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一：科技發展有了制度保障

    世界上恐怕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的領導人那樣對於科學技術的重要性有著如此鮮明的認識和強烈的關注，也沒有哪個國家的領導人像中國的領導人那樣對於科學技術發展寄予了如此的厚望。

    儘管如此，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並沒有一項科學技術基本法。只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政府才陸續頒布實施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學技術相關立法，並且在20世紀90年代大大加快了科技立法的步伐。

    其中，1993年7月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堪稱中國的科學技術基本法，它比較全面地規定了中國科技發展的目標、作用、資金來源、科技獎勵制度等，是指導中國今後相當長時間科學技術發展的基本法典，從而使科學技術活動在中國納入了法制化的軌道。

    在隨後的幾年中，無論是中央政府的財政科技撥款，還是全國的科技經費籌集額與實際支出額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長。

    1993年，中央政府的財政科技撥款225.61億人民幣，1999年增加到543.9億元人民幣，同期中國的科技經費籌集額和實際支出額也分別從675.5億元人民幣和622.8億元人民幣分別增加到1460.6億元人民幣和1284.9億元人民幣，均翻了一番以上。

    全國的R&D（研究開發）經費從1995年的348.69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678.9億元人民幣，其佔GDP（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也從0.6%增加到0.83%。

    雖然這個比例低於美日等主要發達國家以及南韓和印度等國的水準，但按R&D支出規模計算，中國研究開發支出為印度的兩倍以上，接近俄羅斯的兩倍，略低於南韓的研究開發支出規模。研究開發人員每人平均研究開發經費從1995年的4.64萬元增加到1999年的8.26萬元，持續增加的科學技術支出為中國科技活動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保障。2000年，全社會 R&D經費總支出實現歷史性突破，佔當年國內生産總值的1%，位居發展中國家前列。

    焦點二：科技人力資源爆炸性增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時，全國只有700余名科技人員，但到1960年即增加到6.2萬人，1966年更迅速增加到29.2萬人。此後10年，中國的科技人才培養陷入了停滯狀態，科技人力資源基本上處於維持或者萎縮之中。

    1978年以後，中國科技人力資源出現了爆炸性的增長，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尤其如此。以2000年為例，中國共有各種普通高等學校1041所，畢業大學生94.9萬人，研究生30.1萬人，其中理工農醫類畢業生57.2萬人。中國科技人員人數從1978年的50.6萬人猛增到1985年的129萬人和1995年的250萬人，1997年又進一步增加到275萬人，1999年為291萬人，其中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從1991年的132萬人增加到1995年的155萬人和1999年的159萬人。

    按平均每萬名職工擁有的專業技術人員數來計算，中國在1985年時只有869.5人，1990年增加到1044.7人，1995年增加到1746.6人，2000年進一步增加到2748.3人。

    不僅如此，大批青年才俊還跨出國門，到國外學習西方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有資料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後有40余萬名青年學生遠涉重洋，到歐美發達國家留學進修，其中有10余萬人先後歸國，成為中國各科技領域的骨幹。

    在他們當中，有以自己的鮮血進行人工血微血栓形成與抑制試驗的修瑞娟博士，有在1984年5月培育成世界上第一隻試管羔羊——“中日”的旭日幹博士以及獲得諸多國際獎項的北京大學副校長陳章良教授等。改革開放以來20年的留學人員派遣規模和強度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就是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前所未有的。

    據統計，在中國工程院的院士中，近十幾年回國的留學人員佔到50%以上；在經過專家的嚴格評審躋身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計劃”的人選中，有2/3以上是近幾年學成回國的留學人員；在參與國家人事部等七部委的“百千萬人才工程”、團中央的“中國青年科學家獎”、中科院的“百人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優秀中青年專項人才基金”、國家科技部的國家重大科技攻關項目、“863計劃”等工程和計劃的人員中，近年來學成回國的人員均佔到這些工程、項目和計劃人數半數以上的比例。

    2001年，國有單位的各類專業技術人員為3053.3萬人，平均每萬名從業人員中有專業技術人員2734人；科技活動人員317萬人，每百名科技活動人員中科學家和工程師的人數增加到66人，科技人員隊伍的結構進一步優化。

    焦點三：獎勵帶來精神動力

    中國政府早在1955年就發佈了《中國科學院科學獎金的暫行條例》，對重大科技成果進行獎勵。根據198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獎勵條例 》，中國政府又設立了科學技術進步獎，並成立了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工作辦公室，標誌著我國科技獎勵體系基本完成。

