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動植物是生態平衡的基石，是人類生存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野生動植物保護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並在拯救瀕危物種方面積極輸出中國方案和智慧，樹立了負責任大國形象。
2019年1月17日，中國、俄羅斯、蒙古國簽訂了《白鶴研究與保護合作備忘錄》，就白鶴在越冬地、棲息地、度夏地的繁殖、生存狀況等全方位的保護建立長期合作機制。
野生動植物是生態平衡的基石，是人類生存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後簽署加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和《關於特別是作為水禽棲息地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並在大熊貓、朱鹮、揚子鱷等瀕危物種拯救以及自然保護區建設、打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等諸多方面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樹立了負責任大國形象。
“跨境保護是最符合動植物天性的，尤其是對遷徙物種。目前，除了《保護野生動物遷移物種公約》（CMS）我們尚未加入，中國已經加入了大部分的國際公約，並與多個國家簽署了保護野生動物的多邊、雙邊協定，其中有些還是中國牽頭的，中國為保護全球生態文明做出重大貢獻，但也面臨野生動植物跨國團夥犯罪、網路交易等難題。”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國際合作司司長孟憲林如是説。
成果斐然
記者：中國野生動植物保護現狀如何？主要存在哪些問題？
孟憲林：經過多年採取加強棲息地保護、繁育放歸、管理執法宣傳等措施，我國亞洲象、大熊貓、藏羚羊、朱鹮、鶴類、揚子鱷、大鯢等瀕危物種，以及野豬、鹿、雁鴨等一般性動物數量和分佈都有所增加，大部分野生植物資源和分佈處於正常狀態。
問題較大的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棲息地減少和破碎化；第二，野生麝、穿山甲、高鼻羚羊、亞洲犀牛等野外種群數量比較少，有的已經野外滅絕；野生蘭花等珍稀植物狀況不樂觀；紅木類樹種資源量小，主要依賴進口；第三，近海魚類資源量下降，一些瀕危物種數量也如此；內陸河流、湖泊中許多水生野生動物瀕危狀況明顯。
此外，亞洲象、穿山甲、高鼻羚羊、犀牛等産品走私時有發生，執法和管理任務很重。
記者：作為《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國際性公約的締約國，中國在跨境野生動植物合作保護方面，做了哪些積極探索？
孟憲林：野生動植物保護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棲息地保護，野生動植物棲息地是野生動植物生存繁衍的重要自然區域，保護棲息地是保護野生動植物物種的關鍵，其次是打擊偷獵、非法採摘等犯罪行為，最後才是一些人工繁育措施。
為此，我國建立了大量自然保護區、保護小區、濕地公園等，近年來又大力推進國家公園體系建設，其中很多都是跨境的棲息地，比如雲南西雙版納野生動物走廊、東北虎豹國家公園、黑龍江興凱湖自然保護區等。從1978年開始實施的“三北防護林工程”，以及從1998年開始實施的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還草等一系列大工程，使得我國林草植被覆蓋得到恢復和增長，也為野生動植物提供了生存繁衍條件。
我國還和亞、非、拉、歐、美等各大洲國家進行保護地交流合作。以遷徙鳥類為例，在我們國家所有的鳥類當中，候鳥有700余種，其中20余種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100余種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這些候鳥在亞洲、歐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間存在遷徙交流。為了更好地保護候鳥，我國已與日本、澳大利亞、南韓、俄羅斯等國家簽訂了雙邊或多邊協定，比如中日在黑嘴鷗、中澳在涉禽活動、中俄在勺嘴鷸等方面均有長期合作。
我國還建立了國際和區域合作機制，例如雪豹、虎豹、大象單獨物種國際會議機制，打擊野生動植物犯罪、打擊非法採伐等國際機制，與國際刑警、聯合國毒罪辦、世界海關組織等的合作機制，與東盟、南盟、非洲盧薩卡議定書執法組等的合作機制，以及打擊野生動植物犯罪聯盟機制。
記者：我們注意到，除了保護本國野生動植物外，中國也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合作，幫助他國保護珍稀物種。
