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百姓藍皮書之四——生活品質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以平均9%以上的速度連續20多年飛速地發展。到2000年底,按銀行匯率折算,中國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已經超過800美元,這是中國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的重要標誌。20多年來,中國人的收入水準確實大大提高了。貧困規模和貧困程度明顯減少。

    可以説人們的生活條件大大改善了,但對於生活品質的認同更有大量的社會心理因素。在社會學領域中便出現了一種對“生活水準”和“生活品質”既分又合的研究取向。這是因為客觀條件或環境與主觀感受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繫,生活條件好並不必然導致生活的滿意度高(美國學者的研究發現,客觀條件對主觀滿意度的解釋力只有17%左右),因此感覺好才是真的好。

    焦點一:每人平均收入水準大幅度提高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以平均9%以上的速度連續20多年飛速地發展。在80年代初,我們提出了到世紀末要實現國民(國內)生産總值翻兩番的目標。1995年,中國的國內生産總值的總量比1980年翻了兩番。1997年,又實現了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翻兩番的目標。到2000年底,按銀行匯率折算,中國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已經超過800美元,這是中國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的重要標誌。

    20多年來,中國人的收入水準確實大大提高了。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1年,中國的城鎮居民年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76元,農村居民的年每人平均純收入只有213元,而到20年之後的2000年,中國城鎮居民的年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已達6280元,是1981年的13.19倍;農村居民的年每人平均純收入也已經達到2253元,是1981年的10.58倍。

    有的讀者可能有疑問,收入是增加了,可物價也漲了?這也是可以計算的,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資料披露:商品零售價格指數,若以1978年為100,2000年則為356,也就是説23年中商品零售價格漲了3.56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城市居民的,若以1978年為100,2000年則為477;農村居民的,若以1985年為100,2000年則為314;前者是23年漲了4.77倍,後者是16年漲了3.14倍。

    這麼一算,在這20年中,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的速度差不多都是物價上漲的3倍,收入的增長大大超過了物價上漲。扣除物價因素,中國城市居民的年每人平均收入實際上還是增長了大約9倍,農村居民的年每人平均收入則增長了7倍左右。

    在收入穩定增長的同時,中國人開始有了自己的個人資産,這在20多年前可能是人們想都不敢想的事。其中最主要的當然是房産。

    到1999年底,城鎮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已達77%;農村居民的興建自有住房熱情則更大,1999年竣工的住宅投資已經達到2000億元以上。

    在銀行儲蓄方面,雖然從1997年至今銀行已經8次採取了降息措施,而且開徵利息稅,但是,人們的儲蓄熱情依然不減。在2002年5月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終於突破了8萬億大關。而在7年前的1995年的統計數字是還不到3萬億元。同時,居民的外匯存款、股票、債券、手持現金等其他金融資産也在大幅度增加,據專家估計也在2~3萬億上下。

    如今,在茶余飯後,常常聽到人們這樣感慨地議論:10多年前,在農村當了個萬元戶,是一件要披紅挂綠當典型的了不得的風光事。而現在的民謠則唱道:“十萬元剛起步……”。手上只有萬把元存款,則成了羞于出口的事了。

    焦點二:貧困規模和貧困程度明顯減少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剛剛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噩夢,邁進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當中國人有機會獲得有關我們這個星球的更多的資訊之時,我們才真正地了解到我們已經多麼的貧窮落後。

    當時,中國農村處於絕對貧困狀態的貧困人口差不多有2.5億之眾。80年代初,通過推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等一系列富民政策,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急劇減少。1985年,為了實施大規模的扶貧開發活動,確定了以每人平均年收入200元為貧困線。當時,在貧困線以下的貧困人口仍有1.25億。經過政府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扶貧效果顯著,到80年代末上述貧困人口已經減少到3000萬。

    1993年,政府開始實施“八七”扶貧攻關計劃,將貧困線提高到400元,當時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為8065萬人。在計劃實施過程中,貧困線又幾經調整,到2000年,貧困標準已經調整為625元。2001年發表的題為《中國的農村扶貧開發》的白皮書中披露,按照這個標準,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還有“3000萬人”,“佔農村總人口比例的3%左右”。

    對於中國農村扶貧的成功經驗,國際社會給予了高度評價,稱之為“偉大的脫貧運動”。

    在目前還沒有脫貧的3000萬人中,一部分是喪失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和社會保障對象;另一部分是生活在“一方水土養不了一方人”,生産生活條件非常惡劣,資源條件非常貧乏的地方的農民。另外,自然災害也會使一部分仍然靠天吃飯的農民返貧。對於這部分貧困人口,實行社會救助政策可能是更明智的選擇。近年來,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設正不斷傳來佳音。到2001年,已經有1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這項制度,覆蓋了313萬農村居民。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因為在經濟體制上向市場經濟急劇轉軌和企業改革日趨深化,在中國城市社會中引發了一些經濟、社會矛盾。這樣,在城市中就形成了以失業、下崗人員及其家庭為主體的城市貧困群體,根據有關專家的推測,大約涉及1500~2000萬人。