    199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又明確規定：“國家建立科學技術獎勵制度，對於在科學技術進步活動中做出重要貢獻的公民、組織，給予獎勵”；1994年，中國政府又設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

    1999年5月，國務院又發佈實施《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規定在國務院下設立：（一）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二）國家自然科學獎；（三）國家技術發明獎；（四）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五個獎級，並規定了具體的評獎條件、評獎程式和頒獎辦法等。

    根據這一條例，2001年2月19日，中國政府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了全國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萬人景慕的目光下和如雷般的掌聲中，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親自向2000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獲得者吳文俊、袁隆平兩教授頒發榮譽證書和獎金。

    根據有關資料，僅1979年至1999年，國家即獎勵科技成果12582項，其中自然科學獎632項，技術發明獎2973項，國家科技進步獎8977項，先後有6萬多科技工作者獲得了國家科技獎勵，20名外國公民獲得了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

    除了一些政府獎項以外，地方政府與民間機構也設立了單獨的科學技術獎項。1992年，珠海市政府以百萬元人民幣重獎科技人員，成為當年中國科技界十大新聞之一。最近幾年中國科技界非常關注的何梁何利科學技術獎、長江學者計劃等莫不如此。

    這些科技獎項的突出特點就是針對直接從事科學技術研究活動的個人而不是單位或者是機構提供的科技獎勵，因而有助於激發科學家本人的從事科學技術發明創造活動的積極性，從而極大地增進科學技術知識的産生和供應。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種科技獎勵制度所産生的效果不僅僅有利於某一個民族和國家，而且有利於整個人類的科學技術知識供應和積累。

    焦點四：攻關計劃由跟蹤改為超越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一直是通過各種各樣的科學技術計劃來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其中，由鄧小平同志親自批准實施的863計劃是中國的第一個高技術研究計劃，全稱為《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旨在根據“有限目標，突出重點”和“瞄準前沿，目標驅動”的原則，組織科技力量在航太、鐳射、生物、資訊、自動化、能源和新材料（軍口兩個，民口五個）七個重要領域跟蹤世界先進水準，縮小我國同先進國家在這些方面的差距，並力爭有所突破。

    有資料表明，從1987年到2000年，中國政府用於863計劃的經費投入從125億元人民幣增加到787.51億元人民幣，累計投入經費總額達到5124.91億元人民幣。到1998年，863計劃所涵蓋的七大技術領域中所選定的2800多個課題，已有1398項（佔49%）完成並取得了成果鑒定。其中，550項達到了國際先進水準；495項已進入應用領域，133項已轉化為産品。最近，一位科技部負責人宣佈，我國高技術發展計劃“863計劃”的宗旨已經從過去的“跟蹤”改為“超越”，而863計劃的管理體制也發生了變化，專家委員會替代了過去的首席科學家。

    攻關計劃是20世紀中國最大的科研計劃，1982年開始實施。其宗旨是面向國民經濟建設主戰場、解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帶有方向性、關鍵性和綜合性問題的科技計劃，也是中國國家科技計劃中累計投資最大、投入人員最多、在國民經濟中影響最大的科技計劃，有全國上千個科研院所數萬名科研工作者共同參加。

    僅在九五期間，國家科技攻關計劃就在農業、電子資訊、能源、交通、材料、資源勘探、環境保護、醫療衛生等領域安排了251個項目，5100多個專題。中央財政支援53億元，地方配套資金176億元。組織1000多個科研院所、700多個大學5400多個專業的7萬多名科技人員參與其中，共取得成果兩萬多項，國內外專利1300多項，建立了4500多個試驗示範基地，培養了具有生産經驗和研究開發能力的人才近２萬人，累計創造綜合經濟效益4300多億元人民幣，直接經濟效益950多億元。

    火炬計劃是中國最重要的高技術産業計劃，于1988年8月啟動。該計劃作為國家指導性計劃內容包括組織實施一大批具有先進技術水準和國內外市場及經濟效益好的高技術産品開發項目；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一批高技術産業開發區；探索適應高技術産業發展的管理體制和運作機制。計劃項目重點包括新型材料、生物技術、電子資訊、技術機電一體化及新能源與節能技術等新技術領域。

    到1998年底，中國火炬計劃共組織實施了國家級項目3536項，地方項目9036項，由於這些項目以銀行貸款和自籌款項作為資金來源，完全按市場經濟的方式來實施，因而對國家經濟的貢獻尤大。據統計，僅1998年一年，火炬項目實現産值就達1256億元，利稅達212億元，出口創匯達17.7億美元，為創立我國民族高技術産業立下了汗馬功勞。

