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在知名中學成績名列前茅，卻與老師的關係極度緊張。6歲學習鋼琴，11歲便舉辦個人獨奏音樂會，但此後很長時間拒絕觸碰琴鍵。

父母離異後，內向的他不知如何表達情緒，也找不到任何宣泄的出口。當壓抑的情緒積攢到臨界點，他跟父親發生激烈爭吵甚至動手，而後又開始自責。然而，每次爆發後的懊悔與傷心，以及隨之而來的道歉，又讓他陷入更深的痛苦迴圈。

這是目前就讀于昆明市宜良縣醜小鴨中學一個孩子的過往經歷。他的父親是有名的作家，一度怎麼也想不通，自己引以為豪的兒子跟之前相比變化如此之大。

10月25日-26日，主題為“厭學•休學•複學”的第四屆青少年心理安全論壇在昆明舉辦。論壇由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主辦，昆明市宜良縣醜小鴨中學承辦，吸引了來自全國25個省份的800余名參會者。

昆明市宜良縣醜小鴨中學師生分享

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秘書長馬國川主持論壇

數據驚人，青少年群體心理健康問題嚴峻

位於雲南省宜良縣的醜小鴨中學在辦學15年裏，幫助3100余名厭學休學的孩子成功複學。論壇上，醜小鴨中學的師生與家長們一起講述了“問題孩子”的故事。這些孩子背景各異，因傳統教育模式的壓力、師生關係緊張及家庭問題而陷入厭學、情緒失控的困境。

權威數據顯示，我國6—16歲在校學生精神障礙總患病率達17.5%，這意味著每6個孩子中就有1人正面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擾。這還只是確診的案例，背後還有更多孩子未曾走進醫院的大門。

事實上，此前已有多項調研已接連亮起黃燈，數字一次比一次扎眼。《2022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指出，我國現有抑鬱症患者約9500萬，其中18歲以下者超過2800萬，佔比30.28%。

清華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系教授、中國國際積極心理學執行主席彭凱平

清華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系教授、中國國際積極心理學執行主席彭凱平在論壇上分享了一組數據：部分調查顯示我國中學生厭學率已高達30%，部分學生出現相關聯的問題。清華大學積極心理中心團隊所做的一項歷時四年、覆蓋42萬名青少年的追蹤研究更指出，約14.8%的樣本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鬱風險。部分青少年出現了令人擔憂的“四無”現象：學習無動力，導致厭學、休學，無法投入課業；對真實世界無興趣，使他們沉溺于手機、遊戲與社交媒體的虛擬空間；社交無能力，令“社恐”“躺平”蔓延，現實溝通與合作意願萎縮；最終滑向對生命感到無意義，普遍覺得“無聊”“沒意思”。

大儒心理創始人、臨床醫學博士、精神科醫師徐凱文

大儒心理創始人、臨床醫學博士、精神科醫師徐凱文在論壇上分享，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22年發佈的報告數據，全球有9.7億人患有精神障礙，平均每8個人中就有1人存在精神障礙。這些並非普通症狀，而是達到臨床診斷標準的疾病，其中焦慮症和抑鬱症最為普遍。新冠疫情爆發，進一步導致焦慮和抑鬱症患者人數大幅增加，使其成為一個嚴峻的全球性“時代病”。

徐凱文舉例，一個人口超千萬的南方經濟發達城市，疫情前每年僅記錄8起極端事件，而現在已超過200起，這一趨勢並非孤例，在經濟更發達地區表現尤為嚴峻，全國範圍內的年發生量已達五位數。

普遍的情緒困擾固然常見，但其是否已達到精神障礙的程度？數據顯示，情況不容樂觀。在中國，這一增長尤為驚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概每100個中國人當中有一個人患有精神障礙，而如今，這一數字已攀升至15%至17.5%，增幅超過15倍。

《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1—2022）》指出，青少年群體的心理健康問題嚴峻，其抑鬱症狀篩出率高達24.6%。各地兒童精神科門診因此人滿為患，醫生常常需要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

