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組：習近平到北京上大學，為什麼把梁家河村黨支部書記的擔子交給你?當時是怎麼交接的?
石春陽：我覺得近平推薦我當村支書，可能是看中了我能吃苦，辦事公道。而且我當時很年輕，也能幹，一心為村裏著想。如果沒有這幾點，近平是不會讓我接他班的。
近平是1974年當的村支書，上任後不久，他就選我當隊長、支部委員。1975年開春，有一天開黨員會，近平説，增添一名副書記，就是隨娃。到了三四月份的時候，各鄉都來我們梁家河辦沼氣學習班，現場演示、開座談會等繁雜的事務很多。近平那時候就説：“隨娃，以後你給各鄉來的人開會，我太忙了，實在顧不上了。”
我這一路幹下來，忙忙活活的，也沒顧上多想，當時竟然沒察覺近平是有意培養我。
近平是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學的。北京知青到我們這偏僻山村吃苦受罪，一般人可能會想，總算離開這窮地方了，再也不回來了。但近平不是這樣，他快走的時候，村裏很多事他都放不下，他總找我談。
有一次，我到他窯洞裏去，他跟我説：“隨娃，我要上大學走了，支書誰當?”我説：“這個事情難説，大家選誰是誰。”近平説：“你可以當。”我説：“我不行，當不了。”他説：“你咋當不了?我以前也沒當過，現在不是當得挺好嗎?”我説：“我怕我當不好。”近平説：“你還沒當，你咋就知道當不好?”
過了幾天，近平召集大家開黨員會。在會上，近平對大家説：“我快走了，下一任支書誰來當，咱們得選。我個人推薦隨娃當。”
緊接著就是投票，每人發一張紙條，讓大家投票。大家在紙條上寫的都是“隨娃”。這個結果，其實不是因為我有多好，而是我們村裏人信任近平，他推薦了我，大家就都選我。
在近平離開梁家河的頭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談。近平對大家説：“我來咱梁家河這七年時間，學會了很多東西。咱梁家河的群眾無私接納我、幫助我，讓我在這裡步入社會，入團、入黨、當村支書;我從這裡出發，返城上大學。梁家河給我的一切，我一輩子都不會忘。”
接下來，近平又説了一番話，這話是對大家説的，也是對我和村支部班子全體成員説的。他説：“要當好一個村的領導，必須一碗水端平。群眾最講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錢的事，你處理得不公，群眾也不答應;十塊錢的事，你處理得公道，群眾也不會有意見。無論大事還是小事，該咋辦就咋辦。”
然後，他又當眾對我説：“隨娃，梁家河以後要發展，你必須起模範帶頭作用。你是年輕人，當書記以後，要多動腦子，多思考問題，還要多聯繫群眾，這樣工作才能做好，支書才能當好。如果處理問題不考慮群眾的感受，支書也當不好。”
採訪組：您當了村支書以後，心理壓力大嗎?
石春陽：壓力很大，主要是因為有近平這個標桿在那裏豎著。我要想保持住這個水準，確實非常不容易。
當時，我比較缺乏管理整個村的工作經驗。我之前是副書記，凡事不用考慮太多，近平讓我幹啥我就幹啥，遇到啥拿不了主意的事，直接去問近平就行了。近平走了之後，我們村就好像沒有了主心骨，而我必須自主考慮一些事情。
那個時候是計劃經濟，事情多，也難管，村裏的生産、生活安排都是村黨支部做主。如果糧食産量不夠，村裏人真餓肚子啊。口糧問題，責任重大，村支書的壓力也大。我上任之後才真正體會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
近平取得的那些榮譽，我必須得給他保持下來。近平在的時候，帶領我們全村人辦沼氣，成為整個延川縣發展沼氣的先進典型。這回近平走了，我一上任，假如我們一下就不是先進典型了，甚至成了落後者，那這個臉我可丟不起，我也沒法跟村裏人交代。因此，不光農業生産和基建工作我不敢鬆懈，沼氣生産這方面也一點不敢鬆懈。辦沼氣的現場會一直開，保證各鄉來考察時都能學到“真經”。這是關係到全縣科普的事情，我得辦好。在現實中，我們也遇到很多困難。陜北這個地方，冬天最冷的時候能達到零下20℃，如果裏面的沼液結冰了，沼氣池壁就有可能凍裂，一有了裂縫，沼氣池就會漏水，不産氣了。
我們想盡辦法做好冬季沼氣池的保暖工作，用秸稈覆蓋沼氣池。到第二年開春，再把保暖層去掉，檢查一遍沼氣池，看看漏不漏水，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漿重新抹一遍。
我們梁家河用沼氣做飯、燒開水、晚上照明……一直用了十幾年。到1987年，我們村通了電，沼氣池才退出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