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新常態"是中央高層對中國經濟提出的新的戰略判斷，勢必對中國未來宏觀政策的選擇具有方向性和決定性的影響。那麼，何謂新常態？政府應如何作為以應對新常態？

對此，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為中國網財經的獨家撰稿中指出，"新常態，即從原來的狀態向一種新的相對穩定的常態轉變。儘管經濟增長速度不是其唯一的表徵，但首先需對應到的還是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下臺階”的問題。

賈康進一步指出，通過改革來放鬆供給約束，以制度供給來激活供給潛力，是目前最值得爭取的未來增長前景。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我國年均GDP增長率這一龍頭指標，處於9.8%左右的高水準，鄧小平"南方談話"後的二十餘年，則在兩位數的10%以上，而目前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學者，大多認為這一高增長速度不可能再維持下去，很可能要下降到相對較低的區間。但關於這個新的增長速度區間的量值，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基本的共識。

譬如目前宏觀調控當局所設定的年度增長速度"7.5%左右"的相關表述，應該反映了相關管理部門所判斷的區間中值；而在學術界，以林毅夫教授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如果中國能夠處理好當前的基本問題，把需要做好的改革等事情做到位，那麼還將有望繼續實現二十年8%左右的增長速度；而以劉世錦研究員為代表的另外一些學者則強烈反對這一提法，認為中國目前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增長速度很可能很快會降到7%以下；而花旗銀行等機構的預測則更是認為未來中國經濟的所謂"新常態"將放緩至5-6%的增長速度。

在當前還沒有形成統一共識的情況下，這裡我先不直接對未來"新常態"下的具體增長速度區間進行判斷，需要先強調指出的是，在"新常態"概念下我國經濟運作的下一階段的表現，可以認為是要完成一個以增長速度指標為代表的運作態勢的探底過程。關於這一探底過程中我國所面臨的現實狀態，中央已經有了"三期疊加"（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樣的提法。事實上，這幾個期間的客觀存在都是無可否定的，但我認為，在"三期疊加"之上，更需要注意到的是"改革攻堅克難的推進期"的又一重疊加。

這意味著在正確處理和對待目前的探底過程中，將過去的狀態與相對穩定的新常態上銜接時，我們能夠選擇的最關鍵變數即為制度供給變數。而在選擇制度供給變數，並伴隨著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一系列努力，即優化結構、提高品質，"穩增長、惠民生、調結構、促改革"。其中的"促改革"，無疑是尤其值得執政管理者看重、選擇和把文章做足的關鍵事項。如果能夠處理好"促改革"的問題，就將有望相對順利地趨穩，並通過結合調動各種上行因素來對衝下行因素的努力，能夠完成一個"蓄勢"的階段，進而邁入能夠追求一個長期中的次高經濟增長速度區間的階段。

儘管目前關於次高增長速度區間，並沒有一個研究主體可以拿出全套的模型處理實證數據進行預測而得到一個較為精確、能夠形成共識的判斷，但筆者認為，我國應當有望在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情況下，于7%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區間運作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這主要基於以下的分析認識：

首先，現階段我國在城鎮化和老齡化等大的演進趨勢面前，所具有的潛力、活力的釋放空間依舊是清晰可見的。譬如，在經歷此前若干輪的建設與升級換代改造後，我國的基礎設施目前依然存在著較為迫切的、進一步換代升級的需求。從我國高鐵客運所經常面對的"一票難求"的旺盛需求，或者其他領域不鮮見的"局部短缺"現象，我們不難觀察到未來通過進一步激發産能的利用能力、增長空間和需求釋放以後，由供給的回應所能夠形成的支撐未來繼續增長的條件。

具體考察可以列舉，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潛在空間包括：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空間；實體經濟技改換代空間；基礎設施多輪升級空間；服務業成為長期增長新引擎的空間；與科技、資訊等因素結合的農業現代化空間；環保産業應運而起的增長和支撐作用空間；地區間的梯度推移空間；消費佔比低的調整和每人平均收入增長空間，以鉅額外匯儲備支援"走出去"的對外投資空間，等等。其次，所有這些空間的打開、潛力的釋放，莫不需要以改革來"激活"，以制度供給來提供放大"乘數"。

因此，我國在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上升、常規投資活動邊際收益下降的過程中，依然具備了通過改革釋放制度供給紅利的巨大潛力。通過改革來放鬆供給約束，以制度供給來激活供給潛力，是目前最值得爭取的未來增長前景。通過改革來達到經濟增長"趨穩"、"蓄勢"，把"新常態"和需要調動的"新動力"，以及在認識上特別需要強調的"新供給"有機結合，應是使未來我國進入長期的次高增長速度區間狀態的最重要著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