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

城鎮化將推進投資轉型

核心摘要

“我主張以消費來促進投資的轉型，實現消費和投資的動態平衡，是我們未來整個經濟運作中最突出的問題。”3月2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表示，新型城鎮化創造的消費需求將是未來經濟的一個重要增長點。

在投資出口漸顯乏力的背景下，未來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何在?

在全國兩會前夕召開的地方兩會上，新型城鎮化依舊是高頻詞。包括北京、山西、內蒙古、吉林、遼寧在內的多個省市自治區，都把推進新型城鎮化作為增長新動力，納入2015年總體工作任務。

“我主張以消費來促進投資的轉型，實現消費和投資的動態平衡，是我們未來整個經濟運作中最突出的問題。”3月2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表示，新型城鎮化創造的消費需求將是未來經濟的一個重要增長點。

投資消費失衡明顯

《21世紀》：從整體的經濟結構來看，2014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為何傳統模式下的投資需求乏力?

遲福林：第一，我國投資消費失衡明顯。與投資率不斷提高相比，我國最終消費率總體呈現下降趨勢，2013年，消費率與居民消費率分別為49.8%和36.2%，僅回升到2007年水準。在每人平均GDP 處於5000～6000美元(以現價美元計)的階段，我國的投資率高於美國30個百分點以上，也高於新加坡近10個百分點;而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則分別比美國低33.4和28.6個百分點，比南韓低16.5和18.1個百分點，比俄羅斯低18.8和14.9個百分點，比新加坡低11.2和14.9個百分點。

第二，投資消費失衡成為經濟風險的主要來源。投資與消費的不匹配帶來産能嚴重過剩和供給短缺的同時並存，導致投資整體效益的下降。我國大部分製造業面臨長期性、趨勢性的産能過剩。不僅傳統行業，新能源等一些戰略性新興産業也面臨産能過剩的嚴峻挑戰。

第三，傳統模式下的投資已經難以為繼。過去10多年，由於我國經濟總體上處於快速成長階段，投資率偏高一點有其合理性。問題在於，在競爭性地方政府增長模式下，長期的高投資已經帶來了嚴重的産能過剩、房地産泡沫、地方債務風險，如果持續下去，不僅會延誤經濟結構調整，還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十三五”我國經濟轉型的重大任務是走向投資消費動態平衡，最重要、最直接的衡量標準就是使投資率和消費率回歸到這一合理區間中。

第四，我們需要和消費相適應的投資。一是有效益的投資，二是這個投資的需求量比較大，三是這種投資和消費能實現動態平衡。所以，我主張以消費來促進投資的轉型，實現消費和投資的動態平衡，是我們未來整個經濟運作中最突出的問題。

新型城鎮化

蘊含百萬億內需

《21世紀》：在投資、出口等多項指標下滑的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發展的最大紅利是什麼?

遲福林：城鎮化仍然是我國發展的最大紅利。根據我們的測算，到2020年，我國名義城鎮化率達到60%以上，將給我國帶來百萬億左右的需求，足以支撐我國未來6年7%左右的經濟增長。

第一，新型城鎮化蘊藏著巨大消費需求。城鎮化與消費增長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係，尤其是農業轉移人口向城鎮遷移，將帶來巨大的消費“累計效應”。2013年我國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消費差距為3.1：1，以此推算，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意味著近900萬餘人將從農民變為市民，這將直接帶來近1400億元的新增消費規模。到2020年，名義城鎮化率提高6.3個百分點，將累計帶來8800億元左右的新增消費規模。到2020年隨著城鎮化水準的提高，中國居民消費總規模有可能從現在不到25萬億提高到50萬億左右。

第二，新型城鎮化蘊含的內需潛力將支撐我國未來10年的中高速增長。在目前世界經濟低迷的狀態下，由城鎮化所帶來的百萬億的內需，可以説是未來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潛力和優勢。

以家電行業為例。到2020年，如果我國城鎮化率達到60%，農村市場將累計新增家電銷售額4.5萬億元，累計銷售額將突破9萬億元。

城鄉二元戶籍制度

要成為歷史

《21世紀》：統計顯示，近年來城鎮房地産開發增速近一半的時間快於投資總增速，但2013年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5%。您認為，如何從土地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過渡?

遲福林：第一，人口城鎮化首先是市場導向的城鎮化。規模城鎮化根源於政府主導的造城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行政配置資源的方式，脫離了社會需求。人口城鎮化首先是市場主導的城鎮化，城鎮化所需要的要素，包括土地、資本、産業等，主要由市場來配置。

第二，把儘快實現農民工市民化作為人口城鎮化的突破口。從城鎮化的發展要求來看，主要任務是解決已經轉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問題，努力提高農民工融入城鎮的素質和能力。目前，農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只有25%左右。解決農民工問題總體上不是個財力問題，關鍵在於政策與體制的突破。

第三，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進程。適應人口城鎮化發展趨勢，應以去利益化、城鄉一體化、遷徙自由化為目標和方向，逐步消除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之間的不平等待遇和差距，還原戶籍的人口登記功能，改變戶籍與福利合一的社會管理制度，將戶籍與福利脫鉤。到2020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要成為歷史。

第四，加快構建有利於人口城鎮化的財稅體制和多元化的投融資體制。一是以流動人口變動為基礎，建立財力與事權動態匹配的財稅體制。二是完善中央轉移支付制度，保障流入地的財力。三是建立轄區財政責任機制，保證縣級財力。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