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即將召開，這將為中國今後的道路提出綱領性的指導思想，將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時刻。為使讀者更深刻地了解這次大會的重大意義，本報特與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作，請十六位中青年學者為百姓撰寫十六份中國國情報告。在這些報告中，學者們將簡約地對近十年來中國社會在十六個領域中深層次的、結構性的、鼓舞人心的並對未來會産生深遠影響的變化給予闡述和解釋，同時不回避改革深入所帶來的新問題。

    我們的國家走到了哪一步？我們的社會結構上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對個人來説有哪些影響？我們生活在什麼樣的主客觀環境中？我們現在和未來將會遇到哪些機遇和難題——在速變的世界中，深入地了解我們的國情，才能了解變化的實質，辨認行進的方向，把握未來的先機。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上了騰飛之路。1978～2000年中國GDP年均增長9.5%，這個速度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的3倍，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中國已成為世界第六經濟大國。對於中國老百姓來説，感受最深的是中國告別了短缺時代。從百姓憑票排隊購物，到商家要靠打折促銷，生活發生了深刻變化。生産力的極大提高使得中國産品行銷全球，“中國製造”在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隨處可見，成為生活所必需。龐大的快速增長的經濟規模和豐富的物美價廉的産品，充分體現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同時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機遇。

    北京青年報、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聯合發佈

    中國企業家聲音越來越響

    2002年5月9日本報記者湯正宇自香港報道　“和前兩次財富論壇相比，中國企業家的聲音如今是越來越響亮了”。昨天下午，剛剛參加完本次財富論壇圓桌會議的北京時代珠峰科技公司董事長王峻濤這樣對記者表示。

    下午2點剛過，一場中外産業界人士之間的腦力激蕩就在香港會展中心內展開，本次財富論壇正式開幕前的首場圓桌會議正在這裡舉行。本場圓桌會議的主題是“中國加入WTO後的科技發展”，歷時約3個小時。國家資訊産業部部長吳基傳就此主題提出的觀點是，代表高科技産業走勢的納斯達克指數從5000多點跌到目前的2000多點屬於正常現象，中國在IT基礎設施方面極具投資和發展潛力，資訊産業部希望外資加大對中國這方面的投資，與中國共同跨越資訊時代的數字鴻溝。

    接著，聯想集團柳傳志、新浪公司王志東、搜狐公司張朝陽、網通公司田溯寧、時代珠峰公司王峻濤、遠大空調張躍等國內企業家根據各自的經驗，向參加圓桌會議的諾基亞公司總裁奧里拉等外國企業巨頭介紹了科技産業在中國的發展和前景。新浪公司王志東認為，雖然全球經濟出現放緩的跡象，但從科技産業的發展勢頭來看，中國經濟仍然能保持令世人驚嘆的高速度。這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投資環境正在不斷改善，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加入WTO後，中國科技産業的發展不僅不會放慢，反而會呈現出加速度狀態。

    面對WTO，出席圓桌會議的中國企業家們沒有任何擔憂。聯想集團柳傳志表示，從PC行業來説，聯想實際上早在8年前就已經進入WTO。而王志東則認為，中國網際網路也早在兩年前就跨進了WTO的門檻。加入WTO的惟一好處，是市場這張餅只會越做越大。

    與會的外國企業巨頭也深深為加入WTO後的中國科技産業發展前景所吸引。在親歷了這場具有震撼力的腦力激蕩之後，諾基亞公司總裁奧里拉得出的結論是，WTO將使中國市場的潛力越發凸現，諾基亞的惟一策略是加大對中國的投資。

    與報告撰寫人對話：中國經濟未來潛力有多大

    關鍵詞

    ■金融危機

    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金融市場的運作發生秩序混亂，致使該國金融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和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干預能力無法使其迅速有效地恢復至良序運作的狀態。當金融危機在一國出現時，該國貨幣兌外幣（一般對美元而言）急劇貶值，有價證券發行量大幅度減少、國內資本大量外流、金融機構相繼倒閉。

    ■可持續發展

    可從以下幾方面理解：從自然屬性，指保護和加強自然環境系統的生存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從經濟屬性，指在保持自然資源的品質的前提下，使經濟發展的凈利益達到最大；從科技屬性，是指建立極少産生廢物和污染的生産和技術支撐體制，盡可能減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消耗。

