獨處、孤苦無援的心態，同時更表現了他高潔的形象和耿介的情操。１００年後，漢代的洛陽才子賈誼遭到與屈原相同的境遇，被貶降長沙王太傅後，望著煙波浩渺的江面，不禁有無限江山、人生如寄的感覺。在湘水之畔，他寫下了《吊屈原賦》。司馬遷被處腐刑之後，處逆境而不自棄，忍辱含垢，發憤著述，繼承了屈原“終剛強兮不可淩”的國殤精神，用行動吊祭過汨羅冤魂。宋朝蘇東坡所寫的《屈原廟賦》的主題更是哀嘆孤獨的個人面對社會壓力和人生必死的脆弱性，也是他流放後的理性思索。事實上，屈原並不孤獨，在他之後，單是湘水之濱就走過了賈誼、司馬遷、蘇東坡……
屈原是一個詩人，然而卻是一個為政治而活的詩人。《離騷》是一首抒情詩，然而卻是一 首政治的抒情詩，如果去掉其憂國憂民的政治實質，那麼無論在辭藻上模擬得怎樣生動和逼真，也會相去甚遠。屈原是一個官員，是一個憂國憂民的官員，是一個失意的官員，假使他一生仕途順暢；假使楚王能察納雅言，接受屈原的進諫；假使“聯齊拒秦”的設想成為現實，假使……假使……那麼屈原的一生就不會演出那麼悲壯的活劇，人民心中也就難以有今天的屈原，端午節也更是另當別論了。歷史的發展總會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自屈原以來，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無數因“學而優”而入仕的文人，光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就出了好幾位，但這些人往往不得善終，究其原因，蓋出在一個“諫”字上。作為讀書人，他們本來深諳“文死諫，武死戰”的結局，但是這些人仍不以史為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致使我國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社會悲劇疊起。這一現象，為我們提出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的問題。屈原的歷史存在、屈原的詩歌創作，深邃地透視出屈原之魂，屈原之魂深刻地影響了屈原以後中國各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屈原精神、屈原人格，典型而又真切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人精神的精髓。可以説，屈原是以他全部生命之火塑造了傳統文人精神悲劇的典型。他的存在價值，對於當前的官德建設、以德治國無疑是十分有益的。
屈原遠去了，但是他雖死猶生。仲夏的一場大雨過後，我看到曠野裏、河灘上，那五月艾鬱鬱蔥蔥地生長著，每一片葉子都那麼鮮嫩而壯碩，再有些時，它們就會被懸挂在各色家庭的門楣上。無論家是窮是富，是“朱門”抑或是“柴門”，五月艾都會耿直地挺立在那裏，散放著陣陣苦澀的清香。我似乎看到遼闊的江面上，生風的龍舟忽而鑽進波浪，忽而躍上波峰的生動場面，似乎聽到一個個划船的漢子們那拼盡全力的呼喊聲。
人，總會以不同的方式走向生命的盡頭。但是死後２０００多年，還能讓人寄託哀思並呼喊著尋找的在中國乃至世界能有幾個呢？
《中國文化報》2001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