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漢書張騫傳》中曾有一段這樣的記載。
1991年6月，日本著名考古學家樋口隆康來西北大學作學術報告，精通日語的王建新擔任翻譯。報告過程中，樋口隆康問：“中國境內月氏的考古文化遺存在哪？”現場眾人面面相覷、無人發聲。而樋口隆康接著説：“要知道，中國才是月氏的故鄉。”
“中國才是月氏的故鄉”。那麼，月氏在國內的歷史蹤跡到底在何處？作為國內著名考古學者，王建新開始了“追蹤大月氏”的漫漫之路。從2009年開始，王建新就帶隊在中亞地區進行系統性的考古調查，這也是中國首次系統進行絲路考古行動。
2015年，王建新教授指導中烏年輕隊員發掘工作
20多年來，王建新把尋找和確認古代月氏的考古學文化遺存作為課題研究的切入點，帶領團隊沿著張騫的足跡走進中亞，成為首支走出國門開展絲路研究的中國考古隊。在實地考察與研究中，王建新團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最終確認了《史記》《漢書》等文獻記載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遺存。
王建新教授及其團隊的重大考古發現，不僅成為中國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的重要突破，還讓中國絲路考古研究走出國門。
2001年甘肅馬鬃山地區調查時與當地牧民合影
絲綢之路考古要有“中國視角”
“絲綢之路的概念本身是國外學者提出來的。事實上，在過去的上百年中，歐美、日本、俄羅斯等國外學者對絲綢之路做了大量的研究，積累了十分豐厚的材料。整體來看，在絲綢之路考古方面，西方學術界的研究歷史比我們長很多。”王建新教授向我們講道。
“那麼，在國內絲綢之路考古其實也做了不少，包括被譽為‘中國絲路考古第一人’的黃文弼先生以及我們的團隊。但是這其中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我們的研究重點過去在國內，主要是甘肅新疆段。”
如何在絲綢之路考古研究領域發聲？如何讓中國絲路考古聲音傳遍世界？王建新認為：“絲綢之路考古一定要有‘中國視角’。”
作為首支走出國門開展絲路研究的中國考古隊的帶頭人，王建新告訴了我們他選擇大月氏為切入點的初衷。
首先，中國是月氏的故鄉，但國內月氏的遺存此前尚未清晰；其次，月氏的歷史蹤跡遍佈國內外多個區域，沿著月氏的腳步便可先研究國內再逐步延伸至國外。“如今看來，這個事情很有意義，既有挑戰性也有學術性。二十多年來，我們確實按照這個思路走下來了。”王建新説到。
從1999年至今，從東天山出發，追蹤月氏西遷路線，到達烏茲別克。20多年時間、數萬公里路途，王建新及其團隊曾遇到了不少困難與阻礙。
最初，絲綢之路考古並沒有受到重視。而考古需要實地調研走訪以及大量的資料累積，這其中産生的餐食住宿等費用非個人所能支援。因此，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內，王建新的絲路考古研究推進較慢。
直到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為王建新帶來了新希望。同年12月，西北大學與烏茲別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簽署了關於“西天山西端區域古代遊牧文化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項目的合作協議，並成立了中烏聯合考古隊。與此同時，陜西省政府中亞考古研究專項經費立項。
有充足的經費作為基礎，王建新帶著團隊開始快速推進工作。從國內開始，王建新與團隊多年數次往返于河西走廊與東天山。
“通過在河西走廊的調查，我們有了一部分判斷。比如古代月氏人人口規模應該在50萬~100萬，而河西走廊並沒有適合發展大規模遊牧經濟的地方。像是沙漠戈壁之類的乾旱地帶，明顯是不適宜遊牧的。”王建新講道：“要找一支大規模遊牧民族的遺跡，我們一定要把目光放在適合發展遊牧經濟的地方。”
於是，王建新帶著團隊來到了新疆東天山。“東天山北麓從伊 吾到巴裏坤一帶的草原，特別是草原面積較大的巴裏坤盆地，自古以來水草豐美，夏季氣候涼爽、雨量充沛，是遊牧民族傳統的夏季大牧場。”王建新説道，“我們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在一些石圍居住遺跡內往往散落有少量的陶片等古代遺物。此外，2006 ～ 2007 年，我們在巴裏坤縣東黑溝（又稱石人子溝）遺址發掘了多座石圍居住遺跡，應屬古代遊牧人群的居住場所。”
經過多年野外考古工作和反覆印證，王建新帶領團隊在東天山地區早期遊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收穫，基本掌握了古代遊牧文化聚落遺址的分佈規律，併發現了一大批遊牧聚落遺址。
