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填寫各類煩瑣表格到參與會議活動　從承擔街道委派的社會性事務到應對各種檢查

非教學任務“包袱”壓得一些教師喘不過氣

“老師開學焦慮”“開學碎掉的其實是老師”……新學期開始剛一週多，多個教師相關話題衝上熱搜。《法治日報》記者瀏覽這些話題發現，不少網友都提到老師課外負擔過重問題。

從填寫各類煩瑣的行政表格，到參與各種與教育教學無直接關聯的會議和活動；從承擔社區街道或鄉鎮行政機構委派的各項社會性事務，到應對各種檢查……記者採訪北京、山東、湖南等地多名中小學教師發現，各種各樣的非教育教學任務“包袱”壓得一些教師喘不過氣。

多名受訪專家指出，過重的課外負累不但分散了教師的教學精力和時間，也極易引發家校矛盾，為學生的成長髮展埋下隱憂。教師減負應建立長效機制，不斷完善入校任務準入清單，強化監督問責，確保教師的教學自主權，合力助教師潛心教書、靜心育人。

課外負累壓向教師

嚴重影響教學品質

記者在社交平臺上搜索“教師非教育教學任務”發現，不少教師都在吐槽自己的遭遇：除負責教學外，平時更多時間、精力都用來應對不屬於本職工作的任務，如學校公眾號更新、整理會議材料、各種App打卡，甚至推銷保險等。

任教于山東省某高中的欒老師告訴記者，其所在學校在各個節點，比如開學、期中、期末的時候，都會進行督導檢查，每次檢查都要提前準備，前後大概會佔用一整周時間。並且大會小會接連不斷，除了正常的集備會之外，其餘的傳達各種精神的會議也接連不斷，經常週一一天就在開會中度過了。

北京市海澱區某中學教師牛老師介紹，學校會對教師進行“痕跡管理”，什麼都要教師填寫報告，留下憑據、證據，這耗費了教師大量的時間，包括寫材料、做PPT、轉發點讚相關公眾號文章、截屏彙報點讚及轉發情況等。

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主席陳貴雲在湖北、湖南、河南、重慶等地農村中小學校開展調研時曾發現，中小學教師不僅承擔了教育系統內部的各種檢查、評比、打卡等工作，還承擔了大量其他部門諸如反詐、反腐情況統計等任務和一些創建類工作，門類高達十多種。

在山東省某小學從事多年教學管理工作的馬老師對此深有同感：“每天不是在上課，就是在應付各種非教育教學任務，真正用於教學和學生輔導的時間越來越少。”

接受記者採訪的多名教師一致感慨道，課外負累過重，透支了他們的時間和精力，嚴重影響教學品質，還降低了他們對教師工作的獲得感和認同感。身負重擔的教師渴望走出“泥潭”。“什麼時候才能專注于教書育人”成為很多一線老師的共同心聲。

國家出臺系列舉措

一些地方落實不力

事實上，針對中小學教師承擔過多非教育教學任務、身心壓力過大、教學品質下降等問題，相關部門已先後出臺多項政策予以整治。

早在2019年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發佈了《關於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干意見》（被稱為“減負20條”），明確嚴格清理規範與中小學教育教學無關事項，包括依法依規開展督查檢查評比考核、清理精簡現有督查檢查評比考核事項、改進督查檢查評比考核方式方法、統籌規範社會事務進校園、堅決杜絕強制攤派無關事務等內容。

2021年，教育部印發《關於做好2021年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有關工作的通知》，減負事項梳理形成任務臺賬。

今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弘揚教育家精神加強新時代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出臺，強調要大力減輕教師負擔，統籌規範社會事務進校園，精簡督查檢查評比考核事項，充分保證教師從事主責主業。

記者梳理公開資料發現，自2019年“減負20條”出臺以來，我國各地各部門都在積極推進，有些地方發佈“中小學教師減負工作重點任務臺賬”，開出了更有針對性的“減負清單”；有些地方立足為教師減負，將過去分解到學校由教師承擔的志願服務任務改由局機關承擔；還有些地方建立投訴機制，對於違反相關要求、加重中小學教師負擔的各類事項，可及時投訴反映。

但有受訪教師反映，這些措施在落地過程中不盡如人意，“有不少停留在紙面上”。

“相比‘減負20條’出臺之前，不少中小學教師用於應付檢查評比、考核、填表格寫材料的時間和耗費的精力並沒有減少。”馬老師説。

受訪專家認為，教師非教育教學負擔過重的根源在於形式主義作祟。中小學校園日益被填表、留痕、迎檢等煩瑣的社會性事務所包圍。各類“指尖形式主義”的興起，如同無形的枷鎖，層層加重了學校的負擔，最終這股壓力不可避免地落在了一線教師肩上。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説，雖然自2019年以來出臺了各種相關文件，但一些地方一線教師非教育教學負擔過重問題並沒有有效減輕。非教育教學任務過重，首先會削弱教師對教育教學的專注度與投入度，導致教學品質難以保證，進而影響學生減負的實效。其次會間接侵蝕教育的本質。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形式主義任務，一些教師不得不將學生捲入其中，讓學生配合完成一些與教學無直接關聯的活動。還會讓教師産生職業倦怠感，對教育事業失去熱情與激情。這種心態的轉變，不僅會讓教師失去職業榮譽感，還可能引發一系列心理問題，如焦慮、抑鬱等，嚴重影響教師的身心健康與職業發展。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也在調研中發現，很多老師有近三分之二的時間都用在了非教育教學任務上，使其無法顧及真正的教學工作，“這樣一來，工作壓力大、負擔重、教學任務沒有完成，最後直接受害者是學生”。

轉變考核評價體系

完善減負長效機制

推進教師減負，關鍵著力點何在？

業內人士認為，各級黨委和政府是教師減負的首要責任主體，應建立教師減負長效機制，明確建立入校任務準入清單，賦予教育行政部門把關的權力；在開展相關進校園活動時，要尊重學校教學規律，主動聽取學校意見，不人為增加學校與教師負擔。同時，應不斷強化監督問責機制，對於妨礙教師正常工作的各類進校園活動，加大對相關主體的問責力度。

“關鍵在於確保教師的教學自主權，讓教師能夠自主決定其工作內容、自主做選擇，能夠對不合理的攤派或指示説‘不’。”儲朝暉説。

熊丙奇認為，現在一些地方對教師的考核評價都是由行政部門來主導，因此存在利用教師考核不通過或者考核負面結果來給教師施壓的情況。教師面對上級部門佈置的非教育教學任務，根本沒辦法拒絕。教師非教育教學負擔不斷減輕的基本邏輯，是讓教師面對非教育教學任務時可以有權拒絕。

他建議，轉變教師考核評價體系，建立專業的教師委員會，對教師進行專業考核和評價，這樣才能讓教師鍛鍊其專業素養。“將考核評價交給專業部門進行，這才是真正落實國家所倡導的建設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的關鍵之舉。”

採訪中，有一線教師表達了這樣的期待：未來能出臺一系列政策，明確日常教師職責，形成專業評價體系，讓教師能夠專心於提高課堂品質和教學能力，真正沉下心來教書育人。（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