    在效率與公平這對永恒的矛盾面前,我們的選擇只能是“上不封頂,下要保底”。為了保障上述城市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1999年政府開始實行“兩個確保”的城市反貧困政策,即“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確保企業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這是中國政府為確保城鎮下崗職工和離退休人員的收入保障作出的承諾。

    另一方面, 在1992年,中國社會救助制度的改革就在上海拉開序幕,這項被稱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制度創新,將使家庭每人平均收入低於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線的城市居民得到政府的救助,以此確保他們的收入能夠維持最起碼的生活水準。

    1994年民政部通過試點向全國推廣這項制度,1997年國務院作出了在全國建立這項制度的統一部署,到1999年9月,全國所有668個城市和1638個縣政府所在的鎮都已經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也已經于同年10月1日正式實施。

    此後,又經過2年多的努力,到2001年年底,最低生活保障對象已經增加到1200萬人。據來自民政部的消息,到2002年上半年有望做到對城市貧困人口“應保盡保”,最低生活保障對象將達到1500~1800萬人。

    在世紀之交,我們終於織就了這張“最後的安全網”。在我們繼續向前邁進之時,我們可以不再有後顧之憂。

    焦點三:恩格爾系數大幅度下降

    作為衡量和比較收入水準或生活水準的重要指標,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恩格爾系數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所謂恩格爾系數,即食品消費的支出佔家庭總支出或總收入的比例。19世紀末,德國統計學家恩格爾發現:收入越低的家庭,購買生活必需品支出的比重就越大;收入越高的家庭,購買生活必需品支出的比重就越小。恩格爾的這個發現被稱為“恩格爾定律”。

    後來,美國的奧珊斯基用“食品消費”的概念取代了“生活必需品消費”的概念,並將恩格爾系數用於測定美國的貧困線。後來,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了一個用恩格爾系數判定生活發展階段的一般標準:60%以上為貧困;50%~60%為溫飽;40%~50%為小康;40%以下為富裕。

    80年代初,中國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56.7%(1981年),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61.8%(1980年),都接近或超過了以恩格爾系數來評判的貧困標準。而到20年後的2000年,中國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已經下降到39.2%,開始邁入富裕水準的門檻;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則下降到49.1%,也已經進入小康水準。

    恩格爾系數的大幅下降,説明中國居民家庭的消費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們已經能夠將更多的錢用於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在居民消費支出中,衣著、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支出也與恩格爾系數同步下降,而體現享受與發展的需求的住房、健康、教育、消閒、交通、通信等項支出的比重迅速上升。中國人正從以吃飽穿暖為標準的溫飽型生活向以享受和發展為標準的小康型乃至富裕型生活轉變。

    焦點四:家庭“四大件”的升級換代

    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人習慣地將耐用消費品消費的社會熱點歸納成“四大件”,同時,是否擁有“四大件”也就成為評價個人財富乃至社會地位的尺度。

    從上個世紀的50~70年代,“自行車、縫紉機、手錶、收音機”是“30年不變”的第一代“四大件”,其消費水準基本上是“百元級”的。從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隨著人民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四大件”第一次更新換代,“冰箱、彩電、洗衣機、錄音機”成為人們新的追求目標,其消費水準也升級到了“千元級”。

    到了90年代後期,“四大件”的組合再次更新,這次的換代産品成了“空調、電腦、手機、汽車”,消費水準再次升級,已經涉及“萬元級”的耐用消費品。

    於是,國家統計局公佈,自2002年1月起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計算方法將作出重大修改,汽車、電腦、行動電話等大宗高檔商品被納入消費價格指數統計範圍。

    進入新世紀以來,居民家庭消費的注意力已經突破有限的幾大件,而是更注重個性和享受。即使是通常被看成生活必需品的食品和衣著,也追求上檔次。上酒樓飯店消費越來越成為家常便飯,衣著方面則更多地關注得體和愜意。耐用消費品,如彩電、空調、手機、電腦都在不斷地升級換代,人們追求更好的産品品質和售後服務。

    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資訊,目前最具發展潛力的6大消費領域是:

    1.住房消費。2000年,城鎮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已達到77%。而2001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額繼續增長,增幅超過40%。住房消費還帶動了住房裝修、傢具、家電等的相關消費;

    2.汽車消費。到2000年,已經達到平均每200個城鎮家庭就擁有1輛“私家車”。而2001年銷售額增幅近20%,私人購車比例則超過了50%;

