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即將召開，這將為中國今後的道路提出綱領性的指導思想，將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時刻。為使讀者更深刻地了解這次大會的重大意義，本報特與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作，請十六位中青年學者為百姓撰寫十六份中國國情報告。在這些報告中，學者們將簡約地對近十年來中國社會在十六個領域中深層次的、結構性的、鼓舞人心的並對未來會産生深遠影響的變化給予闡述和解釋，同時不回避改革深入所帶來的新問題。

    　　我們的國家走到了哪一步？我們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對個人來説有哪些影響？我們生活在什麼樣的主客觀環境中？我們現在和未來將會遇到哪些機遇和難題——在速變的世界中，深入地了解我們的國情，才能了解變化的實質，辨認行進的方向，把握未來的先機。

    　　近年來，中國人社會心理的變化巨大而又深刻，如果以改革開放作為分界將此前和此後兩個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加以比較的話，這種變化就會顯得更加明顯。從已經表現出的價值觀念的總體變化態勢來看：一種從傳統取向向現代取向的演變正在成為日漸明顯的趨勢，這與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方向是相一致的，也將能夠進一步促進中國社會現代化事業的深入。

    　　但是，應該看到，由於從傳統向現代的社會轉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種艱難的過程，因此，新的經濟體制、社會結構、文化模式的形成、完善並充分發揮功能，仍然需要一定的時日，這種情況反映在社會心理當中就會表現為，兼有傳統取向和現代取向仍是當今人們價值觀念上的一個基本特徵。不僅如此，在某個歷史時期內還將難以避免價值觀念的潛在矛盾與張力。新舊觀念交替時的難以及時銜接，將可能造成心理上的空白狀態。

    　　傳統社會心理的特點是它的封閉性、單一性、狹隘性、僵化性，現代社會心理的特點是它的開放性、多樣性、寬容性、活躍性。我們正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單一走向多樣，從狹隘走向寬容，從僵化走向活躍。

    價值觀和心態

    　　焦點一

    　　擋不住的誘惑：改革開放撩動時代心潮

    　　現代化是一種綜合性的社會變遷，不僅表現為經濟體制的轉軌、社會結構的轉型、文化模式的轉換，還必然表現為社會心理的嬗變，而前幾個方面的變化都會直接、間接地通過社會心理的變化反映出來，它們或超前地，或滯後地受著社會心理的影響。

    　　社會心理，作為對於社會生活的認識、情感和意向的一種表達，一方面，它是社會變遷的“風向標”，另一方面，它是時代精神的“晴雨錶”。社會心理從獨特的角度勾勒了社會精神氛圍的風貌，透視出社會運作機制的效能，反映著社會凝聚力量的狀況。作為社會結構與社會意識的仲介，社會心理可以為人們的社會行動提供動力和導向。

    　　自1949年至今，中國社會發展進程歷經了兩次歷史性轉折：第一次是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從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轉變到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第二次則是以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講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為契機，從“計劃經濟”時代轉變到“市場經濟”時代。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改革開放舉措的實施，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我國開始並加速著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從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的深刻轉型，現代化成為了社會發展的時代主題。與這種社會發展趨勢相一致，社會心理也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90年代初，是社會心理髮生又一次深刻轉折的時刻。“南巡講話”成為當代中國思想解放又一新的里程碑。“三個有利於”的論斷，打破了長期困擾人們創新行動、阻礙改革開放步伐的一些思想禁錮，提供了判斷時代進步與社會發展的新標準。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從而啟動了我國新一輪改革。這種社會發展趨勢和主導價值觀念的確定，對社會心理的更新及其成熟起到了強有力的導向作用。

    　　作為現代化的一種邏輯産物，文化變遷的節奏也進一步加快。隨著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所促進的小康社會的來臨，隨著消費文化正在以多少有些急促的步伐匆匆登上日常生活的前臺，世俗化正全面地展開其內涵與形式。於是，就社會文化的整體格局而言，與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理性文化相比，大眾文化、通俗文化、感性文化呈現出日益擴大的態勢。

    　　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這些狀況，無疑都強有力地構成了我國社會心理嬗變的深刻的時代背景。