    ■新經濟

    筆者以為所謂新經濟的構成要素是：第一，以技術為主要推動力，特別是電腦網路技術，在技術層面組織和整合其他技術構成了強大的經濟發展動力；第二，以人的智慧（思想、主意和決斷能力）統領技術；第三，以和諧的關係整合企業內外的人和社會的力量。

    ■反壟斷

    存在壟斷時，不但産品價格高於最低平均成本，而且廠商為了形成産品差別，在提高産品品質、進行廣告促銷等方面有著額外支出，使産品成本上升，造成資源的浪費。所以為了使經濟領域裏確立公平與效率的原則，必須以法律的形式反壟斷。

    ■積極的財政政策

    財政直接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並對集中起來的國民收入在全社會範圍內進行再分配。所謂的積極財政，就是在適當的貨幣政策的配合下，通過擴大固定資産投資，適當降低稅收等政策，增加向低收入居民的轉移支付，目的在於拉動內需，促進經濟持續增長。

    ■知識經濟

    知識經濟是和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它是以知識、資訊為基礎的經濟。知識經濟在生産中以高技術産業為支柱，高科技不是傳統工業技術的簡單創新，它主要是指：資訊科學技術、生命科學技術、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科學技術、新材料科學技術、空間科學技術、海洋科學技術、有益於環境的高新技術和管理科學（軟科學）技術。

    ■泡沫經濟

    泡沫經濟是指一種或一系列資産在經歷一個連續的漲價過程後，其市場價格遠遠高於實際價值的經濟現象。在泡沫經濟的形成過程中，開始的價格上升會使人們産生還要漲價的預期，於是又吸引了新的買主，最後社會資産所表現的賬面價值高於其實際價值。“泡沫經濟”一般通過股票市場和房地産市場得以直觀地反映。

    ■全球化

    當今世界格局正經歷著複雜的運動，正朝著建立巨大實體的方向發展。而在建立實體的親和關係中，經濟所起的作用往往比政治和意識形態重要得多。這是因為市場經濟要求實行法治以及在政治生活和國家關係中奉行道德準則。我們正處於“全球化”演變的初期，這一演變最終將導致全球政治、經濟和社會格局的徹底重組。

    ■尋租

    一切利用行政權力大發橫財的活動都可以稱為尋租活動。它利用各種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獲得擁有租金的特權；它不增加任何新産品或新財富；它使資源配置扭曲，是資源無效配置的一個根源；它導致政府部門及官員爭權奪利，影響政府聲譽，增加廉政成本；它妨礙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降低行政運轉速度，甚至危及政權。

    ■買方市場

    是指某種商品或服務供大於求時，商品或服務的價格由買方決定，也就是消費者主權得到充分的體現。在買方市場情況下，消費者有權在同類商品中選擇最符合自身偏好的商品，這種行為存在的客觀前提是，市場上商品供給的數量與種類足夠豐富，而且一般不存在著壟斷現象。

    ■按購買力平價來算的話，我們在2015年就超過美國了

    記者：看了您報告裏寫到的中美經濟的差距，用每人平均GDP來衡量是很大的，比如1999年中國是美國的2.5%，這種差距是非常大的。但是現在許多去過美國的人都會説，似乎感覺不到這麼大的差距。例如一位在美國的中國博士後，他一個月收入3000美元，但是房租就得900美元，吃飯也很貴。好像這3000美元和北京的3000元人民幣差不多。您能通俗地解釋一下這種現象嗎？

    李平：這個測算主要依據的指標是現行的匯率。首先確定我們現行的匯率，那麼就是按八點幾的匯率來測算的。現在各種測算的結果是不一樣的，主要是採取的指標不一樣。

    有一個國外的學者麥迪遜，他比較中美經濟的差別是按購買力平價測算的，就是你説的，一美元在美國能買到什麼，在中國能買到什麼。比如説，在美國一美元買一瓶啤酒，那麼在中國可能是兩塊錢一瓶啤酒，那麼這樣一折合以後，可能一美元就等於兩塊錢。從購買力平價這個角度來講，好多學者做得也都不一樣，比如有的説美元和人民幣比值是5，有的説是4，有的説是2.5，整個的測算結果都是不一樣的，因為隨機性還是比較大的。那麼按他這個購買力平價來算的話，我們在2015年就超過美國了。

