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的催生下，特色小鎮開展地如火如荼，一些亂象也紛紛浮出水面。如李學鋒所言：很多小鎮千篇一律、傳統粗放式、被政策催熟、不完全城鎮化。有些地方政府，為了享受特色小鎮的紅利：好拿地，有資金，對特色小鎮抱有極大的熱情。然而，除非是依託自然資源以旅遊為主導的特色小鎮，大多數産業的小鎮，由於持續投入較大，産業培育週期很長，自身並不能很快的形成造血功能。李學鋒説：“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發揮決定性作用，政策起宏觀調控和適度引導的作用。不能人為地去催生特色小鎮的熱潮。不要能人為地造特色小鎮。如果小鎮沒有特色，項目不具有吸引力，可能三五年之後便會淪為半拉子工程”。

事實上，城鎮化下半場的紅利，不是所有房企都有份，也並不是所有房企願意去享受。“在高速發展的城鎮化進程中，下半場對房企的運營要求高，涉及到大量運營人才的短缺，産業涉及到文化、旅遊、養老，需要企業自建運營部門，或者是收購文化企業，以及旅遊企業成為大勢所趨”。李學鋒説。

城鎮化的上半場是前40年，是物質文明的載體，是一個追求GDP的城鎮化，下半場則轉向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在李學鋒看來“城鎮化的下半場充滿了挑戰”。

儘管擁有媲美經濟增長的城市化速度，但當前城市化存在一個問題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間，存在不能忽視的缺口。

常年外出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常常被統計為常住城鎮人口，卻沒有獲得城鎮戶口，也沒有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等。因此，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形成一個缺口。據2017年的數據，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8.5%，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 42.4%。

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曾經説過，“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李學鋒認同是應該放開戶籍限制，但是關鍵要看如何改革，“戶籍若跟農村土地承包權、戶籍、股權聯繫起來，會陷入困難境地。必須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戶籍制度改革相向而行，將集體土地承包權和宅基地使用權與人口登記制度相剝離，並加快相關法律法規修訂，建立中國特色新型人口登記制度。”

他認為，在現有戶籍制度上，不要過分關注戶籍人口城鎮化。因為，在縣域裏，戶籍制度已經不是困難，該放的已經放了，而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一線城市，戶籍很難放開。對縣域裏的人而言，“如果放棄農村戶籍意味著放棄承包權和財産權、以及宅地基使用權，他們沒有將戶籍遷入城鎮的意願”，李學鋒如是説。

隨著城市化進程取得實質性進展，十九大正式將鄉村振興提升到宏觀國策層面，提出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協調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協調發展。實際上，2015年以來，十九大之前，我國已初步實現了城市對農村、工業對農業“由取到予”的歷史性轉變，比如種糧補貼等各種補貼是普惠制的，比如新農村建設當中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美麗鄉村中的典型示範，李學鋒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