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題為《內蒙古部分草原保護項目竟變“生態殺手”，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報道被多家網路媒體轉載，在社會上引起廣泛關注。文章著重指出，內蒙古牧區日益增多的高産飼料地逐步蠶食當地草原，過度的網圍欄建設阻斷了生物鏈，致使草原的生物多樣性減少。
近幾年來，內蒙古自治區的草原生態保護和畜牧業現代化發展取得了成績、實現了突破，那麼報道中指出的問題在當地是否存在，多個草原保護項目是否真的已經演變為“生態殺手”？記者就此問題在內蒙古多地進行走訪調查。
網圍欄真的能夠阻斷生物鏈？
在內蒙古草原上，很多地方可以見到由十幾公分見方、高0.9-1.2米左右的水泥柱或角鋼、木樁與鐵絲共同構成的“絲狀墻”，將草原劃分成區，即網圍欄。而網圍欄是怎樣的一個存在？草原生物多樣性的減少，真的要歸咎於它嗎？
內蒙古農業大學李青豐教授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採訪時説：“網圍欄建設在草原的某些點上對生物鏈産生影響是客觀存在的，但僅是個別現象。網圍欄建設在保護草原生態、減少牲畜放牧壓力、維持草地生態健康方面功大於過，且必不可少。”
1984年，內蒙古在全國率先實行了草畜雙承包責任制。“與農村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不同的是，草原雙承包責任制是由草場和牲畜組成，簡稱‘草畜雙承包’，”自治區農牧業廳草原處副處長王堅強調説：“草場承包到戶之初並沒有網圍欄，但是牲畜隨處走動、草場有界，放牧無界，牲畜吃草場大鍋飯，養殖大戶吃小戶，有畜戶吃無畜戶的現象隨處可見，任由發展，承包責任制就是去了意義。”
基於這一原因，我國綜合國內草原牧區實際、總結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經驗，于本世紀初開始推行牧區網圍欄建設，並將此確定為國家政策。王堅説，內蒙古近十幾年來生態的恢復與網圍欄的作用密不可分：“草畜平衡，劃區輪牧、休牧、禁牧是我們恢復草原生態的重要手段，而開展這些工作，都要由網圍欄作為基礎，也就是説，網圍欄不僅是每戶牧民家庭財産的分界線，也是劃分生態保護區的重要標界，不可或缺。”
記者在自治區農牧業廳見到了一份題為《呼倫貝爾草原黃羊減少原因分析》的報告，報告指出，我國境內草原上的黃羊數量減少是事實，但並不是“幾乎沒有”，阻斷黃羊等野生動物在中蒙兩國自由遷徙的屏障，不是當地建設的畜牧業生産網圍欄，而是國家在中蒙俄邊境修建的高標準邊境圍欄，邊境國防圍欄有效提高了邊境國防安全水準，並對於國外動物疫情向我國境內的傳播蔓延起到了積極的防範作用。
數據顯示，內蒙古確權草原面積11.4億畝，其中建有網圍欄的草原面積4.6億畝，佔草原面積的41%。中國科學院內蒙古草原生態系統定位研究站的專家表示，網圍欄建設不僅不會嚴重影響生物多樣性，相反會在草原生態保護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由於網圍欄並非網狀而是條狀，它對植物花粉傳播等生物現象的影響微乎其微，它就像農田的壟溝，而不是生態殺手，圍欄建設還要根據實際需要進一步加大。
高産飼料地是人工草地也屬於草原
《報道》稱，內蒙古草原上的高産飼料地正在蠶食草原，對此，記者專門走訪了內蒙古東部幾個旗縣。以赤峰市東北部的阿魯科爾沁旗為例，草原面積1560萬畝，獲國家審批的人工草地面積僅60萬畝，旗政府副旗長裴煥斌為記者算了一筆賬：以5畝人工草場産出的青儲飼料養活一頭育肥牛計算，全旗僅人工草場就可育肥十萬頭牛，而天然草場遠遠達不到這種飼養效率和産出。
裴煥斌補充説：“我國《草原法》有明確規定，為了提升草原畜牧業産出，各地可在具備水原條件的草場上發展高效人工草場，內蒙古的人工草場主要種植青儲玉米、紫花苜蓿、燕麥等高效優質牧草，極大提升了全區畜牧業産出效率，正因為有如此的小投入、大産出，國家才會出臺此政策。”
在自治區農牧業廳，王堅向記者著重説明瞭“高産飼料地”這一概念：“弄清楚這一問題，首先我們要站在科學的角度明確一個概念，高産飼料地並不是農田，而是人工草地，也就是説，它的本質是草原而非耕地，人工草地也會形成自己的生態系統，並逐步融入草原的大生態。”
記者了解到，多年以來，從國家到內蒙古自治區各級政府，對於人工草地的建設始終堅持 “小開發、大保護”的原則，全區人工草地面積始終控制在5000萬畝左右，僅為全區草場面積的4.3%，遠遠低於國際上發達草原畜牧業國家人工草地佔比百分之幾十的水準。
對於全區各地存在的私自開荒草原種植經濟作物的現象，內蒙古政府相關部門並不否認。“由於牧民的逐利心理，這種現象確實存在，但是遠遠沒有發展到大面積蠶食草原的程度，”王堅説：“近幾年，我們各級草原監管部門通過普法宣傳教育和加強草原執法監管工作，這種現象已經得到了有效遏制。對於破壞草原生態的行為，政府是零容忍的。”
記者在自治區政府看到了一項數據統計：2017年，全區草原植被平均蓋度為44%，比2000年提高了14個百分點；重度退化草原面積減少了2200多萬畝，多年生牧草比例較2000年平均增加了13%，其中草甸草原增加4%，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增加17%。目前，內蒙古草原生態惡化趨勢得到有效遏制，半數以上草原生態明顯好轉，恢復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水準。
李青豐告訴記者：“各類草原保護項目都是國家以‘人與自然高度和諧’為根本制定出的戰略性舉措，內蒙古的生態建設成就足以説明，各項保護措施的功遠遠大於過。在不斷探索與實踐的過程中，各級政府要始終繼續保持國家政策落實不走樣，而國家對於這項戰略的改進和提升，也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原標題：草原保護項目真的變成了“生態殺手”？專家：保護措施功大於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