    　　社會心理的變化，既會受到重大的改革措施和社會政策産生的實效所影響，又必然對社會發展起著巨大的能動作用。在社會心理這個有機體系中，價值觀念居於核心地位，它對其他心理層面都會産生重要的影響，而社會心態則更多地屬於對於當前社會形勢和現實生活狀況的直接反映。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南巡講話”至今，我國的社會心理變化的主要趨勢與特徵表現為：在價值觀取向上，從注重理想向強調現實的方向發展，從注重義務向強調利益的方向演變，從注重集體向強調個體的方向轉化；在社會心態上，從封閉化走向開放化，從情感化走向理性化，從單一化走向多樣化。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當價值觀念發生變化時，並不意味著人們完全放棄了前一方面而向後一方面極端地傾斜。在傳統取向與現代取向之間尋求平衡點，仍然是當今人們在價值觀念上呈現出的一個重要特徵。在許多表層觀念較容易受到生活潮流影響而發生變化或進行更新的同時，一些軸心觀念在深層次上仍然保留著社會主導文化長期形成的重要影響。

    　　在另一種維度上，社會心態所表現出的開放性、多樣化、理性化這樣幾個主要特徵，又産生了進一步的效應：開放性産生了寬容性，多樣化導致了相對化，理性化引起了務實化。

    　　焦點二

    　　集體與個人：大河無水小河干

    　　集體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是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必須面對的最基本問題。只強調集體的利益，而忽視個人的合理利益，曾是過去一個時期裏社會主導價值觀念的一個重要特徵。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隨著市場經濟進程的深入，由於人們自我意識的覺醒，其利益動機也呈現出增強之勢。那麼，在具有軸心地位的價值觀念，即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奉獻與索取、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方面，當今的社會心理表現出怎樣一種態勢？

    　　關於如何看待集體利益與個體利益，一項“當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相矛盾時，應如何處理”調查表明：近三成（29.8%）的人選擇了“個人利益無條件服從集體利益”；近六成（57.7%）的人選擇了“集體利益為主，兼顧個人利益”；4.5%的人選擇“個人利益為主，兼顧集體利益”；2.1%的人選擇了“集體利益無條件服從個人利益”；5.9%的人表示“説不清”。可見，集體取向的價值觀仍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與肯定。但也能看到，個體取向的價值觀呈現出一定的增強之勢。

    　　對於應如何處理奉獻與索取的關係？調查還表明：“只講奉獻，不講索取”這種以往倡導的價值觀，只得到了極少數人的認可；而“少奉獻，多索取”、“不奉獻，也索取”這種在任何社會中都不會受到鼓勵的價值觀則只在極少數人身上有所反映；而絕大多數人表現出了一種力圖在奉獻與索取之間尋求盡可能兼顧的傾向性，比例最大的人所選擇的“多奉獻，多索取”表現出了希望通過為社會工作使個人價值最大程度地實現的鮮明務實取向。

    　　在面對自我與他人的利益關係時，當今人們所持原則表現為：近五成（44.9%）的人認可“利己但不損人”；約三成（32.5%）的人贊同“先人後己，助人為樂”；21%的人肯定“先己後人，儘量兼顧”；只有1.2%的人選擇“只要利己，不顧他人”。這一調查結果説明：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人們自我意識與利益動機的覺醒，強調合理的自我利益已經成為當今價值觀念中一個突出的發展趨勢。然而，絕大多數人能夠認識到合理利己並不以損人為前提，“損人利己”沒有成為絕大多數人的選擇，“先人後己”這種主流社會文化以往一直提倡的價值觀念至今仍得到不少人的肯定。一個重要的變化則在於，相當一部分人表現出尋求在利他與利己之間進行兼顧的傾向。

    中國曾有一句俗語“大河無水小河干”。當人們用它來作為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這一觀念的表達方式時，大多數人都對它表示了很高的認同。這一點對於我們認識價值觀中個體取向的增強究竟會帶來什麼後果這一問題，也是頗具啟發性的。

    　　焦點三

    　　保爾和比爾：誰更讓人傾心

    　　2000年初，根據世界名著改編的電視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經中央電視臺播出以後，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多家媒體就曾經作為我國以往數代人精神偶像的保爾精神展開了討論，並且通過將保爾與微軟締造者比爾蓋茨進行比較，來觀照當前一代人價值觀念、尤其是人生理想的變遷與現狀。