    記者：一般人想，我換的時候是8塊人民幣換一個美元，但是我買東西的時候，為什麼在中國八塊能買很多東西，在美國就買不到那麼多東西，您給解釋一下這個矛盾關係？

    李平：購買力平價和匯率是沒有關係的。匯率跟它的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有關係。中國可以説是一種半浮動的匯率，是受到國家控制的。而什麼東西貴，什麼東西便宜，這和當地的生産力水準有關係。你比如中國人生産一個紙杯，它是一個手工活，因為勞動力比較便宜，生産的成本就很低，到美國可能就很貴，但是一個技術含量比較高的機械産品在中國可能就很貴，到美國可能就很便宜。

    ■東莞是這樣的，他把機器拿來以後，拆了，交流交流，反過來再推導過去，就學過來了

    記者：現在我們總是講到後發優勢，比如説美國經濟先發展起來了，但是它付出的成本比較多。我們可以少付出成本。您認為這種優勢具體而言有些什麼？

    李平：後發優勢是什麼，就是你開發出來的産品，我很快能夠通過學習生産出來，不用付出在開發過程當中所投入的研發成本。我們國家許多地方的企業，例如東莞，都是這樣的，他把機器拿來以後，拆了，交流交流，反過來再推導過去，就學過來了。

    同時從體制上來講，從所走過的道路來講，也是這樣，你發達國家在走的過程當中，要付出很多代價，要不斷地去嘗試，總結，最後發現這樣一種方式發展速度更快，這樣一種體制更好，那麼我們現在就可以模倣這種體制。這就是後發優勢，中國要想趕超，必須要利用好後發優勢才能跨越。

    記者：像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他們都是利用了後發優勢嗎？

    李平：對，發展中國家其實走的都是一條趕超的道路。我們在戰略上也是一種趕超的道路，這種趕超本身就需要你發揮後發優勢。但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它整個的思維模式已經有了很好的發展。尤其是二戰以後，美國佔領了日本以後，推行一些改革，體制上的改革。日本的體制可以説進行了一個根本的變化。

    ■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但是中國文化又缺少發達國家那種通過大機器社會進行的分工嚴明、專業化的訓練

    記者：日本以及四小龍奉行的應該是儒家文化。這種東西我們曾經大力討伐過，認為它有礙于前進。那麼現在看來，儒家文化對中國發展經濟有利呢還是有害？

    李平：這個東西講起來非常複雜。大家都在説，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因為中國文化是一種儒家文化。它不像西方國家那種刻板的教條式的文化。工業社會其實就是一個機械社會，它有嚴格的規則，非常專業化。但是現在我們走到知識經濟這個時代，從工業社會走到資訊社會，尤其是你看矽谷，組織結構、運作的模式，都在發生變化。這是一種大融合。所以大家都説，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就是説，我們的文化有它很多的先進性。但是中國文化又缺少在發達國家那種通過大機器社會進行的分工嚴明、專業化的訓練。中國人缺少這樣一種傳統。

    ■上海現在每人平均GDP達到近3000美元了，國際化程度非常高，城市化率也非常高，人們的購買力也非常旺盛，城市也很清潔等等，可能它就是一個現代化的城市

    記者：説到上海和北京，我想再問一次，這兩個城市和發達國家的經濟水準是不是已經差不多了，就像許多人感覺到的那樣？

    李平：評價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水準，其實方式非常多，而且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之間的觀點都是不同的，很難定論。所以最後就出來一個大家現在公認的那個叫英格爾斯的標準，10項標準。那個標準有他很大的缺陷，因為它是在70年代做出來的，那個時候像資訊化這些東西都沒有。

    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它把這些所有的指標看成同等重要來進行測算，就是匯總平均，可能就誤導了這種評價。比如上海現在每人平均GDP達到近3000美元了，你到上海和到其他國家的大城市感覺可能是一致的，國際化程度非常高，城市化率也非常高，人的購買力也非常旺盛，城市的清潔度也很高等等，可能它就是一個現代化的城市。

    記者：那麼有沒有什麼區別呢？

    李平：我自己感覺對於國家你來制定一個現代化指標是有意義的，作為一個城市也用這個來套用可能會有些不相符的地方。你比如像東莞這樣一個城市，它的流動人口比它的常住人口要大得多，那麼算每人平均GDP的時候，你只算它的常住人口。你怎麼來衡量？所以對於一個城市來講，我覺得只是一種探討，不能把它看得太重。

