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在過去20年裏一直在“變綠”，中國是主要貢獻者之一。
這一結論源自美國國家航空航太局(NASA)的衛星觀測數據：2000年至2017年間，全球綠化面積增加5%，其中25%來自中國。且中國新增植被葉面積主要是森林(42%)，其次才是農業用地(32%)。這和另一貢獻者印度綠化面積的擴大主要得益於農業用地擴大(82%)有顯著區別。
數據還顯示，這一期間，中國的植被葉面積增幅超過10%，遠高於2.3%的全球平均值；歐盟、加拿大不足5%，俄羅斯、澳大利亞不足4%，美國僅略高於全球平均值。
這些年，中國的植被狀況到底發生怎樣的變化？這些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更加綠色的中國，能為全球提供什麼借鑒？在5月22日國際生物多樣性日之際，中國科學院院士、雲南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教授方精雲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分享他的研究與思考。
中國這40年來一直在“變綠”
其實，在NASA提出上述觀點之前，方精雲研究團隊利用衛星遙感數據于本世紀初就提出中國植被覆蓋在顯著增強的觀點。他們發現，1982-1999年間，中國的平均植被指數增加7.4%；團隊近期的研究更證實了40年來中國一直在“變綠”。
基於遙感的植被指數顯示，40年來，中國的平均植被指數增長9.2%，是全球增長率(4.6%)的兩倍。最近20年中，全國平均植被指數不斷增長，達到全球平均水準的三倍多。在過去20年裏，中國植被覆蓋面積以7000平方公里/年的速度增加，而同期世界植被覆蓋面積則以50000平方公里/年的速度減少。
相比20世紀80年代初，2010年代末中國植被覆蓋相對密集的地區增加0.7%。
“中國的地更綠了，環境變化不只局限于植被的增加。”方精雲稱，在政府大力推動下，中國的環境在許多方面都取得突出進展，不僅地更綠，水也更清，天也更藍。
據環境部門統計，2003年中國有29.7%的河流監測斷面水質為劣V類，意味著這些水幾乎無法使用。但到2018年，這一比例降到6.7%。
“以雲南九大高原湖泊之首滇池為例。滇池水體一度嚴重富營養化，但現在部分水域已經降到輕度營養化水準。總的來説，中國的水環境正變得越來越乾淨。”方精雲説。
方精雲稱，2013年，中國遭遇極其嚴重的霧霾天氣，25個省份的100多個城市受影響。北京當年平均每週有一天屬於重污染天氣；如今，北京重污染天數已急劇減至每年僅4天。監測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主要城市pm2.5和二氧化硫平均濃度較2013年分別下降43%和73%。
中國綠色奇跡是怎樣發生的？
中國植被、水環境、空氣品質方面的顯著變化到底是怎樣發生的？方精雲認為，離不開中國政府和人民的付出。其中，植被狀況的改善主要歸功於國家生態修復工程的開展和農村能源結構的調整。
據方精雲介紹，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以生態修復和環境保護為目標，先後實施6項國家重點修復工程。其中，長江和珠江流域防護林工程在南方地區抵禦洪水和減少水土流失中發揮重要作用；天然林保護工程已經顯現多項效益，包括保護生物多樣性、減少水土流失、降低洪水風險，以及預防與森林砍伐相關的其他自然災害；退耕還林工程主要針對丘陵地區的農田，是世界上規模和投入最大的生態修復工程；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固土防沙，減少京津周邊地區沙塵天氣；退牧還草工程，抵消過度放牧的影響，提高草地生産力。這些項目總共覆蓋中國44.8%的森林和23.2%的草原，促進了退化生態系統的恢復，極大提升全國的植被狀況。
此外，農村能源消費結構的變化，同樣促進全國範圍內的植被恢復。由於國家引導使用煤炭和天然氣，中國農村家庭用作燃料的木柴消耗量在過去20年裏下降63%。由於柴火採伐減少等人為干擾因素減少，中國特別是南部地區的森林和灌叢恢復加快。
方精雲表示，中國植被狀況的改善帶來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提高。例如，植被恢復極大地減少中國北方春季沙塵暴的發生。實施6項重點恢復工程，項目區年碳匯總量達到中國總碳匯的56%。總體而言，中國陸地生態系統碳儲量不斷增加，抵消14%的全國工業二氧化碳排放，有助於減緩全球氣候變暖。
像在改善植被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一樣，中國也採取一系列重大舉措防止水污染和空氣品質惡化。如在國家層面出臺《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大氣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全面推行河長制，實行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制度等。近年來，中國更是從生態文明建設的整體視野出發，積極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
更加綠色的中國，能為全球提供什麼借鑒？
“中國是世界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地更綠、天更藍、水更清的中國，為包括珍稀瀕危物種在內的各類生物，提供更好的生存、生長、繁殖空間。這對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來講意義重大。”方精雲解釋説，從生態學角度看，生物多樣性保護並不是單純地把珍稀物種“圈起來”，更重要的是通過保護生境、維護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從整體上實現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方精雲認為，中國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取得的經驗可為全球提供有益借鑒。包括政府重視、高位推動，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的體制機制，將生態環境保護納入法治規章和整體考量以及科技支撐等。
首先，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共同組成的複合系統高度複雜，只有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進行謀劃、佈局、行動，才能實現生態和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到目前為止，中國是全球首個將生態文明建設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的國家。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動助推中國建立政府主導，科研機構、企業、普通民眾等多方參與的環境保護和生態恢復體制機制，形成“合力”，更為高效。
其次，近年來，中國將生態管理納入國家法律和政策制度以及重點發展規劃，並制定具體措施，層層分解，這有助於目標更好實現。以防治大氣污染為例，中國國務院2013年印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明確規定防治目標，及減少多污染物排放、調整優化産業結構、加快企業技術改造、加快調整能源結構等十個方面具體措施。很快，各級政府制定相應工作計劃，加緊了行動。北京市政府在2014年至2017年期間就關停1000多家高污染企業，並出資將全市燃煤鍋爐全部替換為燃氣或燃油鍋爐。
再者，中國在環境保護和生態相關領域的科研投入近年來不斷增長，實施了“水專項”“碳專項”等一系列重大科研項目，取得豐碩成果，為環境治理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撐。例如，于2008年全面啟動的“水專項”，總預算約300億元人民幣，以6個嚴重污染的河流和湖泊流域——包括長江流域及三峽水庫在內——作為研究對象，旨在解決水污染監測、控制和治理的重大科技問題。到目前為止，該專項已取得多項突破性進展，包括300多項關鍵技術和1400多項授權專利，並建設諸多先進的水質監測和預警系統。
“儘管有大量報告披露全球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但過去數十年來，絕大部分國家環境保護始終未能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全球範圍內也缺乏系統且操作性強的合力保護機制。”方精雲認為，在此背景下，中國的引領與示範作用備受關注，中國的經驗和成果可為國際社會提供“中國方案”。期待10月在昆明召開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也能吸納更多“中國智慧”。
（方精雲，雲南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主要從事植被生態學、生物多樣性、全球變化生態學、生態遙感等方面的研究，曾獲國家自然科學獎、“長江學者成就獎”、美國生態學會“惠特克傑出生態學家獎”等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