    　　人們對保爾和蓋茨作出了不少獨到而深刻的評説。儘管他們的看法不會完全一致，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把保爾和蓋茨推崇為英雄，只不過更傾向於將保爾視為精神世界的偶像，而將蓋茨當做現實世界的榜樣。

    　　該年進行的一項對北京高校大學生的問卷調查顯示：對於“保爾和蓋茨誰是英雄”這一問題，44.9%的人同時選擇了“保爾”和“蓋茨”，20.4%的人選擇了“蓋茨”，17.5%的人選擇了“保爾”；對於“保爾與蓋茨誰是你的榜樣”這一問題，44.2%的人選擇了“蓋茨”，27%的人選擇了“保爾”和“蓋茨”，13%的人選擇了“保爾”。青年人更傾向於選擇蓋茨為現實榜樣，固然有其現實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和青年自身發展方面的多重原因，但是，保爾精神在現時代依然給人們以啟迪，則與這種精神本身具有某種長久不衰的深刻內涵有關。

    　　當今青年在人生理想方面，表現出的主要特徵是：既注重精神的價值，同時注重物質價值。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北京青少年最崇拜的6類職業者，依被選比率高低排列分別為：科學家、企業家、影視明星、軍人、教師、勞動模範。而他們最願成為的從業者分別為：企業家、科學家、影視明星、教師、軍人、勞動模範。可以看出，在具體職業類型選擇上，青年人所崇拜的職業與所選擇的職業之間存在著差異，換言之，最崇拜的職業並不是最想從事的職業，這一情形反映出了在他們的擇業觀念中，理想價值與現實價值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分離狀態，他們最崇拜的是科學家，而最願意成為的是企業家，這一點鮮明地表現出了他們人生理想中更多的務實取向。

    　　焦點四

    　　後單位制時代：沒有“鐵飯碗”的應變

    　　據2000年12月15日《北京晨報》報道，在被稱為“中國矽谷”的北京中關村高新技術企業中，居然有10萬名沒有北京戶口的大學生在打工，他們基本上是自己找到府的，其中近幾年分回原籍後又重回北京的和壓根兒沒有離開北京的各佔一半……。

    　　改革開放以前，在具有高度計劃性特徵的社會經濟體制下，社會成員並不存在選擇職業的問題。當時“參加工作”，完全由組織安排或分配。而一個人自參加工作之日起，就成了“單位人”，他的工作、收入、醫療、住房、孩子入托、自身養老等幾乎一切問題都完全依賴於工作單位加以解決，從而形成了一種具有“小社會”功能的“單位制”。

    　　進入90年代以來，擇業日漸成為一種社會現實，人們擇業的自主程度越來越高。隨著“單位制”的逐漸解體，國家推出市場導向的就業政策，尤其是社會價值觀念變化的深刻影響，當今社會成員、尤其是青年一代身上正表現出多元化取向的擇業心理，其主要特徵有：

    　　第一，在擇業目標上，更關注開發自己的潛能、實現自己的價值。當今青年在選擇職業時所考慮的主要標準上，職業能否為自己提供良好的發展前景這一條件常常被排序在第一位。它表明，在小康社會來臨的今天，人們求職時不只是將職業當做謀生手段，自我實現這種高層次的需要正逐漸被意識到。

    　　第二，隨著“鐵飯碗”意識的式微，職業風險意識正在提高。過去曾受到極度重視的“職業穩定性”，逐漸地被更多的人放在非優先考慮的地位上，總是被排序在“發揮自己潛能和實現自己價值”、“高收入”這類標準之後。現代社會所需要的職業風險意識正在開始形成。

    第三，在就業機構選擇上，單位意識或“皇糧”意識已很大程度地淡化。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社會世俗化進程的深入，人們自我意識的增強，使得青年在考慮從業問題時，更少前輩們身上那種單位依賴心理、官本位意識，而更青睞自由度較大、自主性較強的從業方式，更願意選擇時代特徵鮮明、管理體制規範的從業機構。

    　　第四，在職業流動方面，主動變換工作的意識進一步增強。“跳槽”心理實際上從一種“再次擇業”的角度，表現了自主擇業意識的提高。自主擇業帶來的一個伴隨現象就是，職業流動的速率和程度的加快和擴大。其中人們自願選擇流動的情形佔有很大比例。大多數青年在選擇職業時，最傾向於聽取意見的對像是自己，即他們更傾向於擇業問題上的自我決策。