孟憲林：是的，我國在野生動植物保護技術、裝備、方法等領域的研發與應用已較為成熟，我們也經常將這些技術、方法、設備提供給有需要的鄰國，並組織開展對亞非拉國家管理和執法人員來華培訓研討活動。
比較典型的例子是中國幫助蒙古國保護戈壁熊。戈壁熊是世界上唯一生活在沙漠地區的熊類，由於棲息地環境惡化，在世界其他地區已經絕跡，目前僅少量存活于蒙古國南部戈壁地區，是蒙古國“國熊”。當前，戈壁熊物種已處於極度瀕危狀態，估算僅存世20多只，且生存環境十分惡劣。
為保護戈壁熊，中國提供無償援助資金，從2018年起開展為期三年的戈壁熊棲息地管理和技術援助項目，包括棲息地生境品質評價研究、棲息地食用植物種群動態研究、棲息地生物多樣性監測研究、戈壁熊種群數量研究、培訓保護區技術和管理人員、提供保護區專用設備、野外補食等所有援助內容。
記者：近年來，中國在非洲野生動物保護，尤其是禁止象牙貿易領域，做了哪些工作，成效如何？
孟憲林：一方面，中國政府向辛巴威、坦尚尼亞、奈米比亞、肯亞等多個非洲國家提供資金和越野車、皮卡、平地機、手持對講機、太陽能移動電源、背包、睡袋、衝鋒衣、帳篷、望遠鏡、手持GPS定位儀、柴油機水泵等設備，專門用於保護非洲野生動物資源，支援非洲國家保護管理執法，促進非洲生物多樣性和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中國在非洲棲息地保護、繁育研究等方面開展實質性工作，如肯亞鐵路項目中關注解決棲息地和動物保護問題等。
中國對象牙貿易採取最嚴格的監管措施：長期對象牙加工利用實行限額、限地管理；2015年開始實施暫時禁止進口象牙製品；2016年又將禁止進口範圍擴大到公約簽署前所獲象牙及其製品；2017年底全面禁止國內象牙商業性加工和銷售，成為全球打擊象牙非法貿易措施最嚴格的國家。為全面實施“象牙禁令”，我們聯合外交、文化、海關、市場等部門多次在國內各地開展檢查和宣傳工作，以確保該項措施執行到位；同時，我們還赴坦尚尼亞、馬拉維、莫三比克、尚比亞、烏干達、衣索比亞等13個非洲國家開展瀕危物種保護宣講會，呼籲公眾遠離象牙等野生動物製品非法貿易。
加強國內外聯動執法
記者：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國際犯罪團夥和武裝組織通過掠奪地球資源獲利，野生動植物的跨界保護，除了就地保護，還需要剷除野生動植物犯罪鏈條，這方面中國做出了什麼努力？如何搭建野生動植物保護和執法打擊國際合作平臺？
孟憲林：首先要指出，野生動植物犯罪問題是否愈演愈烈、規模擴大、數量升級？這個還沒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沒有權威的結論。全球人口增長、人類活動加劇，導致大量的自然環境發生改變，野生動植物棲息地喪失，野生動植物資源減少，這是不爭的事實。而非法獵殺、利用以及國際貿易情況既有惡化的一面（在個別地區、國家，或一些種類上），也有逐步或局部好轉的一面，通過科學技術進步、大量開展人工培植繁育，許多物種資源量也在增加，很多國家及其民眾的認識和行動也有很大改觀。
但這些年來，跨境團夥犯罪確實是需要國際社會重點關注的問題，需要各國合作予以打擊遏制。2013～2015年，中國會同東盟野生生物執法網路、南盟野生生物執法網路、盧薩卡議定書執法特遣隊等聯合組織三次跨亞非拉歐洲各國的聯合執法行動——眼鏡蛇行動，前後110個國家參加，開展情報交流合作，查出一大批非法獵殺走私瀕危物種案件、抓獲犯罪團夥人員，展示了各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協作執法的意願和行動，在國際上産生很好的反響，增強了國際信心。中國作為重要組織方、參與方，發揮了積極和主導作用。特別是中國海關緝私部門派遣專門小組到肯亞抓獲慣犯，並解押回國，開闢野生動植物領域執法國際合作先例。
在打擊野生動植物犯罪上，中國會一如既往加強國內執法，包括野外棲息地、運輸、加工、利用、銷售等各領域的執法，通過部門單位職能分工日常執法，和組織集中聯合執法行動，保持高壓態勢；同時加強國際聯合執法，特別是與周邊國家邊境地區執法，與非洲等特定區域圍繞重點物種開展執法，加強口岸監管，以及網路、快遞等領域的執法，重點打擊團夥犯罪活動。未來中國還要積極參加國際或區域聯合執法行動，擴大國際執法合作範圍領域。
此外，我們還將繼續加強宣傳教育，通過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舉辦“野生動植物日”、“愛鳥周”活動、口岸宣傳以及海外宣教等活動，提升公眾包括海外人員的認知，包括對法律、規定、生態生物學意義的認知等，從而使更多的人加入到野生動植物保護行列中來。
記者：中國在野生動植物跨境保護上還面臨哪些問題和挑戰？
孟憲林：中國人口眾多、國境線長、周邊國家國情社情複雜，出入境旅遊人員和務工人員多、海外生活人員多、外國來華人員多、經貿人文活動多，通訊和運輸工具多樣化、快捷化，無論是野生動植物就地保護，還是控制跨國非法貿易，都存在很大工作難度。