    3.通訊及電子産品的消費。2002年以來一直以月平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長;

    4.文化教育消費。2001年中國實際文化消費量為800多億元,專家估計潛在消費能力為3000~6000億元;

    5.節假日及旅遊消費;

    6.服務性消費。

    焦點五:旅遊和假日消費正在成為新時尚

    據網上介紹:有一對美國夫婦有5個孩子,經濟拮據,但每逢假日卻一定全家去滑雪,為此要購置7雙滑雪板、7雙長靴、7副撐桿以及每人的滑雪衫,還要付來回的車費等其他開銷。人們都認為他們一家簡直是瘋了。後來,他的孩子都各自成了家,但在他們的記憶裏,雖然小時候家裏過著清寒的日子,但卻怎麼也忘不了那時滑雪時的快樂。的確,在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中,旅遊是不可或缺的。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旅遊業幾乎是專為外國遊客設立的。對中國人來説,吃飽穿暖都還是個問題,根本就談不上旅遊休閒。國際經驗表明:只有當人們的收入達到小康水準以上時,才會産生旅遊的衝動。如今,中國城市居民的收入已經達到500~1000美元,從國際經驗看,正是旅遊消費的急劇擴張期。

    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和生活觀念的轉變,旅遊休閒成為城市人的新時尚。雙休日去市郊或周邊的景點旅遊,以及“五一”、“十一”、春節的假日旅遊已經成為人們休閒的主要方式。

    調查表明:2000年,城鎮居民每人平均旅遊支出已達88元,旅遊業總收入達到4519億元,旅遊業在第三産業中也佔到了15%的比重。以2001年“五一”為例,7天假期全國共接待遊客7376萬人,由此帶來288億元的可觀收入,因此而引出了“假日經濟”一説。

    與此同時,嘗試出境旅遊的中國人也愈來愈多。2000年,中國旅遊業中出境遊的收入達到1356萬元。僅2001年“五一”期間,出境旅遊的就多達10萬人。

    據境外媒體報道:80年代中期以前,到歐美旅遊的常常是日本人;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歐美旅遊市場接待的大多是中國香港和台灣人;而到90年代中期以後,到歐美的旅遊者中中國內地的越來越多了。

    焦點六:信用消費走入城鎮家庭

    民間一直流傳著“美國老太與中國老太”的故事:美國老太年輕時剛工作不久就按揭買房,很瀟灑就住上了好房子,到退休時她剛好把貸款還清。中國老太從一開始工作就拼命攢錢,大半輩子一直在湊合著過,到退休時正好把買房的錢攢夠了……這也許是思想比較“前衛”的國人編來自嘲的段子。

    焦點七:健康消費的熱情不減

    民諺曰:“沒什麼不要沒錢,有什麼不要有病。”這種觀念正在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人們在健康方面的投入日益增多。2000年,中國城鎮居民的每人平均醫療保健支出達318元,平均佔家庭總支出的6.4%,比1995年增長189%。其中,醫藥費佔76%,醫療保健服務佔13%,滋補藥品佔6%。2000年,農村居民的每人平均醫療保健支出也已經增加到88元,比1995年增長110%。

    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的每人平均壽命不斷延長。半個世紀前,中國的每人平均預期壽命只有35歲。而到2001年,中國的每人平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1.8歲。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每人平均預期壽命也只有67.8歲。20年間又增加了4歲,進入了世界上“長壽國家”(每人平均預期壽命在70歲以上)的行列。

    中國的每人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得益於醫療衛生設施的不斷完善和衛生技術人員的不斷增長。2000年,中國的衛生機構已達324700個,而在1949年,卻只有3700個,還不到如今的一個零頭。即使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也只有180600個,20年來又增長了80%。2000年,中國的衛生技術人員為449萬人,而1949年只有50萬人,為2000年的1/9。1980年也只有280萬人,20年來又增長了60%。

    北京申奧成功大大推進了中國的全民健身運動,採取更加積極的生活態度,以參加體育活動來防病健身也已經成為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老年人早起去公園活動活動,中青年人下班後到健身房進行健身,兒童們則參加各種體育培訓班……中國于1995年頒布實施了《全民健身計劃綱要》,制定了提高中華民族整體素質的總體目標。我們確定的體育人口標準是:每週參加體育活動頻度不少於3次,每次活動30分鐘以上,自身感覺中等以上負荷強度。1996年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中國經常參加體育鍛鍊的人口達到了1/3。當然,與發達國家體育人口60%~80%相比,我們差了一大截。

    出於對健康的追求,人們對周圍的環境也變得敏感起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調查表明,城市居民對近年來在“交通方便程度”、“周邊的衛生綠化環境”、“周圍的治安環境”的變化還是比較滿意的,認為“很大改善”和“有些改善”的佔多數,在10項調查指標中排在了前三位。