    　　這種擇業心理的多元化取向有著特定的合理性：其一，它是社會結構分化、社會職業類型多樣化的一種主觀反映；其二，它是價值觀念多元化的一種必然選擇結果。表現這種擇業心理的一個最鮮活的例子就是，當今社會中各種自由職業者人數的迅速增長。

    　　最近譯成中文名為《誰動了我的奶酪》的暢銷書，關鍵在於它暗示了一個同樣簡單的、被稱為“奶酪哲學”的道理：如果一個人不主動加以改變，就不能適應多變的社會，最終就會被淘汰。變，則意味著生機的産生，變化的豐富性也就意味著生機的多樣性……

    　　“奶酪哲學”，似乎也成為對當今人們的擇業心理所呈現出的多樣化態勢的一個獨特註釋。

    　　焦點五

    　　金錢：如何定位？

    　　在“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種傳統價值觀念盛行之時，要正確對待金錢的地位和作用，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文化基礎。因此，對金錢的強調往往就變成了人性陰暗面的表現，至少是與人性的弱點聯繫在一起的。

    　　我們正從一種以泛倫理為特徵的傳統農業社會向著強調價值規律的現代社會轉型，市場經濟進程的加速以及世俗文化發展的深入，無疑推動了使金錢的角色得以日益突出的社會環境的形成，從而也為正確定位金錢——這一物質利益的最基本象徵符號的作用提供了前提。

    　　對於金錢的看法，能夠從一個獨特的角度透視出人們的價值觀念、尤其是對於社會生活本質所持有的基本心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價值觀念取向更趨於務實，注重物質利益自然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必然追求。那麼，今天的人們對於金錢具體持什麼樣的看法與態度？

    　　一項調查表明：對於金錢的作用，分別有17.6%和56.4%的人認為“非常重要”和“比較重要”；23.9%的人認為“不太重要”；2.1%的人認為“很不重要”。也就是説，大多數人肯定了金錢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對於“金錢是萬能的”這一觀點，分別有24.7%和24.3%的人表示“不太贊同”和“完全不贊同”；28.0%的人持中立態度；只有8.1%和14.9%的人表示“非常贊同”和“比較贊同”。

    　　不僅不再忌諱談金錢，而且還能進一步正視金錢的作用，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價值觀念和社會心態中的一種進步。更為可貴的是，在肯定金錢應有作用的同時，相當多的人並沒有將金錢的作用誇大化和偏頗化。同是在這個時期出現了那句著名流行語“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卻是萬萬不能的”得到了普遍的認同，無疑就是對上述金錢觀的一種寫照。

    　　儘管對於金錢的態度，在不同的人群中存在著一定差異，但是，當今社會成員的主流人群對金錢所持有的態度，仍表現出了一種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健康心態。

    　　焦點六

    　　婚戀嫁娶：讓愛做主

    　　在戀愛結婚時節，當事人是讓錢做主，讓車和房做主，還是讓感情做主？是逃出“圍城”，還是將愛情進行到底？這似乎已經成為了機會越來越多、自主性越來越強的現時代人們常常遇到的問題。

    　　日常生活觀念層面的變化在中國人社會心理中一直表現得最為迅速而多樣。隨著社會世俗化進程的日趨加深，人們對戀愛、婚姻、生育表現出越來越開放、寬容、理性的態度。

    　　2000年一項對全國1萬餘名高中學生的調查結果顯示，有15.5%的高中生贊成或比較贊成婚前性行為，其中城市高中生比鄉村高中生的比率高；男生比女生的比率高。有23%的人贊成中學階段談戀愛，男生的比率高於女生。

    　　同年一項對北京青年的調查表明，對於“雙方相愛以後不結婚也可以發生性行為”這一問題，只有三成多的人表示反對。年齡越小對上述觀點持贊成態度的比例越大，20歲以下的人比30歲以上的人在贊成態度上高出了16個百分點。由此可以看到，當今青年一代對於性的態度表現得更加開放和寬容。