一個在精神科醫生中流傳的無奈調侃或許是最好寫照：許多醫生坦言，自己需要服用抗焦慮或抗抑鬱藥物，才能支撐著看完當天的所有門診。

日益嚴重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之下，是蔓延開的休學現象。據《2024兒童青少年抑鬱治療與康復痛點調研報告》，接受調研的1232個孩子患有抑鬱症等精神障礙的家庭裏，有過休學經歷的孩子佔53.85%，平均休學次數為1.71次，第一次休學的平均年齡為13.74歲。由於厭學問題成因複雜，已經成為許多學校、家庭不得不面對的嚴峻挑戰。

為何條件優渥有愛的家庭，孩子也厭學和抑鬱？

我們處在一個物質豐裕的時期，但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爆發，與三四十年前物質相對匱乏但心理問題鮮見的年代相比，如今在父母竭力提供優渥條件的背景下，孩子們卻面臨厭學、拒學、抑鬱、焦慮等困擾，極端事件的發生率急劇上升。

昆明市宜良縣醜小鴨中學校長詹大年

醜小鴨中學校長詹大年目睹了很多家庭的破碎與掙扎，這些孩子並非來自我們通常想像中的“問題家庭”。他們的父母有警察、教師、企業高管、網紅店主，是知名的翻譯家、出版家、詩人，甚至還有派出所所長和縣領導……為什麼擁有高學歷，具備很好的經濟條件的家庭，孩子也會厭學休學？

詹大年在論壇上談到，學生“厭學”討厭的不是“學習”的本身，也不是“上學”的本身，而是在“上學”過程中遇到的各種讓他不舒服的甚至恐懼的師生關係、同伴關係、親子關係。

當學校無法提供安全感時，孩子便會逃離，試圖在社會中尋找慰藉，但幾乎找不到容身之所；轉而回家，家庭卻可能因“不爭氣”的指責而成為更恐怖的地方。最終，他們只能躲進自己的房間，在虛擬世界中尋找存在感和價值感，而這份最後的避風港也常被家長剝奪，導致自殘、自殺或徹底躺平的悲劇。

詹大年認為，這一切的根源在於，教育大多仍停留在過時的“行為主義”層面——將知識灌輸與記憶視為目標，把人當作工具，而忽視了更高階的學習方式。

現就讀于醜小鴨中學的藝馨（化名）曾是一位被稱為“全才”的頂尖學生，可她曾用一場場39度的高燒，與這個世界悄然對抗。

藝馨在分享會上講述，高燒最初源於一次新冠感染。她發現，生病可以讓她找到了一個逃離學校巨大壓力的“合法”理由。當老師們“你必須幫班級拿第一”的過度期待讓她不堪重負時，發燒在家就意味著她可以暫時拋棄所有的壓力與期盼，獲得片刻的安寧。

徐凱文在隨後的演講中指出，這是“軀體化焦慮”，是人機體對自己壓力的反應。當身體接收到強烈的潛意識信號，每當壓力來臨，發燒就變成了她身體的自我保護機制。

兩眼無神、面色蒼白，6隻血色的手對女孩卡喉嚨、摳眼睛、扯頭髮……這是一個熱愛繪畫的女孩所做的自畫像。徐凱文在一次心理危機干預工作中認識了這幅畫的作者。她在北京某重點學校就讀，來自高知家庭。在生病的兩年半時間裏，家人帶她看遍了名醫，嘗試過很多藥，卻始終無法將她從痛苦中解救出來。

“這些問題表面上是焦慮、抑鬱、孤獨、社交與學校恐懼，但指向了當代青少年在理想、信仰與價值觀層面的迷茫，以及過去時代所沒有的高科技對成長環境的顛覆性影響”。徐凱文認為，原因在於極度“內卷”的教育，它以超快、超難的模式製造挫敗感，讓孩子不斷自我否定，是唯名校、唯學歷的狹隘價值觀，以及追求即時滿足的功利社會心態。最核心的衝突在於，上一代“讀書改變命運”的物質激勵已無法滿足當代孩子的精神需求。當精神世界荒蕪，他們便在富足中陷入“空心病”，感受不到生命的美好。