    焦點五：“市場”成為科技發展的關鍵

    為進一步推動開髮型科研機構進入市場，經國務院批准，科技部、國家經貿委等12部委局于1999年2月聯合發佈《關於國家經貿委管理的10 個國家局所屬科研機構管理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決定對10個國家局所屬的242個科研機構實施管理體制改革，具體方式可以自主選擇，包括轉變成科研型企業、整體或部分進入企業和轉為技術服務與仲介機構等。經國家批准繼續保留事業單位性質的少數科研機構，也要引進科技型企業運作機制。

    到2000年年底，242家科研院所的轉制工作已經完成，有131個院所進入企業(集團)；40個院所轉為科技類企業，實行園地化管理；18個院所保留事業單位性質，轉制為仲介機構；24個院所併入學校、化轉其他部門或撤並；12個(涉及29個院所)轉為中央直屬大型科技企業。10個産業部門所屬242個科研機構整體轉制。這是我國科研院所體制改革的一項重大舉措。2000年，又有國務院11個部委管理的134個技術開發類科研機構完成企業化轉制。

    與此同時，全國2000多家應用型地方科研機構也在2000年年底前完成了向企業化轉制工作。在推進技術開發類科研機構向企業化轉制的同時，公益類科研機構的改革也在2001年拉開帷幕，涉及36萬人的社會公益類科研機構分類改革工作逐步展開，首批4個部門102個科研機構的改革工作已在進行中。在這個過程中，一批研究院不僅順利完成轉制，而且還在此基礎上涌現出一大批科字頭的上市公司，知識和資本結合得愈加緊密。名片換了，稱呼改了，所長變成了董事長或者總經理，“市場”成為決定科技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專家們認為，以中央直屬242個科研院所全部實現企業化轉制為標誌，中國科技體制改革已經進入到一個從微觀到宏觀、從機制改革到結構調整、從封閉運作到開放重組的新階段。

    焦點六：航太工程保障國家安全

    中國有著漫長的海岸線，陸地上與12個國家接壤。在近代中國歷史上，中國人民飽受恥辱，有著太多痛苦的回憶——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甲午海戰、日本侵華等等。因此，強大的國防，對於中國人民有著更為深刻而直接的含義，安全成為中國人民的最大訴求，而強大的國防只能建立在發達的科學技術的基礎之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20多年裏，由於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國防需要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主要動力。為此，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投入了相當的人力物力發展國防科學技術，並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在火箭方面，目前中國的長征火箭家族已經發展為9種型號的火箭系列，可以覆蓋低軌道、中高軌道和高軌道等太空軌道，運載能力從1.5噸到9.2噸，其中低軌道最高運載能力高達9.2噸，高軌道運載能力最高達到5噸。長征系列火箭標誌著中國航太技術具有堅實的基礎，基本上具備了發射世界上不同軌道、不同重量衛星的能力，是世界航太發射市場上具有較高知名度和信譽度的高技術産品。

    在人造衛星方面，中國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繼1970年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之後，中國又在1972年發射了第二顆科學實驗衛星，1975年11月16日發射了第一顆返回式遙感衛星，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掌握了衛星回收技術的國家。從1970年到1998年，中國已經成功地發射了科學實驗衛星、通信衛星和氣象衛星三大系列50多顆各種軌道衛星，而且掌握了技術複雜的衛星回收技術和地球同步衛星控制技術。繼著名的兩彈一星之後，目前中國已經擁有50多顆在軌衛星，並且掌握了複雜的衛星回收技術和地球同步衛星技術。

    在載人航太方面，中國科學家的突出成就同樣令世人為之矚目。載人航太工程包括航太員、飛船應用、載人飛船、運載火箭、航太發射場、著陸場和航太測控與通信七大系統，涉及的學科領域廣泛，技術含量密集。中國于1992年開始實施載人航太工程，全國3000多家單位數以萬計的工作人員先後參與研製、建設和實驗。十年來，工程技術人員繼承併發揚中國日益成熟的航太技術，探索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載人航太發展之路，突破了一大批具有自主智慧財産權的核心技術，提升了資訊、材料、能源等新興學科的整體水準，完善了先進性與實用性兼備的載人航太工程設施，培養了一支以青年科學家為主的人才隊伍。

    2000年，中國先後兩次成功地發射了神舟一號和二號宇宙飛船，在世界上僅次於美俄之後。2002年3月25日，中國又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了“神舟”三號宇宙飛船，並且獲得了圓滿成功。“神舟”三號飛船的成功發射和返回，表明我國載人航太工程技術日臻成熟，為最終實現載人飛行打下了堅實基礎；同時也表明我國利用飛船開展空間科學研究和空間資源開發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對促進我國科學技術發展和國民經濟建設有著重要的意義。據專家介紹，“神舟”三號無人飛船已經完全符合載人航太的要求。