    　　調查還顯示，青年在隱私觀念、財産公證以及對離婚的看法和處理婚姻關係等方面，表現出了鮮明的現代特徵。他們注重個人隱私的保護，甚至認為夫妻之間也應當保留隱私。對這一問題，表示贊成和比較贊成的人高達80%以上，明確表示反對的只有8%。婚前財産公證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生活現象也得到他們理智地接納。七成以上的青年認為“婚前財産公證對夫妻雙方都有好處”。調查還揭示，多數青年對由於感情破裂而導致的離婚持接受態度，75%的青年認為因感情破裂的離婚無可指責，而反對這一觀點的人尚不到一成。

    　　婦女的生育心理也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據2000年一項對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大城市女性居民的調查，有近20%的人贊成“即使結婚也不要孩子”的觀點。對這一觀點的贊同率，年輕婦女高於中老年婦女，中等、高等文化程度的婦女高於低等文化程度的婦女。與此同時，“養兒防老”、“多子多福”等傳統生育觀念正逐漸被當今的人們所放棄。“多子多福”曾經是中國人、尤其是中國農民根深蒂固的觀念，它是重視家庭這一最具中國傳統特色的文化具體表現形式之一。而多生多育現象則是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實現計劃生育國策以後，農村工作中長期難以解決的重大問題。2001年對農村的一項調查表明，在今天，合理生育或少生孩子的觀念正在農民當中逐漸形成。對於“如果孩子越多，家庭就會越發達越興旺”這樣的觀念，僅得到11.8%的人所贊同，而有84.6%的人表示了反對態度，另有3.6%的人持中性的“一般”態度。可見，合理生育這一非常重要的現代觀念在農民群體中也正在鮮明地形成並日益得到鞏固。

    　　焦點七

    　　道德狀況：滑坡，還是進步？

    　　進入90年代，社會急劇變遷中道德觀念的嬗變以及道德素質的現狀，曾一度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議題，面對諸多令人關注卻至少是一時難以達成共識的現象，學術界出現了“道德滑坡論”與“道德進步論”之爭。在物質利益表現出其特有的巨大驅動力的狀況下，在商品生産與交換規律正日漸滲透到社會生活中的今天，是否還有必要重視、以及如何彰顯道德的作用？並且應該如何看待現今道德的地位與狀況？

    　　據2001年一項對農村地區的調查結果，對於“在今天講道德已經沒有多大用處”這一觀點，農民中表示贊同的人佔24.9%，持中性的“一般”態度的人佔11.7%，表示不贊同的人佔63.4%。也就是説，重視道德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仍是大多數人的基本立場。“法律管不著的事就可以大膽地去幹”嗎？對於這一觀點，僅有27.5%的人表示贊同，有15.0%的人持中性的“一般”態度，而有57.5%的人則表示不贊同。大多數人對於道德所具有的特殊社會意義和規範作用給予了極大地強調。

    　　一個極有意義的案例是，2000年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組織、北京師範大學負責實施的一項對全國1萬餘名高中學生的調查則表明，高尚的道德榜樣仍得到青少年的推崇。對於“你最欣賞（或崇拜）的人是誰？”在沒有具體列出人名而是讓學生自己填寫的情況下，選擇“周恩來”的人為24.4%，以絕對優勢排在第一位。對於所有歌星、影星的選擇率加起來不到20%。這説明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判斷能力的當今青少年，在偶像崇拜方面更深刻認同的是道德人格榜樣。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道德更新與重建的時代，一些中國的傳統道德規範在當今年輕一代身上依然普遍存在，最典型的一個方面表現在，孝敬父母仍是絕大多數青年人所遵從的道德行為規範。1999年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對於自己在孝敬父母方面的表現，有43.0%和41.4%的人認為“做得很好”和“做得較好”，承認“做得較差”和“做得很差”的人為1.3%和0.5%；另有13.7%人表示“做得一般”。另一典型方面是，節儉觀念仍然得到較大比例的青年所認同。據1997年的一項調查，對於“即使有了錢，也要過節儉的日子”這一看法，表示“非常同意”和“較同意”的人分別為18.5%和63.4%，選擇“很不同意”和“不同意”的人為2.2%和13.5%，認為“説不清”的人佔2.4%。共計81.9%的大多數人仍沒有忘記節儉這一傳統道德觀念。現代化並非要放棄一切傳統。吸收傳統中的優秀成分並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加以繼承發揚，仍然成為現代化的一種重要支援因素。青年以自己的行動體現著這一點。