近年來，外來物種入侵帶來的生態破壞也很嚴重，對我國的生物多樣性構成嚴重威脅，特別是外來草本和藤本植物。例如“北美一枝花”，繁殖能力、擴展能力都極強，對本土物種影響很大；還有薇甘菊，是一種藤本植物，它會攀附喬木或者灌木植物，直至被攀附的喬木或灌木死去。
兼顧保護和發展
記者：近年來，中國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或媒體指責是最大的野生動物消費國，你怎麼看待這種説法？
孟憲林：這種説法不正確，也不專業。
比如有人説中國人吃魚翅，導致有些鯊魚種群的減幅高達99%，甚至完全消失。但實際上，鯊魚有400多種，其中，經常被捕撈利用的有上百種。利用鯊魚的國家很多，比如歐美等國就用鯊魚皮製成皮革，將鯊魚肉製成罐頭或作為三明治主料，用鯊魚腦垂體製作免疫血清，將鯊魚軟骨組織製成軟骨素，從鯊魚肝臟中提取魚肝油……在歐洲，鼠鯊（又名大西洋鯖鯊）三明治售價遠遠高於牛肉三明治；在美國，鯊魚肝油作為品質最高端的魚肝油，被高價售賣到世界各地。事實上，西方國家對鯊魚捕撈和利用量不見得比亞洲以及中國少。
中國近海一直不存在規模化的鯊魚漁業，都是兼捕所得，比如捕撈金槍魚等經濟魚類時意外捕獲鯊魚，由於鯊魚體型巨大且攻擊性強，不可能再單獨放生，因此有了對鯊魚鰭的利用。由於我國“三公消費”限制政策的有效執行，以及政府保護鯊魚資源的號召，近年來魚翅的消費量直線下降，鯊魚鰭加工目前保有量不足過去年份的30%，但國際上鯊魚的捕撈和利用量並沒有因此大幅下降。因此，全球鯊魚數量和種群減少的問題並不是中國所導致的，過去這方面輿論説法有誤導。我認為對鯊魚最好的保護控制是規範漁業捕撈方式，特別是改變西方主導的圍網和拖網的捕撈方式（因為鯊魚主要以兼捕方式被捕撈），以減少對鯊魚資源過度利用。
此外，我還想指出，非法獵殺和非法貿易不僅僅是消費國的問題，很多野生動物非法貿易是當地人為了從中獲取利益，解決生存問題，或者源於人獸衝突。像前面提到的象牙貿易，中東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各國之間的爭議也非常大，有強調單純保護、禁止任何利用的，也有強調保護和合理利用兼顧的，每個國家的實踐和成效也不盡相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既要大力加強大象相關保護措施，同時還要注意提升當地居民生計水準，綜合施策，這樣保護工作才能更為有效。野生動植物非法貿易是一個鏈條，相互間有著緊密聯繫，資源國、沿途轉机國、消費國幾個方面都要採取行動，解決各部分和環節的問題和癥結，國際保護機構和組織也要擔負起相應的責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做好引導等相應工作，大家齊心協力推動問題解決。
記者：正如你所説，由於全球各國對野生動植物規定不同，重視不一，也成為執法一大難點盲點。對此你有何建議？
孟憲林：我簡單説個例子，上世紀70年代是非洲白犀牛數量最少的時候，當時南非和肯亞分別有一千頭左右，當時南非除了建立保護區、打擊偷獵外，還採取了鼓勵農場主進行養殖和散放（基本是野生狀態）、允許遊客參觀和補飼等措施，使得其白犀牛種群數量開始增長。當達到兩千頭時，國家拿出一定指標，允許對老弱病殘的個體進行國際狩獵，所得的豐厚收入一部分用於犀牛保護，一部分補貼當地居民的民生。當犀牛數量更多時，還允許出口到其他國家的野生動物園。經過多年的保護和發展，南非的白犀牛從一千多頭髮展到今天的兩萬頭，而且每年還在不斷增多。
肯亞則是採取加強保護地管理，只允許遊客遠遠觀看，沒有任何人為的干預措施，更不允許國際狩獵或其他經營活動，但多年下來，肯亞的白犀牛數量勉強維持在700頭左右。可以看出，兩種管理措施和模式，結果完全不同。現在整個非洲白犀牛有24000～25000頭，得益於南非的保護和經營模式。
因此，野生動植物保護需要各個國家、國際機構同心協力，特別是原産國、轉机國、消費國各方都要重視，通過嚴格法規、加強執法、宣傳教育、解決民生替代産業等綜合施策，爭取改變現狀，實現可持續發展。
記者：“野生動植物衛士獎”等活動對於中國野生動植物保護及相關領域的國際合作的意義和作用在哪？未來要擴大其影響力，可在哪些方面著手？
孟憲林：活動至少有三方面效果：一是對保護管理執法工作中表現突出的單位和個人進行表彰、宣傳，是正面激勵肯定，必將激發他們繼續努力、再接再厲、做出更大成績；二是在全社會弘揚保護愛護野生動植物的重要性，發揮了很好的宣傳教育作用，推進了生態文明建設；三是對非法活動、不法人員也有教育和震懾作用。
未來，要對“衛士獎”的評選和宣傳活動予以鞏固、完善、提高，繼續推進、堅持舉辦，完善豐富內容、組織方式、精益求精，久久為功；要注意提高社會參與度，提高典型事例的認可度，以及後續社會對成果的運用等。
（原標題：跨境野生動植物保護的大國行動——專訪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國際合作司司長孟憲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