    焦點七：基因工程也有中國人的貢獻

    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被譽為生命“登月計劃”，是從1990年開始啟動的，由美、英、日、德、法五國科學家共同參與。該計劃最實質性的核心內容是DNA序列圖的構建，即分析人類基因組的DNA分子組成（核苷酸或鹼基序列），從而為建立基因組規模的基因鑒定技術奠定基礎。1999年，中國作為唯一的發展中國家加入這一計劃，負責測定人類基因組全部序列的1%。坐落在北京順義空港工業園B區的中科院遺傳所人類基因組中心承擔了主要測序任務。

    在短短兩年的時間裏，中國科學家由零起步，高效率、高品質地完成了承擔的測序任務。這一成就讓全世界為之矚目。作為人類基因組計劃1%項目的主要完成單位之一，中科院基因組生物資訊學中心(即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已經成為世界上第6大基因測序中心。在植物基因測序方面，中國科學家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由中國北京、杭州華大基因研究中心暨中國科學院基因組資訊學中心、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中國雜交水稻研發中心以及美國華盛頓大學等12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水稻（秈稻）基因組的工作框架序列圖》被譽為基因研究領域“最重要意義的里程碑性工作”，“永遠改變了我們對植物學的研究”，對“新世紀人類的健康與生存具有全球性的影響”。 《科學》雜誌以長達14頁的篇幅介紹了中國專家研究成果的主要內容，在國際上産生了廣泛的影響，先後556次被有關專家從網際網路上下載。

    不僅如此，在開放基因制藥和診療方面，中國科技人員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早在1988年，中國科技人員就研製成功了乙型肝炎基因工程疫苗，1992年又研製成功對治療甲肝和丙肝有特殊療效的合成人工干擾素等一批基因藥物。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有18種基因工程藥物與疫苗進入市場。此外，在培養轉基因魚、轉基因羊、轉基因豬等方面，中國科學家在國際上也處於先進地位，在大熊貓克隆的研究方面也處於世界前沿。

    焦點八：雜交水稻擊敗饑餓威脅

    1973年，被稱為雜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教授在世界上首次利用三係雜交法育成秈型雜交水稻，並且在此基礎上推出了多個雜交品種。863計劃開始以後，國家將利用高技術改良農作物品種、提高農業産量的工作交給袁隆平教授領導的科研小組。1986年，袁隆平提出了雜交水稻三階段發展戰略的袁氏設想。

    經過全國22個單位、數百名科學家的共同協作和10年的艱苦努力，袁隆平終於培育出一種新的“二係法”雜交水稻品種，平均每公頃産量可達11250公斤，是我國目前大面積種植水稻中産量最高的品種。據測算，這種具有超級稻特徵的水稻新品種從播種到成熟平均每天每公頃産量可達到100公斤以上。1990年，雜交水稻的第一項農業技術轉讓給美國，試種結果是比美國的優良品種增産38%，目前世界上已有美國、日本、巴西等20多個國家引種。袁隆平也因此獲得了8個國際大獎，被國際上譽為“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農業科技的進步和普及，使中國成功地用佔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佔世界22%的人口。美國普渡大學湯巴來伯格在《走向豐衣足食的世界》一書中這樣評價袁隆平：“袁隆平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他增産的糧食實際上使人口增長率下降了，他在農業科學上的成就擊敗了饑餓的威脅，袁隆平領導著人們走向豐衣足食的世界，同時，他給那些保守者上了一堂很有價值的課，這就是怎樣在農業科學事業上去創造功績，他把西方甩到了後面，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地利用了水稻雜交優勢的偉大科學家。”

    不僅如此。雜交水稻還為解決世界範圍內的饑餓問題立下了汗馬功勞。聯合國糧農組織和國際水稻研究所1981年在中國湖南長沙合作建立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共舉辦了12期國際雜交水稻培訓班，培訓了來自20個國家的200名左右的農業科技人員。1998年越南種雜交稻達20萬多公頃，印度為10萬多公頃，一般比當地良種每公頃增産1~2噸。

    焦點九：國際交流帶來巨大收益

    1978年的改革開放，標誌著中國開始重返國際科技舞臺，而且中國的對外開放首先是由科技領域率先進行的。

    這幾年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對外交往中，十分重視國際科技合作。江澤民主席從1994年以來在4次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簡稱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先後提出了關於召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簡稱APEC）科技部長會議、加強APEC科技工業園區合作、制定《走向21世紀的科技産業合作議程》、建立中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科技産業合作基金等建議，受到與會各國領導人的歡迎。

