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兒童醫院的“拒學門診”，醫生們聽過各種各樣不願上學的理由。有的孩子一進校門就四肢僵硬、心跳加快、頭冒冷汗，但這些症狀一齣校門就“瞬間好了”；有的孩子總在考試前頭暈、頭疼……

帶著孩子跑遍了內外科室、從頭到腳都沒查出問題的家長們，最終來到了這裡。許多家長一進門就問：“是他在撒謊，還是一種不真實的感覺？”醫生們一遍遍解釋，孩子們的感受是真實存在的，只不過誘因是情緒。

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精神心理科連續幾個月的月門診量超過4200人次，9月開學以來，情緒問題導致的“厭學拒學”患兒有所增加。10月8日，上海兒童醫學中心心理衛生團隊與上海交通大學心理學院聯合設立的“空間與數學學習困難門診”開診，每週二服務學習數學、物理、化學等感到困難的學生。

“整個社會都在關注學習”，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精神心理科主任孫錦華告訴記者，“但我們更要關注的是影響學習背後的因素”。

在“拒學門診”，有的孩子剛請假沒幾天，有的已經休學一年。有的孩子已經幾個星期沒去學校，但和家長來門診時還穿著校服。有的家長陪著孩子，工作日在門外排了4個多小時。“孩子一上不了學，家長上班都上不安心。”北京兒童醫院心身醫學科副主任醫師李瑛説。

拒學“症狀”像是一條警戒線，“上學作為基礎社會功能保持不住，説明情緒問題到了一定的程度”，李瑛説，“上學是推動孩子康復的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

“做出不去上學的決定前，孩子往往經歷了非常漫長的、痛苦的掙扎”

在“拒學門診”中，李瑛見過許多劍拔弩張的時刻。有家長的音量伴隨孩子的沉默不斷升高，有孩子曾在父母硬拖他上學時報警。

一次門診中，一對母女就一星期上幾天學僵持不下。母親説上5天，女兒説上1天，誰也不妥協。“如果要休學，乾脆回老家”，她轉過臉問孩子，“不想上學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孩子低著頭呢喃，“我説不清楚”。“就是因為你説不清楚，我才沒辦法和老師請假”，母親的語氣變得急促，“現在是説只上1天，我現在要是妥協了，之後豈不是1天都不願意去？”

修復親子溝通的橋梁並不容易，醫生們見過問診一半摔門離去的孩子。還有的家長騙孩子説是來看消化科，結果孩子在做心理測試時跑掉。還有很多家長沒能帶孩子來，“孩子説我沒病”，醫生只能借家長的轉述診斷。

在門診，家長們迫不及待地提出要求，“她想去的地方也去了，對學習也沒什麼幫助啊？我答應她的我做到，她答應我的是不是也該做到？”一位母親難以掩飾自己的不滿。

“你答應是因為你愛她”，醫生回答。面對孩子抗拒上學的現狀，家長常説“接受不了”，而醫生常提醒“現在她做不到”。

“做出不去上學的決定前，孩子往往經歷了非常漫長的、痛苦的掙扎”，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精神心理科醫生李瑜説。醫生們見過許多一言不發的孩子，手腕上有新鮮的劃痕，或者指甲掐出的紅印。李瑛一遍又一遍和家長解釋，孩子需要足夠的休息來蓄積心理能量，“你要是一下子把他推出去，他就會徹底縮回來”。

李瑜認為，如果孩子在學校難以承受學業壓力、反覆出現自傷行為，適當的休息和調整有助於恢復上學的功能。

只有走過這條路的孩子才知道，父母的理解有多重要。葉蕓在升入高一後發現自己聽課無法集中，很難把字拼成一段話，晚上經常做噩夢，“我是不是個笨蛋”，這是她腦海中的第一反應。

她一開始試圖隱瞞自己下滑的成績，後來查資料猜測是情緒問題，自己偷偷請假到省會城市就診，確診了重度抑鬱和雙向情感障礙。她告訴母親後，母親的第一反應是讓她“把這個事兒藏起來”“少想一點”“不要跟老師説”。

在門診，總有家長對眼前孩子的困境重視不夠：有人跟醫生強調孩子過去的優秀，“21個班，他年級第三”；有人執著于學業規劃，自己好不容易把孩子轉到市重點，“不上就虧了”；還有的家長已經規劃好了下一步，想把孩子轉到國際學校，但也要面試筆試，希望醫生能幫忙勸勸。有家長認為孩子不去上學的原因是成績不夠好，希望通過補課提升孩子的動力。

探尋“拒學”“厭學”的原因，主要靠細緻的問診，每位患者問診時長近半小時，醫生記錄的病例內容細緻到“母親對孩子的關注度”“親子關係”“早期撫養人”“個性特徵”等。問診的過程也是讓家長重新了解孩子的過程。李瑜介紹，通過對孩子學習能力和情緒狀態的標準化的評估，讓家長對孩子目前情況有更客觀的認識後，再來討論家長對孩子的期待是否合理。