    　　應該説，當今的道德觀念中的確隱含某種矛盾與張力，難免存在某些空白或無序，而道德新質的生長則是社會發展的歷史的和邏輯的必然要求。因而，不論是道德滑坡論，還是道德進步論，都不可能是對當今整體道德現狀的一種準確判斷和客觀描述。處在一個劇變時代，評判道德的標準應該符合與時俱進的要求。但在現實中，對於一些進行道德評判的人而言，基於過去或懷舊取向，和基於未來或前瞻取向，所得出的結論並不會一致。道德滑坡論的過於悲觀，道德進步論的過於樂觀，都會影響我們對道德重建實際上應該付出的努力。當今時代，我們應該更多地從道德轉型論來正視道德的新質與道德的問題。

    　　焦點八

    　　網路時代：面對新的不確定性

    　　在各種媒體上，越來越多地出現這樣的爭論：網吧似乎成為了最前衛的文化消費場所，一個“新新人類”的誕生地；網上聊天可能成為婚外感情的宣泄空間；網上“紅燈區”可能成為不僅是少男少女的心理陷阱；網路文章，可能成為侵犯作者智慧財産權的危險地帶……網路已經成為當今社會各方高度關注的敏感領地。

    　　20世紀下半葉以來，網際網路在世界範圍內的迅速發展，對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産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資訊網路化的發展水準已經成為衡量國家現代化水準和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之一。高科技不僅改變著社會結構和經濟運作方式，而且還改變著人們的心理狀態和行為模式，從而引起了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

    　　全國網際網路絡調查統計報告顯示：截止到2002年6月30日，我國上網電腦總數已經達到1613萬台，上網用戶總數則達到4580萬人。

    　　一種被稱為網路文化的東西産生了。網路文化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現象，深刻地透視著社會變遷，投射出社會心理的豐富樣態。然而，網路文化是一種“雙刃劍”。如果使用得當，網路便能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效率與快樂，一旦使用不當，網路則會對人們自身造成消極效應甚至危險。

    　　一方面，網路為人們開啟了一種全新的文化空間。虛擬社區、電子商務、資訊流、遠端教育、電子郵件等，人們在網上工作、學習、查詢、購物、聊天、遊戲等，每一事物或活動都會使人感受到與以往生活世界不大一樣的體驗。另一方面，網路文化在使人們的交流或互動空前開放的同時，也隱含著放任、自由給以往法律、道德所帶來的挑戰和困境。

    　　在形形色色的網路資訊中，危害性最大的是潛伏著各種有毒文化：一是具有消極意識形態作用的網路“黑色文化”；二是渲染色情、暴力的網路“色情文化”、“暴力文化”，都對網民帶來各種消極影響，甚至使有的人走上墮落甚至犯罪道路。另外，網路“駭客現象”也具有較大危害性。駭客未經授權進入電腦資訊系統，對系統進行攻擊，對系統中的資訊竊取、篡改、刪除，甚至利用電腦病毒破壞部分系統或全部網路，已經成為危及國家安全、商業機密和個人隱私的嚴重犯罪問題。

    　　人類世界正在進入資訊網路化時代。它所提供的世界是全新的，因此，對這個在很大程度上超出傳統法律和倫理規範調控與管理範圍的領域，儘快促進一種嶄新的網路倫理和網路法律的建立與完善已經成為一種時代要求。

    　　焦點九

    　　高預期：中國人嚮往的社會發展

    　　與最早開始進行現代化的國家相比，我國屬於第三批著手現代化的國家，我們的現代化被稱作晚髮型現代化。而在晚髮型現代化國家的國民心態中，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有著由落後引發的強烈的危機意識和趕超願望，以及跨越式發展的構想。應該説，這是一種常態現象。

    　　對曾有著燦爛文明史的中國人來説，要使近代以來處於落後狀態的民族在當代得以復興，已經是數代人的遠大理想和奮鬥目標。這種心理在今天青年人身上也鮮明地表現出來。據一項2000年對中日韓三國青年社會意識的調查結果，中國青年比起其他兩國青年來，不僅具有高度的民族認同感，而且還具有較強烈的為國家富強做貢獻的意識。

