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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毋庸置疑，中國的國情、財力及發展階段有著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一些地方在“GDP崇拜”的價值取向下，只圖表面光鮮，好的方面，標準一律松，數字一律高；差的方面，標準一律嚴，數字一律低。時至今日，在扶貧開發問題上，決不能只注重“數字”的“面子”問題，而應緊盯所有窮人共用改革發展成果的“裏子”問題，積極與國際扶貧標準接軌，廣泛向全社會、全世界宣佈“中國還有1.5億貧困人口”（溫家寶總理在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上的表述），把需要扶持的人口全部納入扶貧範圍，真正實現扶貧措施對低收入人口的全覆蓋。尤其在貧富差距已逼近社會容忍度的底線且仍處於“窮降富升”的情勢下，只有真正做到對國情不回避，才能引起全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高度關注，才能確保在資源配置和政策設計上真正向貧困人口傾斜。根據世行測算，把貧困線提高到國際標準，只需要增加不到2000億人民幣的投入，這與約八萬億的中央財政相比實屬微不足道。從國際大局來看，也更有利於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們的了解、理解與體諒，使處於發展中的中國少承擔一些不應承擔的國際責任。否則，不僅“一醜遮百俊”，讓國際社會詬病，還要多盡一些不該盡的國際義務。
3.扶貧對象怎樣找準。
瞄準扶貧對像是扶貧工作長期以來的不懈努力和孜孜追求，但由於諸多因素使得瞄準問題一直是個懸在半空中晃蕩的問題，操作起來想瞄準難以瞄準。一是“線”亂。2008年以前，國家對貧困人口的劃分有三條線：絕對貧困線、低收入線和低保線。2008年以後，將絕對貧困線和低收入線合二為一，但仍分為貧困線和低保線。從理論上講，貧困線應高於低保線，貧困人口應大於低保人口，但當前的現實是，低保人口多於貧困人口。理論和現實産生了悖論。這樣的“線”和“數”，讓人看了一頭霧水；二是“頭”多。貧困人口由扶貧部門找，低保人口由民政部門找，貧困殘疾人由殘聯找，對外公佈的數字則出自統計部門，幾個版本的數字各不相同，相互矛盾，不知該信哪個；三是“變”快。貧困標準過低決定了貧困人口呈現出大進大出的狀態，返貧和脫貧、出列和入列急劇變化，相互交織。中國貧困人口的數字一年一調整，而低保的數字通常一季度一調整；四是“定”難。即使把貧困線定好了，貧困規模定好了，但要把貧困家庭一一找出來，卻是一件很難的事情。落實到具體的村組戶，1196元的收入與1197元的收入怎麼區別？而且憑什麼確定張三的收入是1196元，而李四的收入是1197元？這些問題在操作層面都很難解決。
國務院扶貧辦聯合四部委正在開展的“兩項制度”有效銜接試點，嘗試將農村低保與扶貧開發有效銜接，通過“兩輪驅動”，實現數據共用，工作分攤。但在具體實踐中，由於“低保的輪子”和“扶貧的輪子”大小有別、快慢不一、著力不均，“驅動”中存在諸多制約因素。要真正做到“兩個輪子”並駕齊驅，亟需對當前的制度設計做出調整。
第一，該合併的合併。將低保線和貧困線兩“線”合一，統稱貧困線。通過科學測算，重新劃定一個標準線，再拿這個線“切一刀”，定出扶貧規模。也可以不統一劃線，按照佔總人口8%-15%的比例，由各縣（市、區）根據財力狀況等因素，自定扶貧標準和扶貧規模。
第二，該分開的分開。扶貧標準和規模確定以後，各縣（市、區）再發動鄉村一級把貧困人口清楚地分出兩種類型，即根據有無勞動能力和發展條件，分出低保對象和扶持對象（扶持對象也是低保對象，同樣享受低保政策）。民政部門管低保，扶貧部門助發展。扶貧部門只需對有勞動能力和發展條件的個人有針對性地予以扶持。
第三，該模糊的模糊。貧困線只能“切”出規模，不能“揀”出個體。精準的阿拉伯數字反而“量”不出精準的扶持對象。在操作層面，應充分利用農村熟人社會的有利條件，根據模糊學原理，採取農戶申請、村民評議、村組織審核、鄉鎮審批的方式，公開、公平、公正地確定具體扶貧對象。
第四，該理清的理清。對象找準以後，鄉、村幹部應把每家每戶的情況了解得清清楚楚，把致貧原因分析得透透徹徹，然後按戶按人有針對性地制定幫扶舉措。做到低保到戶，扶貧到人；低保一家一卡，扶貧一人一策。在此基礎上，縣鄉兩級建檔立卡，分門別類為各類扶持對象提供針對需求的個性化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