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出色的詩人,以詩人的身份能這樣隆重地受到人民的愛戴,這在我國歷史上不曾多見。中國人民以深厚親切的感情去懷念屈原,更重要的是他還是一位心繫人民的官員。司馬遷在《史記》中説他曾“為楚懷王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按説在這樣重要的領導崗位上,屈原只要俯首帖耳、畢恭畢敬,就有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了。然而,屈原卻不是那類趨炎附勢的等閒之輩,他以激越的詩篇和詩人的衝動,“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此直諫楚王,希望楚王在戰國七雄並峙的情況下,聯齊拒秦,保家衛國。這在當時既是一種愛國行動,也是反對強權的表現。但由於令尹子蘭、鄭袖一夥姦佞的讒言,致使屈原的忠諫得不到採納,結果是“王怒而疏屈平”。接著便有了“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屈原被疏的當時還以美好的願望期待著事情有一個好的結局,他“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複路兮,及行迷之未遠”,然而,屈原雖身居高位,但畢竟是一介書生。他太天真了,事情的結果較之預期要糟得多,他最後遭到了楚王的放逐。事到後來,本還是有藥可醫的,因為戰國時候很風行到別國去做官,孔子、孟子都曾僕僕風塵,想擇君而事。屈原在遭到放逐、顛沛流離的情況下,本來也是可以“擇君而事”,去別國做官的。當時,他最好的去處當然是齊國,他原來就主張聯齊,又曾奉命出使過齊國,齊國必然也會歡迎他,但他徬徨瞻顧,終於不肯離開國土,特別是當他看到國勢危急的時候寫道:“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他關懷百姓,把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看成一致,願以自己所有的一切貢獻給心愛的楚國,這種憂國憂民的熱烈情懷和嫉惡如仇的剛烈品格,終於演成了自絕汨羅的千古悲劇。
屈原人生的最後一幕,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得極為精彩:“屈原至於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他與漁夫的一席對話,更如黃鍾大呂,震撼千古:“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這些話,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屈原孤芳獨處、孤苦無援的心態,同時更表現了他高潔的形象和耿介的情操。100年後,漢代的洛陽才子賈誼遭到與屈原相同的境遇,被貶降長沙王太傅後,望著煙波浩渺的江面,不禁有無限江山、人生如寄的感覺。在湘水之畔,他寫下了《吊屈原賦》。司馬遷被處腐刑之後,處逆境而不自棄,忍辱含垢,發憤著述,繼承了屈原“終剛強兮不可淩”的國殤精神,用行動吊祭過汨羅冤魂。宋朝蘇東坡所寫的《屈原廟賦》的主題更是哀嘆孤獨的個人面對社會壓力和人生必死的脆弱性,也是他流放後的理性思索。事實上,屈原並不孤獨,在他之後,單是湘水之濱就走過了賈誼、司馬遷、蘇東坡……
屈原是一個詩人,然而卻是一個為政治而活的詩人。《離騷》是一首抒情詩,然而卻是一 首政治的抒情詩,如果去掉其憂國憂民的政治實質,那麼無論在辭藻上模擬得怎樣生動和逼真,也會相去甚遠。屈原是一個官員,是一個憂國憂民的官員,是一個失意的官員,假使他一生仕途順暢;假使楚王能察納雅言,接受屈原的進諫;假使“聯齊拒秦”的設想成為現實,假使……假使……那麼屈原的一生就不會演出那麼悲壯的活劇,人民心中也就難以有今天的屈原,端午節也更是另當別論了。歷史的發展總會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自屈原以來,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無數因“學而優”而入仕的文人,光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就出了好幾位,但這些人往往不得善終,究其原因,蓋出在一個“諫”字上。作為讀書人,他們本來深諳“文死諫,武死戰”的結局,但是這些人仍不以史為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致使我國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悲劇疊起。這一現象,為我們提出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的問題。屈原的歷史存在、屈原的詩歌創作,深邃地透視出屈原之魂,屈原之魂深刻地影響了屈原以後中國各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屈原精神、屈原人格,典型而又真切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人精神的精髓。可以説,屈原是以他全部生命之火塑造了傳統文人精神悲劇的典型。他的存在價值,對於當前的官德建設、以德治國無疑是十分有益的。
屈原遠去了,但是他雖死猶生。仲夏的一場大雨過後,我看到曠野裏、河灘上,那五月艾鬱鬱蔥蔥地生長著,每一片葉子都那麼鮮嫩而壯碩,再有些時,它們就會被懸挂在各色家庭的門楣上。無論家是窮是富,是“朱門”抑或是“柴門”,五月艾都會耿直地挺立在那裏,散放著陣陣苦澀的清香。我似乎看到遼闊的江面上,生風的龍舟忽而鑽進波浪,忽而躍上波峰的生動場面,似乎聽到一個個划船的漢子們那拼盡全力的呼喊聲。
人,總會以不同的方式走向生命的盡頭。但是死後2000多年,還能讓人寄託哀思並呼喊著尋找的在中國乃至世界能有幾個呢?
《中國文化報》2001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