    　　在新舊世紀的轉捩點上，當國外曾一度預言了某種“世紀末情緒”風靡之時，中國人的社會心理卻呈現出另一種風貌。

    　　剛剛步入新世紀的2001年，中國在世界舞臺上就扮演了極其引人注目的角色：取得了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舉辦了第21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國家足球隊第一次進入世界盃決賽圈、召開了APEC會議、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因此，美國一位社會學教授將這個極富意義的年份稱作“中國年”。“中國年”極大地提升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社會心理中對於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預期進一步增強。

    　　世紀轉捩點上，我國實現了國民生産總值翻兩番的現代化戰略的第二步目標，開始了向第三步目標的邁進。走過“九五”，我們已經遠離了短缺經濟，而迎接著小康社會的來臨。“十五”計劃期間又一些關鍵性的現代化指標將得以實現。

    　　據2000年一項對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市民的調查結果，大多數人對新世紀中國的發展充滿了信心。在15~19歲的人群中，有68.8%表示了很高的信心，“非常有信心”的佔33.4%，“比較有信心”的佔35.4%；而在20~34歲人群中，有64.7%表示了很高的信心，“非常有信心”的佔26.1%，“比較有信心”的佔38.1%。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我們進入了一個更深層、更全面開放的時代，同時這也是一個我國加速發展必然需要人才而將造就人才的時代。的確，一個創業機遇最多的時代到來了。這是激勵人們對於國家未來和個人前途産生較高期望的重要原因。

    　　焦點十

    　　未來取向：社會心理新質的生長

    　　中國人社會心理的變化巨大而又深刻，如果以改革開放作為分界將此前和此後兩個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加以比較的話，這種變化就會顯得更加明顯。從已經表現出的價值觀念的總體變化態勢來看：一種從傳統取向向現代取向的演變正在成為日漸明顯的趨勢，這與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方向是相一致的，也將能夠進一步促進中國社會現代化事業的深入。

    　　但是，應該看到，由於從傳統向現代的社會轉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種艱難的過程，因此，新的經濟體制、社會結構、文化模式的形成、完善並充分發揮功能，仍然需要一定的時日，這種情況反映在社會心理當中，就會表現為，兼有傳統取向和現代取向仍是當今人們價值觀念上的一個基本特徵，不僅如此，在某個歷史時期內還將難以避免價值觀念的潛在矛盾與張力。新舊觀念交替時的難以及時銜接，將可能造成心理上的空白狀態。

    　　此外，由於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傳統力量或習俗慣性在較為落後的地區可能還很強大；由於社會運作機制中還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還會導致某些社會陰暗面；由於一些人們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對於改變現狀缺乏充分把握等等，這一切都會造成一定的消極觀念、落後心態。

    　　2001年一項對農村的調查表明，對於“在現實生活中，誠實常常會使人吃虧”這一看法，有近六成（58.5%）的人持贊同態度；持不贊同態度的人佔25.3%；另有16.1%的人表示了中性的“一般”態度。可見，對於誠實這種道德品質的存在價值，比例不小的人們表示了懷疑。這正是誠信危機在社會心理上的直接反映。而對於“有錢就有一切，什麼事情都能用錢辦到”這一觀點，61.2%的人表示贊同，不贊同的人佔約三成（30.9%），另有7.1%的人持中性的“一般”態度。這種相信金錢具有巨大作用的落後心態與其所處的經濟落後狀態的一致性，似乎已經説明瞭需要説明的東西。

    　　不論消極觀念、落後心態，都只是一種暫時現象。它們所具有的正功能就表現在：通過社會心理這個仲介，反映出目前社會發展進程中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中國社會發展已取得的成就積累效應和未來可預見的目標實現在強有力地吸引著人們努力的方向。隨著社會發展的進一步有序化、協調化，同時也通過社會成員自身的不斷探索、嘗試，那麼，一種更具合理性的、健全的新的價值觀念體系及其所促進的社會心理狀態將會逐漸形成。

    　　傳統社會心理的特點是它的封閉性、單一性、狹隘性、僵化性，現代社會心理的特點是它的開放性、多樣性、寬容性、活躍性。我們正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單一走向多樣，從狹隘走向寬容，從僵化走向活躍。

    　　然而，我們的心理在喪失早先的某些過時東西的時候，另一些未來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新質也正在生長。在這個急劇變遷超出了常規想像力的時代，合理的、未來取向的社會心理世界的建構原則應該是：基於實際的理想主義和正視問題的樂觀主義。

    《北京青年報》 2002年08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