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多黃河源（攝影：許明遠）
秋日的三江源微風陣陣、天藍水清。傍晚，在野外實地調研了一整天的李雨晗正準備收工回營地。這時，一道熟悉的身影從遠處的山岩間掠過——雪豹，這是李雨晗第11次目睹雪豹了。
雪豹素有“高海拔生態系統健康與否的氣壓計”之稱，由於雪豹捕食家畜且皮毛經濟價值高，上世紀80年代，盜獵導致中國境內雪豹數量急劇減少。近年來，伴隨著生態向好和社會保護參與度的提升，中國雪豹數量趨於穩定。
2017年，李雨晗大學畢業後來到位於三江源地區的玉樹藏族自治州，在長江源頭及瀾滄江源頭周邊進行野外生物多樣性本底調研，她曾在當地一天裏連續看到7隻雪豹。
位於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區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的發源地，珍稀野生物種眾多。據了解，三江源地區全境估算現存雪豹數量或已超過1000隻，被學界公認為世界雪豹連片分佈最集中的區域之一。
如今在山谷裏時隱時現有“幽靈貓”之稱的雪豹頻頻亮相，正是三江源生態治理改革步履不停、初現成效的縮影。
重構區域生態版圖
作為我國乃至亞洲重要的水源涵養區及生態安全屏障，三江源地區平均海拔超4000米，氣候嚴寒，生態環境脆弱。20世紀末，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等因素導致當地生態逐步退化。2005年，我國啟動為期9年的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一期工程，開始對三江源生態環境進行應急式修復和保護。
唐古拉山鎮是長江源頭所在。由於高寒缺氧，氣候惡劣，受超載放牧及氣候變化等因素影響，生態曾嚴重退化。
“到處都是老鼠洞，牛羊和老鼠‘搶地’”。在長江源頭過了大半輩子遊牧生活的更尕南傑目睹了過度放牧帶來的草原退化，10多年前，作為一萬多戶三江源生態移民中的一分子，更尕南傑一家從唐古拉山鎮措裏瑪村搬到了格爾木市郊的長江源村。説起當年的“背井離鄉”，他不但不後悔，反而很欣慰。
“如今草比以前高了，野驢、黃羊等野生動物也多了。退牧還草後，草原上的確發生了變化。”3年前，62歲的更尕南傑回到故鄉觀望，看到這些變化，打心裏覺得當初的搬遷是值得的。
位於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瑪多縣，藏語意為“黃河源頭”。該縣曾擁有大小湖泊4077個，被稱為“千湖之縣”。然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由於過度放牧等原因，這裡的湖泊急劇減少，到2004年時，90%以上的湖泊乾涸甚至消失，原本連為一體的扎陵湖、鄂陵湖之間也出現斷流。
人工增雨是一期保護工程中的一個關鍵項目。三江源深居內陸，氣候乾旱，降雨的增多，對緩解荒漠化作用明顯。據《瞭望》新聞週刊記者了解，今年瑪多縣降水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多了近四成，目前全縣湖泊已超5000個，創歷史最高水準。
如今的扎陵湖、鄂陵湖水天一色，蔚為壯觀。在一望無際的湖面上，斑頭雁、赤麻鴨等水鳥追逐嬉戲，再現“千湖美景”。
“一期保護工程實施以來，三江源區生態系統退化趨勢得到了初步遏制，重點生態建設工程區生態狀況好轉。”時任青海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三江源辦公室主任李曉南告訴記者。
相關報告顯示，一期保護工程實施後，三江源草地面積凈增加123.7平方公里，水體與濕地面積凈增加279.85平方公里，荒漠生態系統面積凈減少492.61平方公里。
推行生態移民、禁牧封育等政策，一定程度上讓草原得到了休養生息。然而，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工程一期項目的覆蓋範圍只佔整個三江源區面積的約40%，大部分退化、沙化草地還沒有得到治理，鼠害、蟲害、毒草害等依然存在。此外，相關體制機制矛盾一度同時顯現，牧民的生計也遇到挑戰，由於缺乏勞動技能，一些禁牧減畜的群眾增收艱難。
2014年1月，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二期工程啟動，實施面積由一期的15.23萬平方公里增加到39.5萬平方公里。2015年，三江源又在全國率先啟動國家公園體制試點。
打造生態文明樣本
2016年，中國首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在三江源地區設立。國家公園總面積12.31萬平方公里，佔三江源面積的31.16%。
“這意味著三江源地區將再次打破原有生態保護模式，在無任何成熟經驗可供參照的情況下，探索建立更科學、有效的全新生態保護體制。”現任青海省發改委副主任、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局長的李曉南説，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逐漸打破了原先交叉重疊、多頭管理、碎片化的自然資源管理和生態保護格局，代之的是科學定位、整體保護、國家主導、共同參與的新模式。
明確任務目標的青海，首先向舊有體制“開刀”。2016年6月7日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掛牌成立、體制試點正式啟動實施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園區就整合了所涉4縣國土、環保、農牧等部門編制、職能及執法力量，建立覆蓋省、州、縣、鄉的4級垂直統籌式生態保護機構，並在各村成立了牧民生態管護隊。