2016年，徐凱文提出了“空心病”這一概念，描述那些學業優秀、看似前途光明的年輕人，內心卻極度迷茫、缺乏價值感和生命意義的狀況。在此次論壇上，他進一步闡明瞭“空心”的具體內容：感恩心、孝敬心、責任心、是非心、惻隱心、羞恥心、寬恕心和誠信心。徐凱文認為，正是這些核心價值觀的缺失，導致了年輕人即便身處優渥環境、擁有世俗成功，依然感到生命空洞無意義的根本原因。

徐凱文在演講中還談到當下青少年長時間沉浸在手機、iPad等電子螢幕中，對身心健康構成的嚴重威脅。現實中，青少年平均每天收到192條手機上的通知，按照每天7小時睡眠，在醒著的時間中平均每5分鐘就會接收一條資訊。徐凱文稱，這嚴重破壞了專注力與睡眠品質。這種持續的干擾與重度媒體多任務處理，會直接導致注意力問題及更強的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

北京金融街潤澤學校校長、北京四中原校長劉長銘

北京金融街潤澤學校校長、北京四中原校長劉長銘認為，普遍的厭學現象其根源在於工業時代的教育模式已嚴重不適應當今社會。這種模式的本質，是將學校視為一座追求規模、效率、標準和流程的“完美教育工程”，要求整齊劃一與閉環管理。這種模式的運作邏輯如同一條工業流水線：以高入學成績為“高品質原材料”，最終産出高分數這一“標準成品”。然而，正是這種將學生物化、將教育流程化的邏輯，製造了全社會的普遍焦慮，也成為課業負擔過重的核心癥結之一。

劉長銘表示，未來的教育應是人本主義的自然生長，核心是尊重並激發學生的內在興趣。然而，當前僵化的工業教育模式卻嚴重違背了這一規律，它無視學生天性與成長需求，將他們強行納入統一標準，最終導致“愛學的不能學，不愛學的逼著學”的普遍困境，徹底扼殺了學習的內在樂趣。

學生缺乏動力的首要原因，是精神安全需求並未真正滿足。由於學習內容與現實脫節，學生在“宋朝的繁華”中看不到與“今天的自己”的關聯，自然會産生“學這些有什麼用”的隱性安全焦慮。當生存不再是首要問題時，“考不上大學就沒飯吃”的威脅對許多家庭已失去説服力，我們必須轉而激發學習本身的樂趣。更關鍵的是，學生的社交與尊重需求被嚴重忽視：家庭用物質獎勵替代精神鼓勵，而教育者也未能提供真正的尊重。劉長銘認為，最有效的鼓勵並非簡單的表揚，而是能從學生回答中引出新的問題，給予其智力上的自豪感，這需要極高的教育智慧。

劉長銘談到，導致學生困境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情感聯繫的普遍缺失。在學校，以獨自刷題為主的“個體”讓真實交流變得不必要，導致了異常的同伴關係。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家庭內部，親子對話的主題往往關於成績和排名。更深層次上，過度的包辦生活剝奪了孩子的自主掌控感。

同時，學校教育競爭是導致學生厭學的重要原因之一，“內卷”是學校教育競爭錯位的結果。劉長銘表示，教育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有組織的行為，根植于兩個基本的人性願望：一是向善向上的成長渴望；二是作為社會動物的歸屬需求。這決定了教育應以引導、啟迪為主，而非強制與壓抑。

然而，這些渴望成長、被接納的初始願望，既可以在學校滿足，也能在網遊、甚至街頭團夥中獲得滿足。這就引出了一個核心問題：學校真正的競爭對手是誰？劉長銘稱，如果學校將其他學校視為對手，便會陷入提高考試強度的“內卷”；如果其競爭對像是遊戲等“其他途徑”，則必須致力於提供更強烈的學習快樂體驗。