“中國考古學科的理論方法體系，主要是在研究農耕文化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而古代月氏是一個遊牧人群。我們要研究月氏，必須探討研究遊牧文化的理論和方法。”王建新説。
遊牧人群“逐水草而居、居無定所”這一觀點流傳已久，導致中外考古學家在研究古代遊牧文化時，往往只進行墓葬的發掘研究，而忽視聚落遺址的存在。
而王建新及其團隊這一遊牧聚落考古理論，打破了遊牧民族居無定所的傳統認知，豐富和發展了遊牧考古研究的學術體系，從理論到實踐層面，遊牧考古研究領域都處於國際領先水準。
2016年，習近平主席接見在烏開展工作的考古和文物保護機構的工作人員
讓中國考古聲音傳遍絲路
如果説王建新帶領團隊進行境內絲路考古是填補了我國絲路考古領域的空白，那麼走出國門開展絲路研究則讓“中國考古聲音”傳遍絲路沿線。
從2009年起，王建新和他的團隊開始進入中亞開展工作。在境外考古工作中，王建新及其團隊逐步探索出了“大範圍系統區域調查與小規模科學精準發掘相結合”的研究模式。利用這種模式，在烏茲別克和塔吉克的西天山地區，同時在國際學術界已經做了長期考古工作的地帶，王建新團隊又有了新的重要發現。
2015年，考古隊在撒馬爾罕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帶找到了屬於康居文化遺存的撒扎幹遺址，這個發現令人振奮不已，因為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當年正是經康居抵達月氏的。
“2016年，在烏茲別克共和國南部小城拜松，我們發現拉巴特墓地。原本我們就有月氏國內遺跡的一手資料，經過對時空範圍、文化特徵等方面的系統比較研究，可以看出：拉巴特遺址很可能就是尋找已久、西遷中亞的大月氏的遺存！”王建新説道。
實際上，能獲得國際學術界認可極其不易。在王建新團隊初到烏茲別克考察時，在撒馬爾罕遇到了國際公認的歐亞考古“三巨頭”之一的義大利學者妥金。
妥金很不客氣地説：“我們在這裡調查了十幾年，該弄清楚的都清楚了，你們還來幹什麼？”可當他得知中烏聯合考古隊在他調查過多年的地方又新發現了一批古代遊牧聚落遺址，並取得新的突破性發現後，他的態度馬上就發生了轉變。他不僅邀請王建新團隊喝酒，還積極商談合作研究。
在絲路沿線，王建新與其團隊用中國話語為絲綢的真實歷史提供了實證資料和科學依據，也讓中國聲音傳遍絲路。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有意義但也有難度。這個事情當然還會繼續長期做下去，尤其在境外考古領域。”王建新説道，“其實境外考古工作和文化遺産保護工作帶來的影響是其他工作不能代替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除了考古發掘，文物保護理念也一直貫穿整個聯合考古工作。“我們不能只要資料，不保護文物。”王建新説。從發掘的第一天起，聯合考古隊就秉持著負責任的態度，所有發掘的探方在考古工作結束後，一定要全部回填保護。
“即便放在現在來説，通過考古，我們可以實現文化遺産保護。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們通過考古以文化遺産為載體實現一種現代化的交流合作。而更重要的一個層面還有，在如今各國經濟相通、交通相通的情況下，文化遺産保護和展示能促進民心相通。這不僅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人文交流合作的關鍵領域。”
2017年6月9日，烏茲別克拉巴特遺址發掘現場，王建新教授團隊向中國駐烏茲別克大使介紹考古發現
2016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烏茲別克訪問期間，王建新的團隊也正在撒馬爾罕考古發掘現場緊張工作。習近平主席接見在烏中國企業代表、華僑、使館工作人員等之前，單獨接見了在烏開展工作的三家考古和文物保護機構的十五名工作人員，其中包括王建新及其團隊，足見領袖對絲綢之路考古和文化遺産保護的重視和對他們工作的肯定。這一切令王建新和他的團隊無比振奮。
2021年10月17日，在仰韶文化發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週年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致賀信並提到，希望廣大考古工作者做好考古和歷史研究工作，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王建新及其團隊正在為之而努力。王建新説道：“在過去百年間，我們不斷學習、逐漸積累，中國特色的考古理論和方法也慢慢成熟。但中國考古走出去還不到20年，所以我們的工作才剛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