    記者：您説説中國經濟的發展將來還有多大的潛力？

    李平：我們有一個龐大的市場，中國12億人口占世界20%。這個龐大的潛在市場是誰都必須重視的。同時中國現在的每人平均GDP水準還很低，你看我們的GDP水準只是剛剛跨進下中等的收入。我當時算了一下，中國每人平均GDP排在世界第140位，是世界中等收入水準的40%，只佔世界平均水準的16%，這個水準之低代表著你的發展程度不夠，同時，反過來講，它又是一個很大的發展潛力。我們看到，不管是金融危機，還是“911”之後，中國很穩定。

    記者：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不是也有一個時間，像日本，它是40年，亞洲四小龍也是40年，中國會不會也這樣？

    李平：經濟增長是和工業化過程聯繫在一起的。工業化首先是起步階段，然後進入起飛階段，從起飛階段到成熟階段是一個快速發展期，你得跨入這個坎兒，跨入以後就快速成長了。到成熟階段，工業化後期，這個速度就慢下來了。

    ■中國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國際市場，那快速發展的階段可能會延長一些

    記者：我們國家的快速發展大約還會有多少年？

    李平：原來測算的時候，是在2030年之前，起碼能保持在7%。現在看來保持在六點幾應該沒問題。這跟一個國家的國際貿易有關係，跟你的産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有關係。你看日本為什麼那麼長時間能快速發展，就是它的發展過程不僅僅是他本國的一個過程，也是它在全世界的一個過程。要是光靠它本國的消費能力，發展早就受到限制了，第三産業馬上就沒有發展的能力了，所以有一個龐大的國際市場帶動著整個日本的工業，日本的經濟因此長期高速發展。中國也是，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國際市場，提高自己的生産力，那快速發展的階段可能會延長一些。

    記者：現在看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將來可能會受到什麼條件的限制，例如資源？

    李平：現在看來，我們産品的物耗是越來越少，你像我們原來出口原材料，煤、石油、鋼材，純粹是資源密集型的一些産品。我們現在不宣傳這些東西了，我們現在都是做精密的機械、軟體等等，資源現在已經不是一個主要的限制。

    記者：我的意思是説，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不是現在什麼東西都不用改，就照現在這樣發展下去就可以了，還是需要某種東西進行改變？

    李平：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體制，我們現在看，很多東西歸結到一點是體制問題。你比如説，我們現在研究如何競爭製造業。因為國外正在講，中國已經是一個世界加工廠，下一個時代就是中國製造的時代，因為我們很多産品的出口，在國際上已經佔據了很大的份額，我們的很多産品（主要是工農業産品）已經是在世界上位列第一，第二。不僅僅是這些，包括電腦資訊業，你到東莞去，主機板、滑鼠，所有的電腦元器件，95%以上在那兒都能找得到，所有的大型跨國公司的電腦巨商都是在那兒開工的，它已經成了一個製造基地。

    但是我們和當時的世界製造中心，日本、南韓等這些製造中心不一樣在哪兒呢？這些核心技術不是我們的，我們沒有核心技術，技術是人家的，設備是人家的，整個的行銷渠道、市場也是人家的。你提供了什麼？是廉價的場地、廉價的勞動力。這是你承接過來的，你自己原來本民族的這些工業，技術水準很差，市場性能也很差，那麼為什麼出現這樣一種狀況呢？關鍵是，我們的國有企業，我們的大型企業沒有技術。不是説我們的技術一直就是這麼落後，我們原來的龐大的製造業的技術水準很高，是因為你自己企業沒有創新能力，不能把這種技術物化成産品，所以使得我們沒有核心技術，機器設備全是引進，自己的技術放到一邊了。所以我們現在的中國製造和當時的日本製造和美國製造不是一個概念，體制的原因是根本的。

    記者：但是中國的民營企業，不會沒有那種動力吧？

    李平：對，是這樣的。所以工業化是一個過程，不是一步。我們現在國有企業控制的龐大資産，凈資産是三萬個億，哪兒有這麼大的民營資本？這是第一。

    再一個我們的民營企業也沒有這樣的管理能力，企業成長是一個過程，不是有了資本，它就一下能夠做好這個企業。所以我們的民營企業的成長需要過程，要給它時間。（田利平）

    《北京青年報》 2002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