    1996年11月，江澤民主席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提出加強APEC成員組織間進行科技工業園區合作的倡議，國務院也先後批准北京、蘇州、合肥、西安、煙臺、上海、深圳、成都、楊淩、武漢共10個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為對APEC開放的科技工業園區，科技部批准北京、蘇州、重慶、天津、武漢、上海、成都、西安8家科技創業服務中心為國際企業孵化器試點，成立網路，以促進國際化。

    1997年10月，江澤民主席訪問美國，雙方在中美聯合聲明中肯定了兩國科技合作與交流的成果，並指出中美將進一步運用科學技術來解決國家和全球問題。朱鎔基總理在第二屆亞歐首腦會議上提出加強亞歐科技合作的倡議，科技部與外交部已于1999年10月主辦了亞歐科技部長會議，會上通過的《部長公報》和《主席聲明》兩份文件將對21世紀亞歐經濟技術合作産生積極影響。

    根據科技部公佈的有關資料，目前與我國進行科技交流的國家和地區已達152個，其中與我國簽訂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或經濟、貿易和科技合作協定的國家有96個。在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的框架下，各專業部門也與外國的相應部門簽訂了部門間科技合作協定。例如，農業部已與100多個國家的農業部門和聯合國糧農組織及其他國際農業組織建立了科技合作與交流關係，與其中20多個國家簽訂了農業科技合作協議；衛生部與52個國家簽署了衛生合作協議或備忘錄；國家環保局已與27個國家簽訂了30多個雙邊環境保護協議或備忘錄；民間科技合作與交流則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展開，科研機構之間、高等學校之間、科技學術組織之間、企業之間、城市之間以及科學家個人之間的交流都很活躍。

    例如中國科學院已同6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科技合作關係，簽署了院級合作協議70多個，所級合作協議700多個。中國科協及其所屬全國性學會參加了240多個國際科技組織，有280多人次的科學家先後在國際科技組織中擔任理事、執委以上或所屬專業委員會的領導職務。

    國際科技合作為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收益。HT-7超導托卡馬克裝置加速了我國的核聚變與高溫電漿體物理領域與世界水準接軌；中美合作建設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在1992年進行的輕子品質的精確測量，被世界公認為近年來國際高能物理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實驗結果之一，而且迄今為止這臺電子對撞機仍然是世界上同類加速器中亮度最高的一台對撞機。

    焦點十：國際競爭力逐年攀升

    反映一國科學技術國際地位的指標有許多。從基礎研究地位來看，美國《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SCI）可以是一個很好的衡量指標，因為它反映了中國科學家在基礎研究領域中研究成果的數量與品質。從這個指標中可以看出，從1993年到1999年五年間，《SCI》收錄的我國論文數從9927篇增長到24476篇，增長2.5倍多，佔《SCI》收錄論文的比重也增長了2.5倍多，論文數量在國際上的排名從第17位上升到第10位。可以預計，未來幾年內我國被《SCI》收錄的論文數排名極有可能再躍升一至兩位。這説明我國基礎研究能力有了比較大幅度的提高，基礎研究的産出在國際上的地位不斷上升，在國際上的影響也在逐步增強。

    從反映一國科學技術綜合實力的諸多指標來看，目前國際上有三個刊物涉及到中國的國際科技地位比較。其一是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發表的《國際競爭力報告》設立的科技國際競爭力指標，由一國的R&D(研究開發)經費、R&D人員、技術管理、科學環境和智慧財産權五個方面26項指標綜合而成。根據2000年度的《國際競爭力報告》，中國的科技競爭力在參評的47個國家中居第28位。2001年《國際競爭力報告》對其指標做了調整，用科學基礎設施指標來對應科學技術指標。據此，則中國科技競爭力的國際排名提高到第26位。其二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的《2001年人類發展報告》設立的技術成就指數，反映一國在創造、傳播技術以及培養人的技能等方面所達到的水準。在這個排序中，中國的技術成就指標為0.299分，在參評的72個國家（或地區）中居第45位，屬於技術的積極採用者。其三是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世界競爭力報告》設立的技術相關指標，包括創新指數、技術轉移指數、技術指數和啟動指數等，中國在參評的59個經濟體中分別居於第34位、43位、48位和47位。綜合起來看，中國的科技發展在國際上基本上居於中等水準，但與科技發達國家之間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段金）

    《北京青年報》2002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