“現在不是考慮學習的時候”，李瑛説。在首診時，他常常採取“刺破情緒點”的方法，釋放家長強裝鎮定背後的緊張、焦慮和不安。在一次門診中，一位家長反覆強調孩子已經初三，“沒時間等”。李瑛直接拋出問題，“躺平10年能接受嗎？”“躺平9年呢？”“8年呢？”家長在一次次搖頭中流下淚水，最終承認，“確實催孩子催得有點緊”。

焦慮的家長有人犯了高血壓，有人查出了甲狀腺囊腫，有人上午給孩子看病、下午給自己看病。安撫家長成為治療的第一步，雖然都是為了複學而來，李瑛強調，“上學不是重點”，孩子的身心康復才是主要目標，“當孩子有能量應對外界的挑戰，自然而然就會回到學校”。

李瑛認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拒學也是一種生命力的體現，“是對外界過度壓力的對抗，但同時會犧牲一部分學業成績，需要在其中尋找平衡”。有時候孩子已經非常痛苦，但覺得“不去對不起父母”，他也會勸孩子“別逼自己”，先把情緒調整好。

實際上，常常被忽略的是孩子長期被壓抑的情緒

在門診中，家長們問得最多的問題是，“為什麼人家孩子不這樣？”

壓垮每個孩子的“最後一根稻草”各不相同，可能是和老師的一次爭吵，一場沒發揮好的考試，父母長期無法接通的電話，或者早上6點多的晨跑和晚上9點才結束的自習。實際上，常常被忽略的是孩子長期被壓抑的情緒。

曾經一個五年級的孩子帶來一個名為“討厭上學圖”的餅狀圖，內容包括“怕忘帶東西”“怕出錯”“討厭一些課”“不自由”“高失（高期待和失望）”等。曾有初一學生向醫生哭訴升學的壓力陡增，“每天上學把我的精力都耗盡了，回家躺在床上被子都不願意掀開”。

李瑛認為，拒學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他總結為三方面，首先是個性特徵，例如敏感、早熟等；其次是家庭因素，例如親子關係、隔代養育衝突等；最後是學校因素，例如學習壓力、人際關係等。

但在來門診前，許多家長習慣把矛頭對準網路。為了讓孩子的目光從螢幕上移開，有家長到睡覺的時間就斷網，有家長已經砸了五六個iPad。李瑛認為單憑網路很難構成拒學的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講，手機像是孩子新的爸爸媽媽”，李瑛説，“他們從手機中能獲得無條件的反饋，不像父母有價值評判。”

這種沉迷反而折射出父母陪伴的缺位，李瑛把父母和網路的“戰爭”比作“爭奪控制權”，“最好的方式是替代，替換掉手機，家長應當思考怎麼能讓自己變得有趣，讓孩子和你待在一起更舒服。”李瑛經常會讓家長填寫行為觀察記錄表，把孩子上午、下午和晚上做的事記錄下來，不僅是為了分析孩子的行為模式，更是讓家長增加對孩子的了解。

醫生了解到，有不少孩子自己在老家上學、父母在北京工作，有的上寄宿初中，一個月回一次家，學業壓力大、和家長打電話都沒時間，醫生建議改為走讀。有家長常年出差，孩子已經休學1年，父母甚至掌握不了孩子行蹤，醫生的建議是“搭進去一個人”，“走進孩子的世界，把他帶出來”。

葉蕓家中有3個孩子，她在家中排行老二，她的父母常年在外做生意，初中時父母離婚。她從小就被父母告知，“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要堅強一點”。“大人總希望小孩像成年人一樣處理好自己的情緒，但是大人很多時候都處理不好自己的情緒。”

高二下學期，她告訴父母休學的決定時，父母都選擇“逃避”，離校單是父親的朋友幫忙簽的，手續是爺爺奶奶辦的。一開始，他們總會有意無意催促她提前複學，直到她出現自傷行為、每天只能吃下半個饅頭，母親推掉工作、每天在家陪她，只是希望她能多吃一口飯。

回憶這段經歷時，葉蕓總提到“拆屋效應”，只有在事情發展得更嚴重後，家長才會意識到要滿足孩子基本的情感需求，“如果開一個天窗就能解決，不要給孩子拆掉屋頂的機會”。李瑛認為，被壓抑的情緒會在家庭內部流動，他見過有的孩子通過肚子疼中斷父母的爭吵。

