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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4．各級政府強力主導。
政府主導是中國扶貧開發的最大特色，應不斷強化扶貧開發作為國家意志、國家理念、國家戰略的政治導向。
一應強化公共輿論。不少人對“貧”和“扶貧”理解狹義，一提到扶貧開發，就認為是送送溫暖，搞搞救濟。既然13億人都吃飽了穿暖了，就無貧可扶了，扶貧機構也就無事可做了。隨著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全面建立，這樣的輿論更加越來越有市場，就連一些扶貧工作者自身也充滿疑慮：扶貧到底還要不要搞？
貧困是一個相對概念。“貧”字拆開即“分貝”（分錢），可見，造成貧困的原因就是分配不公、資源配置不合理。自然科學中的能量守恒定律同樣適用於社會科學，財富也是守恒的，有富就有窮，只要世界上有國家存在，扶貧將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因此，對於中國而言，全社會都應正視現實，樹立這樣一個理念：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隨著國力的增強，財力的提高，扶貧標準的調整，貧困人口規模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扶貧對象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扶貧任務不是越來越輕，而是越來越重；扶貧工作不應越來越弱，而應越來越強。
黨中央、國務院一直高度重視扶貧開發工作，胡錦濤同志明確指出“扶貧開發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溫家寶總理也曾語重心長告誡社會“要懂得窮人經濟學”，回良玉副總理多次在扶貧會議上呼籲“要充分認識扶貧開發的長期性和艱巨性”。但是，由於缺少強有力的輿論引導，扶貧聲音在公共領域不是越來越強，而是越來越弱；扶貧工作不是漸入中心，而是已被邊緣化。當務之急，國家應在公共輿論上給予足夠的重視，要利用各種媒體，通過多種形式，做出最堅定的政府承諾，傳遞出最明確的資訊，表達出最強烈的政治意願：構建和諧社會，貧困群體最需要關心！貧困地區最需要扶持！扶貧工作最需要加強！應在《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實施結束，下一個十年綱要開始實施的關鍵時期，召開一次最高規格的中央扶貧工作會議（中央自2001年以來，10年間未召開中央扶貧工作會議），強化扶貧開發作為國家意志、國家理念、國家戰略的政治導向，對各級和社會各界提出明確要求，著力營造全黨全社會都來關心支援扶貧事業的良好環境。
二應修正社會偏見。當前，我國已進入了每人平均GDP1000-3000美元的社會轉型關鍵時期。國際發展經驗表明，處於這一時期的國家，産業結構快速轉型、社會利益格局劇烈變化。價值觀混亂、敬畏感缺失、羞恥感淡漠、潛規則盛行等種種社會亂象相伴而生，“媚富鄙貧”的社會偏好大行其道。在物欲橫流的背景下，在一些人心目中，貧困成了窮人的罪過，社會只是“怒其不爭”，連“哀其不幸”的同情都變得十分吝嗇。其實，只要我們對貧困的原因稍加分析，就會發現，對於分散的個體貧困，老病殘、文化低、技能差、目光淺、“等靠要”思想嚴重等是造成貧困的內因，但是，對於區域性群體貧困來説，外因卻成了決定的因素。一方面，外力拿走的太多——土地、資源和勞動力成為現代工業“虹吸”的對象，在區域畸形發展和馬太效應的雙重影響下，生産要素均向發達地區流動，形成對農村尤其對貧困地區掠奪式擠壓；另一方面，外力給予的太少——貧困地區成為被現代文明冷落、遺忘甚至遺棄的角落，與“備受優待”的城市及發達地區相比，面對的是惡劣的生存環境、落後的基礎設施和欠缺的公共服務。外力造成的嚴重不公與巨大失衡，使貧困地區的農民在現代社會的博弈中總是處於不利的一面，他們為擺脫貧困而付出的努力，往往比非貧困地區還要大得多。因此，應加強引導，讓社會明白，富人和窮人是互相塑造的，沒有窮人就沒有富人，窮人是富人致富的基礎。從而規正社會對“貧困”的錯誤理解，在全社會達成一個共識：在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在現行體制下的現實中國，在發生群體性貧困的區域，貧困不是窮人的錯，扶貧是對窮人的補償。
三應健全制度保障。扶貧工作需要兩大支撐：一是政策和法律保障；二是系統的理論建構。資源配置相對平等、發展權利均衡分享、經濟效率不斷提高是減貧的重要拉動因素，需要制度保障和法律約束；改善窮人生産生活條件、增強窮人發展能力、幫助窮人尋找機會是減貧的關鍵切入點，需要綜合性的發展政策和專門的減貧計劃來保障。扶貧立法應加快進度，使扶貧工作早日步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中國扶貧學應作為一部獨立的社會科學研究納入國家“十二五”重點課題規劃，對貧困的標準體系及扶貧開發的政策體系、組織體系、評價體系、監測體系等進行歸納總結，並上升到理論層面深入探討研究，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扶貧科學理論體系，為我國的扶貧開發事業提供基礎性的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