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大城市財政實力排名： 樓市成關鍵因素 服務業貢獻更大）

有多少錢才能辦多少事。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是一個城市財力的主要組成部分。城市公共預算收入的多寡，決定著這個城市在城市建設、民生支出、契稅優惠等方面的投入，是一個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指標。

今年3月初，標準排名研究院連續三年推出“中國大陸城市財力50強排行榜”。榜單顯示，位居前十名的城市依次為：上海、北京、深圳、天津、重慶、蘇州、廣州、武漢、杭州、成都。

一個城市公共財政預算收入排名的貢獻因素主要有：城市行政級別和規模、與國內生産總值（GDP）相對應的當地經濟發展狀況、産業結構選擇、財政稅收體制以及當年的偶發因素等。尤其是與當地GDP有一定的正相關性，GDP高的城市，財力相應也要強些。

由於主要一二線城市大多位列前40名，因此《第一財經日報》選取財政收入前40名的城市，通過對增速、GDP位次以及財政/GDP等多個指標的研究，對各主要城市的財力及發展特徵進行解析。

深圳升第三

這其中，位列前兩名的依然是上海和北京兩大“強一線城市”。經濟總量第一的上海以5519.5億元公共預算收入位列全國各城市之首。GDP第二的北京以4723.9億元緊隨其後。這兩個城市高度發達的第三産業和總部經濟，也讓其他城市難以望其項背。

緊隨上海、北京之後，深圳迅速上位至第三名。2014年，深圳還排在天津之後，位列第四，總量比天津少了300多億。但在2015年，由於股市、樓市的帶動，深圳財政收入大幅增長。

數據顯示，2015年，來源於深圳的公共財政收入達到7240億元，比上年增長30.2%，其中中央級收入實現4512億元，增長29.7%；深圳市地方級收入實現2728億元，增長31%，為近8年以來新高。

分行業看，去年深圳稅收規模佔比前四大行業是製造業、金融業、房地産業和批發零售業，合計佔整體稅收的比重達到71.6%。金融業等現代服務業貢獻較為突出，金融業稅收實現980億元，超常規增長60%以上。

“2015年股市大熱推動了深圳金融業稅收大漲，此外還有地産火爆，也增加了不少稅收。但這些是不可持續的，2016年這一塊可能會下降不少。”在今年1月底開幕的廣東兩會上，與會的一位代表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廣州為何“囊中羞澀”

與深圳近在咫尺的省會廣州，卻是另一番景象。

廣州2015年公共預算收入僅為1349.1億元，僅為深圳的一半左右，不僅遠不及天津和重慶兩大直轄市，也不如蘇州，與排名其後的武漢和杭州差不多，僅位列全國第七。要知道，廣州的經濟總量可是連續20多年高居全國第三，是我國經濟的“第三城”。

這種“錯位”的背後，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一是作為副省級城市，廣州與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之間並不具備可比性。直轄市作為一個省域經濟體，其財政收入除了上繳中央財政外，“剩下的都歸自己”。但對地級市（包括計劃單列市以外的副省級城市）來説，除了上繳中央財政外，還要上繳省級財政。

第二個原因則主要跟廣東自身的區域經濟格局緊密相關。由於廣東經濟發展失衡嚴重，幾乎所有最好的資源都流向了珠三角，尤其是廣深兩大城市。但由於深圳是計劃單列市，在稅收方面直接與中央分成，不上繳所在省。雖然後來深圳、廈門等計劃單列市都向所在省上繳一小部分財政收入，但其數額仍與所在省的期待差距太大。

在東部沿海幾個發達省份中，廣東是地區發展差距最為懸殊的省份，如果把幾個省份的計劃單列市扣除，那麼廣東的每人平均GDP就位列東部沿海發達省份倒數第一。多年來，廣東21個地級市中，有12個地級市的每人平均GDP低於全國平均水準，有多個地市只有全國平均水準的一半左右。

畢竟省內每個地市的發展情況不同，尤其是欠發達地區仍很需要省級財政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因此，現有體制下，廣東要加大財政轉移支付，要平衡粵東西北地區發展，其財政來源主要來自廣州和東莞、佛山等地。廣州作為老大哥，自然要做更多貢獻。

中山大學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廣州本身産生的財政收入是不少的，但能夠用於廣州自身民生支出、經濟發展的財政收入太少了。這是廣東的財政結構決定的。“廣東的稅收主要來源於珠三角，珠三角還要扣除最大的深圳，省級財政主要來源於廣州、佛山等地，尤其是廣州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可以佐證的是，2015年廣東全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9364.76億元，增長16.2%，連續25年居全國首位。

多年來，廣州每産生1元財稅收入，大概有0.75元貢獻給中央和省內，自己只留下0.25元。以2011年為例，當年來源於廣州地區的財政總收入3978億元，同比增長18.8%；其中，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979.47億元，同比增長20.5%。這一年廣州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還不及財政總收入的1/4。