在複學之路上，只有家庭能給孩子提供最重要的支援，“每個家庭的成長週期不一樣，醫院只能提供一個宣泄和突破的窗口”。

對於許多家庭來説，讓家長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並不容易。女兒上初中前，王義勇和妻子“一路雞娃走過來”，早早買好學區房、一門課給女兒報兩個輔導班。女兒也是成績優異的“乖乖女”，順利升入北京市海澱區的重點中學後，先是經常失眠，然後開始因作業寫不完就哭鬧，最後一説上學就渾身難受。

他們四處尋訪，做心理諮詢，和兒童教育專家學習理論，才慢慢學會反思家庭系統的問題：夫妻關係有待改善，媽媽對爸爸積攢了許多不滿，最後體現在對孩子的控制欲上。當他們逐漸“學會閉嘴”，對孩子“無條件接納”、保持尊重但不嬌縱，慢慢孩子從鎖門在臥室裏打遊戲，到逐漸願意在客廳打遊戲，並且願意下樓和父母散步。

王義勇在過程中認識了不少情況相似的家長，建立了北京的互助交流群，定期舉辦線下沙龍分享經驗。有一位家長曾分享自己的“至暗時刻”，那時孩子已經出現自殘、自傷行為，他帶孩子去迪士尼樂園的時候定制了一個3D形象，想著萬一孩子出了意外，“也是個念想”。

“家庭內部充斥矛盾和仇恨的時候，這些內耗、糾結、鬥爭，本質也是愛”，李瑛説。王義勇和家長們發現，隨著時間推移，他們的目標已經不是讓孩子恢復上學，而是“讓孩子有獨立獲得幸福的能力”。如果孩子不想上學、想嘗試工作，他們認為只要不啃老，也都支援。

“讓孩子找到自己的節奏”

李瑛的同事胡娜發現，“拒學門診”的很多孩子情緒問題不到用藥指徵，早期通過減輕壓力、心理疏導、優化教養方式等手段，就能夠改善情緒問題。

曾經有抑鬱症患兒告訴她，一年前自己就讓家長來醫院，但家長覺得是孩子“想太多”。“拒學門診”的設立有助於消除家長的病恥感，鼓勵他們提前進行篩查。

李瑛見過很多情緒問題經過藥物治療有所好轉，但還是難以回到學校的孩子，“拒學時間越長，越難回到學校”。考慮到社會功能的恢復，醫生也會建議家長推動孩子邁出第一步，“而不是無止境的等待”。

李瑛建議，家長也不要陷入過度反思，比如從孩子出生前開始追溯自己的過錯，“行動比停留在反思中更為重要”。他鼓勵家長聚焦當下，從一個具體的角度入手，比如增加孩子運動量，每天走3000步就獎勵零花錢；同時減少上學天數，和老師溝通作業量，根據孩子情況選擇成績是否張榜、周考月考是否參加，“讓孩子找到自己的節奏”。

一些孩子會誇大複學的困難，因此胡娜常常把學習有關的問題細化，比如不上學在家幹什麼、喜歡的科目是什麼、未來關於學習有什麼打算、在家學幾個小時等，並讓家長幫忙和老師協商。

一位不適應重點班學習節奏的初一學生，一開始提出換班，後來擔心換班也無法適應，提出直接換學校。胡娜把他的擔心一條條列在紙上，未來的可能性在醫生的筆下分了好幾次岔，“不要把自己的路都堵死，給自己一個機會”。

除此之外，胡娜也會鼓勵家長保留興趣班，或者在孩子休息期間培養孩子的愛好，幫助他們建立和外部世界的連結。曾經有位患者喜歡烘焙，每次來門診都會給她送蛋糕，家長也接受她未來以此為手段謀生，“不用把時間精力都放在不在行的事兒上”。

家長放下期待後，葉蕓的病情有所好轉，自己有了複學的打算。休學第二年，她的朋友們已經升入大學，有次聚會，一位朋友説自己學的專業很無聊，“他説很羨慕我，還有機會好好奮鬥一把，選一個自己喜歡的學校，想一個喜歡的專業。”

於是她嘗試走出家門，每天帶著書去圖書館坐著，“混到晚上6點關門”。一開始她經常發呆，但家人會很認真地誇她，“我也想讓他們因為我而感到幸福”。她從自己最感興趣的數學開始，每天看網課、刷題，必須完成任務量才能回家。圖書館關門後，她就去旁邊的城市書屋學到晚上9點。為了訓練自己的注意力，她把網課開2倍速，“一旦跑神就很快聽不懂”。

她的價值感也在一點點恢復，之前休學在家，她不願意出門，“看到任何一個人工作，哪怕環衛工人掃地，都會覺得人家好棒，我好廢物。”嘗試學習後，她越來越能自我接納，“起碼能做好一件事”。

“獨立獲得幸福的能力”

