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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1日16:19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2．職能部門主動履職。

中央自2002年提出城鄉統籌發展戰略，各涉農部門已由過去的配合扶貧變為扶貧主體。中央及各涉農部門為落實城鄉統籌的戰略部署，都不斷加大了對農村和貧困地區的投入力度，每年投入的資金比專項扶貧資金要大得多（2009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三農”支出達7161.4億元，是扶貧資金的36.3倍），如“村村通”、“農家書屋”、“村衛生室”、“農村能源”、“飲水工程”、“校舍改造”等從條條下去的項目資金數量可觀。但這些資金分頭管理，分散投入，或做了錦上添花，或撒了胡椒面，扶貧成效不夠明顯。尤其是重點貧困地區的職能部門應多為雪中送炭，少做錦上添花，克服舊習慣，改變只以價格理性投資不按價值理性投入的老思維，在注重眼前看得見的效果的同時，更加重視長遠看不見的社會效益。應按“渠道不亂、用途不變、各負其責、各計其功”的原則，根據統一制定的扶貧規劃，把部門資金和項目重點投放于貧困地區。如交通、水利、學校、衛生室、文化室、計生服務室、通訊、農電、科技、商務等應分別由各職能部門“包乾”建設。每年年初，扶貧領導小組向相關職能部門“開單子”，下發年度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目標任務。年終，職能部門把“單子”完成情況報扶貧開發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嚴格監督職能部門履行扶貧職責情況。

3．社會各界廣泛參與。

近些年，我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動員和組織包括東部沿海省市、各級黨政機關和各方面社會力量，參與貧困地區的扶貧開發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目前，有15個沿海發達省市和計劃單列市對口幫扶11個西部貧困省區市，有272個中央國家機關、民主黨派、社會團體、國有大型企業等單位定點幫扶481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還有不少非公有制經濟和民間力量也盡其所能，一批專門從事扶貧濟困活動的全國性社團組織應運而生，如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宋慶齡基金會、中國老區建設促進會、中國星火基金會、中國老科協扶貧委員會等等；組織的扶貧活動也越來越多，如智力支邊、希望工程、光彩事業、文化扶貧、扶貧拉力計劃、春蕾計劃、博愛工程、幸福工程、農業科技示範入戶工程、雙學雙比、巾幗扶貧等等，都産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但由於這些行為大多只是試點示範或一種倡議呼籲，缺少整體的、全局的謀劃和制度規範，更缺少法律約束，也缺乏必要的激勵措施，行動起來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有關調查顯示，全國註冊的工商企業超過1500萬家，而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3萬家，即99%的企業沒有過捐贈記錄。2007年，在中國民政部統計的範圍內，全國慈善和公益事業的捐款僅70多億人民幣，而當年GDP為 25萬億，只佔0.03%，在發達國家這個數字要達到7%、8%以上，美國的企業一般自願拿出年純利的10%作為社會捐助。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梅穎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長期沒有得到緩解，例如壟斷行業的國企以國家的“長子”自居，卻不管“家裏的窮人”，此言一齣，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扶貧，既要“治窮”，也要適度“治富”。是資本主導勞動，還是勞動主導資本，這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原則問題。窮人致富靠的是勞動，富人發財靠的是資本。在資本越來越強力擠壓勞動的背景下（有關資料顯示，中國自1983年至2005年，居民勞動報酬佔GDP比例連續22年下滑，已由56.5%下滑到36.7%，而資本報酬從1978年到2005年則上升了20%，近年二者升降尤甚），窮人要“致富”，政策須“治富”，採取適當的措施讓富人承擔起必要的社會責任已迫在眉睫。專家把市場分配和政府分配稱為一次、二次分配，把社會捐助稱為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的承擔者主要是富人。一次、二次分配之後，社會資源配置仍有很大空間，必須由三次分配完成，否則貧富差距就會越來越大。窮人生存不下去，肯定要找富人的麻煩，富人想安穩，就得顧窮人，富人幫窮人也是幫自己。面對中國富人太富（2009年奢侈品消費在世界佔近三分之一）窮人太多和窮人太窮的現實，社會必須積極引導富人主動反哺窮人、幫助窮人、扶持窮人，真正把“達則兼濟天下”的傳統美德轉換成實實在在的扶貧行動。不僅從道德層面給予激勵，從文化層面給予影響，更要從制度層面予以規正，從法律層面予以約束。美國的巴菲特發出聲明“比爾·蓋茨和梅琳達·蓋茨，還有我，正在呼籲數百名美國的有錢人宣誓，至少將他們50%的財産捐給慈善事業。”現在，也應當是中國的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們站出來的時候了。億萬富豪每年捐出100萬用於扶貧應作為他們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底線。

返回頂部文章來源： 《中國發展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