這要求我們徹底轉變底層邏輯：學生不是學校的“産品”，而是教育服務的“消費者”。學校真正的産品，是它所提供的課程、師資、環境與文化。因此，要在這場競爭中勝出，關鍵不在於是否擁有豪華的設施，而在於能否創造出更具吸引力的、真實的快樂體驗，這才是學校教育的核心競爭力。

如何看待“厭學”“休學”，激發學習興趣？

為應對日益嚴峻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國家層面高度重視。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了《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的通知；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提出“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危機干預機制”的要求；2025年教育部辦公廳印發了《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條措施》，突出強調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為當前全面、深入、系統開展全國中小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導。

政策如何落地生根？面對AI時代愈發普遍的厭學、休學、複學現象，教育專家與一線實踐者在這場論壇上從不同維度深入剖析，並積極探索破局之道。

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會長、教育部首任新聞發言人王旭明

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會長、教育部首任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表示，問題的關鍵在於辨清孩子厭的是所有的“學”還是現行學校的“學”。他認為，學生往往厭棄的是刻板的內容、學制、老師管理和評價方式。要科學理性看待“厭學”這一正常且將日益普遍的現象，不進行簡單定性好壞。休學與複學均是學生在特定階段的選擇，而非唯一或必然路徑，必須摒棄格式化處理。

王旭明對厭學、休學和複學問題提出了建議，他認為關鍵在於轉變教育理念並採取科學精準的施策。在現行國家教育體制框架內和政策要求下，科學且有針對性地施策。核心是深化對教育宗旨的理解，摒棄把應試教育當成辦學理念，對學生依法完成義務教育後的多元選擇予以同等尊重與支援。教育者要放下身段，通過真誠陪伴、傾聽、平等對話，認識到師生人格平等，警惕並摒棄高高在上的命令式和包辦式管理。

劉長銘對此表示，緩解厭學現象，亟待一場深刻的價值觀變革，這需要各級主管部門轉變“唯分數論”的政績觀，家長與教育工作者則需重塑以“成長為核心”的教育價值觀。他強調，健康是人的第一需求，理應成為衡量教育滿意度的第一標準。

徐凱文教授也持相似看法，他認為必須從“提高1分幹掉千人”的惡性競爭，轉向“互助友愛，共同提高”的合作精神，讓每個孩子都能“各美其美”。他還提出，解決電子産品的危害最關鍵、最有效的舉措是推動國家立法。

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青少年心理安全論壇主席李鎮西

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青少年心理安全論壇主席李鎮西提出，面對“問題學生”，教師應轉變心態，將其視為“研究對象”。論壇上，他分享了從曾經的“差生”成長為足球教練、機場調度員、企業高管、教師的一個個鮮活案例。

李鎮西表示，轉化“後進生”，源於用愛與智慧點燃孩子心中的善意，依靠集體的溫暖而非教師的單打獨鬥，並敢於打破唯分數論，讓每個學生在自己的軌道上“靜待花開”。教育的至高幸福並非培養出多少北大清華學子，而是“迷戀學生的成長”，幫助每一個孩子成為最好的自己，無論他們是成為科學家還是一名普通的勞動者。

在如何激活孩子的學習積極性？彭凱平提出了一套層層遞進的方法。首先，是培養情緒的“韌性”，為學習建立穩定的心理基礎。 這意味著學會管理情緒，抑制杏仁核産生的焦慮與恐懼。不僅要會用深呼吸、蝴蝶拍等技巧為負面情緒按下“暫停鍵”，更要通過聞香、抬頭挺胸和傾訴，主動喚醒積極能量，並借由運動和關注當下的專念將其轉化為行動力。

然而，情緒穩定只是基礎。第二步，是重塑大腦的“成長型思維”，讓人擁有從失敗中“復活”的勇氣。 其科學依據在於“神經可塑性”，大腦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可以通過閱讀、運動、藝術創作和豐富體驗來重塑神經網路。相信努力能帶來改變，是勇敢面對挑戰的關鍵。

彭凱平稱，最終極的目標是構建學習的“福流”，點燃內在驅動力。這是一種全神貫注的體驗。要實現這種狀態，學習過程需要精心設計：目標必須具體，難度要恰如其分，反饋還需及時。輔以在清醒時學習、多走動、交替科目、多感官結合等方法，便能有效地幫助孩子進入沉浸式學習，享受知識的樂趣。

