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只要沒有其他特別的事，82歲的馬建章院士都習慣來東北林業大學野生動物資源學院的院士辦公室工作。按照定好的採訪時間，記者如約而至，馬建章已經備好了茶，請記者落座，品嘗。
“中俄邊境東北虎頻繁跨境活動的生態廊道區域存在著軍事圍欄、交通設施和農業開墾破碎和分割棲息地的問題，儘管中俄兩國政府在東北虎生態廊道上已經建立了一定數量的保護區，但在部分關鍵區域仍存在嚴重的保護空缺。針對這個問題，我們編制了一個中俄跨境東北虎保護區方案，國家很重視這項工作，已經批復，我的學生正在調研，爭取早日拿出詳細方案。”提及近期工作，馬建章説。
作為新中國最早從事野生動物保護工作的專家，馬建章一直在為野生動物的保護而奔走，退休後亦是如此。對自己從事的工作，他感到幸福和快樂。而這源於他從小對大自然和野生動物的熱愛。
1937年，馬建章出生在遼寧一戶普通農民家庭。後來，一家人移居到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農村。科爾沁草原的遼闊天地，激發了馬建章熱愛大自然的天性，他開始對動植物感興趣。
1953年，少年時代的馬建章自作主張報考了內蒙古扎蘭屯林業學校。1956年，從林校畢業的馬建章面臨人生選擇。“有北京林學院和東北林學院兩個保送機會，我考慮東林學制是5年，能夠多學習一年知識，另外東北靠近小興安嶺長白山林區，野生動物資源豐富，就選擇了東北林學院（1985年更名為東北林業大學）。”馬建章回憶。
畢業後，馬建章留校任教，長期從事野生動物生態與保護、管理工程方面的科研和教學工作。
“物種是生態系統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要想維護生態平衡，首要是保護物種。”馬建章説，“保護野生動物，就是保護人類自己，對這一點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為了做好野生動物保護，摸清家底，馬建章經常到野外觀測、調研。幾十年來，他用自己的雙腳丈量了祖國的山山水水。
野外考察不僅艱苦還常常伴隨著危險。一次，馬建章帶著同事們到小興安嶺搞野生動物調查。山坡上是茂密的森林，裏面異常悶熱。大家小心翼翼地跟在馬建章身後，一點一點分剝開灌木叢，一步步向前勘察。突然，馬建章覺察到對面有寒光射過來，他驚得足有好幾秒才回過神兒來——對面的隱蔽處臥著一隻大老虎，與他們直線距離不足30米。
“我們嘰裏咕嚕從山上滾下來，帶的所有東西都丟了，軍用水壺也壓扁了，好在老虎沒追上來。”回顧往事，馬建章早已忘記危險，反倒因為當時的窘境哈哈大笑起來。
1963年，馬建章和同事們踏著沒膝深的積雪，冒著零下40攝氏度的極寒天氣尋找馴鹿的蹤跡。茫茫雪野，身穿白羊皮襖、腳穿靰鞡鞋、頭戴狗皮帽子的他們每前進一步，都無比艱難。餓了，啃一口凍得硬邦邦的乾糧，渴了，抓一把冰涼的白雪。“遠看像要飯的，近看是林學院的。”曾經的苦難，成為自嘲。
“野外考察雖然辛苦，但當我們找到了一直苦苦追尋的物種時，那種興奮和喜悅難以言表。”馬建章笑著説。
大自然不僅成為馬建章進行科學研究的場所，還是他育人的課堂。20世紀80年代，馬建章接到了一項艱巨的任務——“三北防護林地區”野生動物資源和自然保護區考察。“三北”防護林包括西北、華北、東北十三個省、市、自治區，面積近400平方公里，考察難度極大。
馬建章冒著風險，頂著壓力，大膽把東北林業大學動物係七七級和七八級三個班學生的畢業設計改為實地調查。帶著他們長途跋涉12省區，行程10萬公里，創造了發現33種鳥類的新紀錄。同時，繪製出60多幅經濟動物分佈圖、珍貴動物分佈圖，完成200多萬字的科考報告，為國家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馬建章所帶的這兩屆畢業學生，不但出色地完成了調查任務，而且個個練就一身本事，現在大都是野生動物管理與研究方面挑大梁的人物。
“從新疆天山，到北極漠河，什麼罪都遭了，什麼苦都吃了。白天，在灌木叢裏考察，舉步維艱，老師跟我們手挽手肩並肩往前走，手把手教我們統計數據。晚上，老師到每個房間查鋪，給我們掖被角。這段歷練對我的成長太重要了。”目前在寧夏林業廳工作的高級工程師白慶生回憶道。
在我國野生動物資源保護與管理、野生動物學科建設方面，馬建章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創建了我國野生動物管理學科、我國第一個野生動物資源學院、中國野生動物保護與管理人才培訓中心，並編著了我國第一部《野生動物管理學》和《自然保護區學》。
對於野生動物的保護，馬建章主張“不可一味保護，而應合理開發利用”。結合我國國情，他首次提出“保護、馴養、利用”的野生動物管理方針。創立的“瀕危物種的管理、生境選擇與改良、環境容納量”等理論，奠定了我國野生動物管理及自然保護區建設的理論基礎。
採訪中，伴著馬建章的回憶與講述，記者感受著他工作中的苦與樂，更被他苦中作樂的幹勁和科研精神所感染。馬建章熱愛他的事業，希望能有更多人接續做好這項工作。談到對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寄語，他説：“做科研工作，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都應該注重國家需求，服務國家需要。其次要有責任心，敢於攻堅，野外調研要能吃苦。三要恪守科研工作的底線，真實不做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