“‘大部制’改革全面完成，縣級部門整體精簡了25%。從此，生態保護由園區管委會負責，其他社會管理職能歸地方政府，權責明晰。”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長江源園區治多管理處專職副主任才仁鬧布説，自打破區域條塊分割、實現垂直統籌管理以來，園區生態管護效能大幅提高。
此後，三江源國家公園開始對各類自然保護地進行功能重組，將12.31萬平方公里的國家公園整體劃分為長江、黃河、瀾滄江3個園區，分別組建保護機構，依照各園區生態系統特點實施針對性保護。同時，各園區又被進一步細化為大小不等的網格，“一格一策”實施生態精準治理和保護。
對於世代“逐水草而居”的牧民而言，放牧是大多數人唯一的生存技能。如何引導禁牧減畜後的牧民參與國家公園保護與管理，使其能從中受益、實現脫貧致富，這是在體制試點期間需要下好的另一盤棋。
李曉南告訴記者，從2016年開始，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中創新設置了生態管護公益崗位，並逐步實現“一戶一崗”，管護員優先從貧困戶中選擇，每戶1名，培訓上崗後按月發放報酬，年終進行考核。在地廣人稀的三江源地區，“點成線、網成面”的生態管護體系正發揮著重要作用。
“草原、河湖、冰川安好，動物自得喜樂，這就是我的心願。”30歲的卓瑪加是玉樹州曲麻萊縣多秀村的牧民，2016年成為三江源國家公園聘用的生態管護員後，每月可獲得1800元工資。
截至目前，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已設置生態公益崗位17211個，完全實現“一戶一崗”，戶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
創新舉措不止於此。2017年3月，玉樹藏族自治州成立三江源生態法庭，以民事、刑事、行政“三審合一”的審判模式，依法審理各類生態案件。
“通過這些舉措，青海正努力將三江源打造成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樣本’。”李曉南説，截至目前，公園各項體制改革工作已得到有效推進落實，力爭于2020年前後建成國家公園。
構建自然保護地體系
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兩年來，青海省積極踐行源頭責任，大膽嘗試、紮實前行，在三江源地區逐步構建起集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生態修復治理區、自然遺産地為一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
2017年8月1日，《三江源國家公園條例（試行）》正式施行，成為全國首部為保護國家公園而設的地方性法規。《條例》規定，禁止在三江源國家公園內採礦、砍伐、狩獵等，並對園區民生改善、社會有序參與等方面進行了明確。
隨著《三江源國家公園總體規劃》的發佈，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規劃和生態保護、生態體驗和環境教育、産業發展和特許經營、社區發展與基礎設施等專項規劃也將相繼出臺。此外，制定印發了三江源國家公園科研科普、預算管理、社會捐贈等11個管理辦法。三江源生態環境治理向科學化、制度化、體系化不斷邁進。
自然保護區是三江源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的抓手。近兩年，三江源自然保護區內的大部分自然保護分區已全面實現生態系統功能重組。青海還與新疆、西藏、甘肅等鄰省區簽訂生態環境保護協作備忘錄與保護區協作聯盟章程，打破了昔日破碎化、條塊化、單邊化的管理模式。
探索修復治理三江源生態退化區，是建設三江源自然保護地體系的重要舉措。兩年來，當地實施全區域自然修復與工程治理相結合的生態保護措施，落實生態修復資金近20億元，實施人工草補播、草原有害生物防控、沙漠化治理等工程。
最新遙感監測結果顯示，三江源地區沙化土地植被蓋度已由生態退化最嚴重時33.36％提高到如今的近40%，産草量達3082千克每公頃，喬木、灌木林的鬱閉度及蓄積量均呈增長態勢。
保護好可可西裏世界自然遺産地，也是三江源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的一項緊迫任務。2017年7月，可可西裏躋身世界自然遺産地。申遺成功至今，可可西裏努力轉變昔日以人力巡護為主的保護方式，強化科研支撐，通過現代化手段科學精準實施生態保護與遺産地管理。
堅持改革創新，深化科技應用，不斷提高治理科學化、精準化、高效化水準，日漸成為三江源生態治理守護者的共識。
日前，三江源國家公園啟動重大科技專項，將立足於已初步建成的生態監測預警系統，實施星空地一體化生態監測及數據平臺建設，為國家公園管理與生態安全決策提供定量化、高精度的空間資訊支援與精準化服務，促區域內多種生態要素良性可持續發展。
2018年9月14日，首個國家公園研究院——中國科學院三江源國家公園研究院在西寧市揭牌成立。該研究院計劃最終建立完整的生態監測評估預警體系，建成大數據雲計算技術支撐下的科研、科普展示平臺，努力補齊當地的人才和科技短板，為三江源國家公園步入發展建設階段的各項後續工作提供智力支援。
“這一系列‘打破常規’的創舉，最終目的是探索建立效率更高、權責更加明晰的自然資源資産統一管理格局。”李曉南説，目前來看，試點已初步構建了規劃、制度、科技支撐、監測評估等多位一體的公園管理保護體系，為三江源地區建立完整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打下了堅實基礎。
（原標題：青海三江源生態治理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