林江分析説，正是由於廣州“囊中羞澀”，因此多年來經常有廣州的企業抱怨説，廣州能提供的稅收優惠不如深圳、成都等地。也正是因為缺錢，所以多年來廣州賣地比較積極。

例如，去年的廣州土地出讓金額創歷史新高，達907億元。大量的土地供應之下，廣州的樓市庫存去化週期一直比較長，廣州的房價也十分平穩，不僅與其他三個一線城市差距越來越大，而且也跑輸廈門、南京等二線城市。

東北城市有點冷

與深圳相似，另外一個計劃單列市廈門的財力也頗為雄厚。

儘管經濟總量僅位列全國第51位、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倒數第一，在福建省內排在泉州、福州之後，位列第三，但廈門的財政收入是福建的“老大”，排在全國第21位。

就15個副省級城市橫向比較，大連的GDP總量是廈門的兩倍多、長春和哈爾濱兩大城市的經濟總量也大大高於廈門，但是“輕量級”廈門的財政收入卻超過了大連、長春和哈爾濱這三個副省級城市，與瀋陽相當。

究其原因，並不是廈門的發展有多好多快，而是東北城市的日子難過。

2015年，瀋陽、大連、哈爾濱、長春四大城市，公共財政預算收入較之上一年全部下降，排名也隨之下跌。

觀察兩年來的榜單，上述東北四大名城中，大連和瀋陽連續兩年公共財政預算收入下滑：瀋陽去年下降了22.8%，大連更是下降了25.7%。

大連市財政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579.87億元（快報數，下同），比2014年下降25.7%，為預算的73.8%。其中，稅收收入473.06億元，下降23.1%；非稅收入106.81億元，下降35.5%。

大連市財政局分析稱，財政收入負增長的原因：一是按照中央巡視組、省委和省政府有關要求，各級政府認真貫徹依法徵收原則，積極做實財政收入，對財政收入中不合規部分進行了清查和整改，影響財政減收額的40%左右。

二是經濟下行、房地産市場交易低迷以及落實結構性減稅和普遍性降費等因素影響財政減收額的15%左右。三是2014年填海工程、清繳歷年欠稅等一次性收入較多，影響財政減收額的45%左右。

遼寧當地發改委系統的消息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由於東北老工業基地體制機制不夠靈活，産業結構不太合理，重工業多、輕工業少，導致東北就業不足，老百姓的實際收入佔GDP的比重比東南沿海發達地區要低很多，人口也不斷流向東南沿海地區。如果不採取有力措施，東北經濟仍會面臨著較大的下行壓力，連帶加大財政壓力，進而對社會民生産生較大影響。

製造業大市收入為何少

儘管財政收入與GDP存在著較大關聯，但影響一個城市財政收入的因素中，除了GDP，還有很多其他因素，尤其是行政等級和産業結構的影響之下，很多城市的財政收入和GDP之間存在著較大的“錯位”。

例如，一些傳統的製造業大市，如東莞、佛山、泉州，財政收入排名遠低於其GDP的位次。比如GDP排第16位的佛山，財政收入僅位列第25位；GDP第21位的東莞，財政收入位列第28位；GDP第23位的泉州，財政收入位列第37位。

林江説，以製造業尤其是加工製造業為主的城市，城市稅收主要來自增值稅收入，而企業所得稅比較少。因為這些企業的産品出口較多，不在國內銷售，無法為地方政府帶來企業所得稅收入。再加上出口退稅，因此，這些傳統的製造業出口大市，産生的産值和GDP比較高，但稅收並不是很多。

與這些傳統製造業大市相比，不少省會城市的財政收入排名則高於GDP的排名。比如鄭州GDP位列第18，但財政收入位列第14；西安GDP位列第26，但財政收入位列第17；濟南GDP位列第25，但財政收入位列第19；合肥GDP位列第28，但財政收入位列第23。

這種“錯位”的背後，是産業結構的差異。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髮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稱，第三産業提供的稅收比例要比製造業大。製造業相應的稅負有一定的抵扣，比如出口退稅等，因此凡是製造業特別發達的地方，地方的稅收相應差一些。在稅收分成方面，製造業上繳的多是國稅，第三産業則地稅比較多。這也就不難理解，直轄市、省會城市和深圳、廈門等計劃單列市的第三産業比較發達，因此財政實力也比較雄厚。

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國經濟發展不均衡的情況下，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無論是在城市建設還是公共資源方面均比其他地市具有較大優勢。很多普通地級市的製造業企業在做大之後，為了吸引優秀人才，會把企業的研發設計、行銷總部搬到一二線城市。比如佛山、東莞的不少企業會把總部設在廣州、深圳，泉州的不少企業把總部搬遷至廈門，不少省份的企業總部搬遷到北京、上海，這相應地也會造成稅源進一步流向一二線大城市。

丁長髮説，財力雄厚的一二線大城市，對企業設立總部有不少獎勵和優惠，從而進一步吸引更多企業總部向這些中心城市轉移。另一方面，一二線大城市的房地産市場比較好，由此産生的房地産稅收也比較多，這也是普通地級市所無法比擬的。

來源: 第一財經日報(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