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文東茅

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文東茅對學生心理健康問題從“問題學生”演變為更嚴重的“厭學休學”危機表示憂慮。他認為，這反映了當前教育體制的深層失靈，因此必須從“知行合一”出發尋求解決方案。他分享了兩個“小切口”的成功實踐：河北省張家口德智中學的“良知班”與位於北京的東方紅學校的“試讀班”，兩所學校都通過將學生的成長與幸福置於嚴苛管理和分數，以信任和關愛重塑師生關係，成功將瀕臨輟學的邊緣學生留在校園並改善了他們的精神面貌。

文東茅談到，僅靠校內改良遠不足夠，他倡導合法化“在家上學”的可行性，並提議將學校改造成充滿關愛與支援的“家”，或建立更多社區化的幸福學習中心。

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深圳恒暉公益基金創始人陳行甲

解決青少年心理問題，單靠學校孤軍奮戰遠不足夠，必須構建一個涵蓋家庭、學校與社會的全方位支援網路。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深圳恒暉公益基金創始人陳行甲在論壇上介紹了其創立的 “知更鳥公益項目”。項目以學校為核心支點，構建了一個由心理老師、班主任、全體教師、家長和學生共同組成的五環支援體系，通過為心理老師提供專業培訓與督導、賦能班主任成為“另類家長”、開設家長課堂、以及為學生舉辦激發內動力的青春成長課堂，讓青少年的精神困惑被看見、被了解、被療愈。

陳行甲認為，老師需要被滋養，只有當他們自身處於熱愛生命、能感知美好的狀態時，才可能將這種品質傳遞給學生，這正是項目核心三環中培養教師的邏輯。項目還認識到有問題的孩子背後往往是有問題的家長。為此，項目選擇以學校為中心開設家長課堂，利用這一關鍵平臺，實現了百分之百的到位率，從而更有效地從源頭為孩子的成長提供支援。

截至目前，知更鳥公益項目已在多個試點學校取得顯著成效，並作為民間組織代表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分享實踐經驗。目前，項目已在深圳、河源、甘肅等地穩步推進，覆蓋甘肅榆中縣100余所中小學及皋蘭縣20余所學校，惠及不同地域的全體師生，展現出良好的社會影響力與推廣潛力。

在為期兩天的活動中，來自全國的教育專家、心理學專家、臨床醫師、一線教師、家長及學生圍繞論壇主題，把脈問診，尋求解決之道，為厭學、休學的學生提供關愛和支援，幫助他們儘快複學，為他們的健康快樂成長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在參觀醜小鴨中學時，與會者紛紛表示，醜小鴨中學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實踐範本。學校倡導“關係比管理重要，成長比成績重要”，通過平等對話、耐心陪伴和建立學生自治等方式，讓孩子們重獲信任與價值感。

詹大年認為，真正吸引人的學習是通過互動、場景和關係來構建經驗，如同在品茶聊天中感受“水”的意義，而非死記硬背“水”這個字。因此，唯有通過設計出充滿愛與尊重的互動場景，才能從根本上治愈厭學的心。

這一理念在醜小鴨中學的校園裏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沒有固定的圖書館，書觸手可及；墻壁可以隨意塗鴉；規則由師生共創；校長室設在走廊上。在這裡，學校首先是師生安全、快樂、溫暖生活的地方，是構建關係、看見自我的地方。當孩子找到了渴望的價值與關係，學習自然會發生。

據悉，“青少年心理安全論壇”是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發起的一個跨界交流平臺，旨在提高全社會對青少年心理問題的關注，匯集社會各界人士的智慧，為改善教育生態環境、改進學生心理健康問題而努力。迄今已在雲南昆明、陜西西安等地成功舉辦了三屆論壇，主題分別為“聚焦青少年抑鬱症” “快樂學習 快樂成長”和“問題學生與問題教育”，均受到廣泛關注，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