    焦點八:教育消費的持續增加

    基於對社會的未來發展趨勢是一個知識型、學習型社會的判斷,城鄉居民的對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教育,首先是一種基本人權,中國推行九年義務制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全國適齡兒童入學率達99%,平均每萬人口中,在校中、小學學生數分別為621人和1076人,比1990年分別增加了174人和5人。1999年,我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比重為3%,目前平均每萬人口在校大學生數為33人。同時,文盲人口也大幅度減少,1999年底成人識字率已達88%。其次,教育作為一個産業也得到了充分發展。

    焦點九:社會階層分化開始出現

    收入差距的拉開,使中國的社會結構開始發生變化,不同職業、不同收入的人群逐漸演變成各個社會階層,以往那種“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正在向“紡錘形”的社會結構轉化。中高收入階層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有報紙報道,現階段的中高收入階層主要包括4種人:1.傳統的“中高收入階層”——個體工商戶;2.分化出來的部分企業領導、知識分子;3.私營企業主(包括農民企業家);4.“外資”企業中“白領”和專業技術人員。這部分人,大約佔全部城鎮就業人員的1%~2%。中高收入階層發展、壯大對於形成合理的社會結構有積極的意義,是社會穩定的重要的結構性因素。中高收入階層也是引導社會消費的主要群體,他們的生活方式是穩定的消費市場的重要保證。

    但是,或許是中國新一代的中高收入階層一齣現就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或許是因為他們出現的時間太短所以顯得很不成熟。媒體評論:他們重視個人的生活品質,追求距離與隱私,不讓別人介入自己生活太多;“不競爭”也成了他們的特點,他們不爭第一、不願過多承擔責任。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如果“中高收入階層” 只是一味追求“小資”情調,只會蹦迪泡吧,那麼他們仍然成不了“社會中堅”。

    同時,對於貧富差距的拉開,中國人的心態是矛盾的,恰似演繹著一齣新“葉公好龍”。2001年在北京進行的一項調查的結果很有意思:當問到“您認為一個社會是否應該存在收入差距”時,84%的人都認為一個社會“應該”或“非常應該”存在收入差距;當問到“在您看來您所在的市縣裏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如何”時,76%的人卻回答“差距太大了”。這提醒我們,人們雖然傾向於承認收入差距,但當真的“大款”、“大腕”出現在身邊時,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還是極為有限。

    焦點十:城鄉居民生活滿意度較高

    總的來説,中國人對改革以來的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還是持積極態度的。從零點調查公司披露的跨越世紀之交的3年的調查數據看,1999年,對個人生活狀況表示“滿意”和“比較滿意”的“高滿意度群體”佔52.8%;2000年,“高滿意度群體”佔 55.5%;2001年,“高滿意度群體”佔63.4%。進入新世紀以來,“高滿意度群體”是逐年上升的。1999年,對於未來的預期認為“會變得更好”和“會變得比較好”的“高樂觀度群體”為56.5%;2000年,“高樂觀度群體”為63.0%;2001年,“高樂觀度群體”為56.5%。2000年的突然高企,可能是由於世紀更替的效應,使人們對未來預期的樂觀度增加了6.5個百分點,而到2001年則又回到了1999年的水準上。

    2001年北京調查的結果可以與上述數據相互印證。當讓調查對象對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現在的經濟形勢作出判斷時,持積極評價的比重從31%到63%到69%,呈不斷上升的趨勢。當讓調查對象對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現在的社會形勢作出判斷時,持積極評價的比重從53%到42%到50%,90年代成為低谷,而現在又上升到80年代的水準。當問到“與1995年相比您現在的生活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時,回答“好了許多”和“好了一點”的佔76%。當問到“您認為您5年後的生活會比現在好還是會不如現在”時,回答“會比現在好許多”和“會比現在好一點”的佔79%。調查結果顯示,對於自己的生活,與5年前相比,積極評價超過3/4;對今後的預期,積極評價也佔4/5。因此,就調查總體而言,可以説對自己的生活的評價與預期是樂觀的。

    但是,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的是:因為社會各階層利益不一致,佔有權力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多寡就決定了社會各階層必然會有強勢與弱勢之分。相對弱勢的社會階層的利益是容易受到損害的,而且他們自己無力保護,所以就必須由國家來進行干預。在北京的調查中,在對經濟形勢和社會形勢進行評價時,在對自己的生活作出評價和預期時,有10%~20%甚至30%的人會發出一些不和諧音。在對各種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或其他社會制度的改革作評價時,也是這10%~20%的人感覺到“有損失”,尤其是對醫療制度改革認為“有損失”的人超過了1/3,實在應該引起特別的注意。

    《北京青年報》2002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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