但複學之路並非一帆風順，醫生們強調，對於孩子來説，一些看似簡單的目標並不容易實現，家長要有陪伴的耐心。有家長常常抱怨孩子作息顛倒，李瑛解釋，這是孩子強迫自己上學的補償，通過熬夜刺激大腦興奮。他常常安慰家長：“至少還能玩，先要讓他的生命力釋放出來，做他想做的事，之後才能説上學的事。”

葉蕓在圖書館自學的那幾個月，有時仍會胸口疼、全身發麻、止不住地哭，她痛恨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深夜打電話給母親哭訴：“我已經很努力生活了，也很幸福，你們也沒有給我壓力，為什麼我還是很難受？”她回憶那段時間是靠“硬扛”挺過去的，“不要太當回事，給自己一些治愈的時間”。

胡娜告訴記者，軀體化症狀的緩解是一個緩慢過程，“會有一個階段孩子需要帶著稍微不舒服的身體適應環境，如果感覺非常不適，也可以停下休息”。

當孩子在休息一段時間後詢問父母，自己是否應該回學校考試時，李瑛建議“把糾結內耗留給孩子”“把決策權交給孩子”“以退為進”。

王義勇和妻子也在學著“把責任還給孩子”，女兒和朋友出去玩把衣服弄濕了，他聽説後，第一反應是送一套衣服過去。“不求不助”，他在心裏默念，最終還是忍住了。

休整半年多後，王義勇的女兒提出想複學試試，在機構補了一段時間課，也調整好了作息。然而複學第一天，剛過兩小時，女兒就給他打電話説想回家。整整一個學期，每天早上女兒都會抱著馬桶乾嘔，吐完自己上學，他們也不會干涉。“要陪伴孩子度過震蕩期”，王義勇説，“只要去就行，可以趴著睡覺，可以作業不寫，咱們不是為了成績，是為了能夠融入人群、走上社會”。

另一方面，家校配合在複學之路上也起著關鍵作用。葉蕓回憶，自己在班級裏適應得較為順利，老師們並未對她過分關注。她也希望自己能“透明一點”，“不用刻意找我回答問題，偶爾想請假的時候能讓我出去透口氣”。

也有家庭會在休學或複學時遇到阻礙，醫生們見過有的學校怕孩子在學校出事，催著家長休學；有的學校則要求拿著住院單才能辦休學；還有的學校要求提供學習能力鑒定才能複學。

孫錦華介紹，醫院可以開具請假條和診斷證明，但原則上醫院作為醫療機構，診斷證明書不能直接開具“休學”“複學”相關建議，門診患者請假時長每次最長1個月。

為了幫助孩子複學，面對學校的要求，醫生只能寫“情緒穩定”“恢復情況良好”“沒有自傷行為”“建議提升社會功能”等詞彙，但不同學校對此的認可度不同。由於尚未形成統一規範，孫錦華建議加強教育和醫療機構的協同，雙方共同完成對學生休學複學的科學評估，或者由獨立於醫院和學校的第三方鑒定機構操作。

孫錦華介紹，目前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開展了綠色通道門診，與上海市閔行區一些學校開展醫教結合試點，當家長或學校老師發現學生可能存在心理健康風險時，經家長同意可協助通過綠色通道就診評估，心理老師也可以通過跟診提升對疾病的認知。他認為，如果學校能及時跟進學生的診療情況，也會幫助學生減輕休學複學的阻力。

現在王義勇的女兒已經順利升入初二，偶爾還會“自己卷自己”，熬夜寫作業，王義勇和妻子也不會干涉，“相信孩子有自我調整的能力”。他們也不再把時間都用來輔導孩子功課，帶孩子上課外班。現在他們晚上出門遛彎兒，週末夫妻倆出去玩，或者組織休學家長的沙龍。他感慨，如果不是孩子，自己也不會改變，“都是必然要走的路”。

而剛剛考上一所二本院校的葉蕓認為，“學習是最好拿回自信的方式”。回到學校後，葉蕓每天第一個來教室，中午在教室自習、同學幫忙帶飯。家長總打電話叮囑她注意身體，他們只希望她能拿到畢業證。而她憋著一口氣，數學成績從班級倒數第一到班級前十。

她記得自己高考成績出來的時候，“全家人像是瘋了”。直到現在，每當她回憶起那一刻，“那種幸福感讓我感覺很有力量”。現在她就讀于小學教育專業，“希望我的學生能因為我變得自信”。

經歷這番歷練，葉蕓覺得自己“對很多事情脫敏了”，家裏的氛圍也轉變為“互相誇讚”。每當出現焦慮和不安的情緒，她總會勸自己“已經很棒了”，“把自己當小孩哄”。她總能回想起複學前的無助和迷茫，於是把自己複學的經驗發在社交媒體上，很多學生涌入私信和評論區。她一條條回復，印象最深刻的留言是，“謝謝你給我勇氣”。

（文中王義勇、葉蕓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焦晶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