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專業”到“重課程”,高教改革走向縱深
日前,一些高校特別是“雙一流”高校在招生時又有“大動作”——降低轉專業門檻,實施多個“不限制”:不限制學積分排名、不限制挂科門數、不限制學院轉出名額,等等。這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更是大學落實“以學生為中心”理念的表現,意味著教育改革將更加關注學生的個人興趣與個體需求。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實施專業教育,即在人才培養目標上對應崗位需求,強調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突出專業化、專門化人才培養;在人才培養組織上,以專業為單位制定教學計劃、教學大綱,並以教研室為基本單位實施課程教學。在宏觀管理上,將專業招生就業納入計劃管理,並依據計劃對高校進行宏觀調控。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專業教育模式對於培養當時社會急需的專門人才起到了根本保障作用,對我國高等教育制度作出了特殊貢獻。專業教育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至今影響著高校招生就業、學生培養,也影響著考生填報志願、用人單位招聘。
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及高校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持續深化,專業教育模式的弊端不斷顯現。特別是隨著招生就業體制改革深化,社會需求多樣性、學生學習需求多樣性與專業教育單一性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凸顯,使得轉專業制度被引入高校教學改革領域,並與當時倡導的厚基礎、寬口徑人才培養改革,以及選課制、學分制、主輔修制、重修制、彈性學制等改革共同構成了高校“以學生為中心”的基本制度設計。但實事求是地講,受當時的資源條件以及長期形成的管理思維制約,教育觀念相對滯後,“以學生為中心”的制度設計在我國高教領域並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
高校為何存在“轉專業壁壘”
就轉專業制度來説,儘管各高校都出臺了相關政策,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卻並不順利,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教育公平問題。由於過分強調專業,而專業冷熱差異導致高校在招生時形成了錄取分數的“專業級差”,為了避免考生以低分進入高分錄取專業,高校不得不對轉入學生設定分數限制,一般要求是轉入學生的高考分數不低於該專業在當地的招生錄取線。第二,資源供給問題。受師資、實驗設備等條件限制,轉入專業無法接納全部擬申請轉專業學生。第三,資源配置問題。在我國,專業是大學配置資源的基本依據,教學資源是根據招生計劃分配的,而學生的轉入與轉出帶來人數增減,也會隨之産生一系列資源重組與變化。第四,學生管理問題。傳統專業教育在進行學生管理、思政教育時基本以班級為單位,大量的轉專業學生易使管理出現脫節。正是基於上述幾方面考慮,在較長一段時間裏,很多學校對待轉專業採取了較為保守的態度:通過轉專業考試擇優錄取,以此將轉專業人數控制在一個較小範圍內。
所以,從表面上看,轉專業只是造成了不同專業人數的變化,但從深層而言,實際涉及資源供給、資源配置以及深層的教育管理制度等方面改革。因為,在我國高等教育領域,“專業思維”已經深入大學人才培養的“骨髓”,並表現在大學的方方面面:在大學組織架構中,森嚴的專業壁壘反映了專業分工的傳統以及資源分配的博弈;在教師職業發展中,嚴格的“專業領地思維”為學科交叉融合帶來阻礙;在學生專業選擇中,深刻的專業痕跡顯示了現實性的利益考量;在人才招聘任用時,深切的“專業情結”反映出社會對特定專業的追捧。這些現象説明,高校轉專業改革的重點難點不在於學生人數在專業間的位移,而在於高校能否改變以往專業教育模式所形成的以專業為單位的資源配置方式、管理習慣甚至管理文化。其核心,首先在於是否樹立了“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
專業選擇是學生學習自主權的一部分
當前多所高校的轉專業新舉措要想真正破除門檻,滿足學生的個性化需求,至少需要如下三方面轉變:
第一,從“計劃邏輯”轉向“市場邏輯”。在計劃思維模式下,專業教育的最大優勢在於按照計劃的崗位對口進行人才培養。但在市場邏輯下,大學必須及時跟著社會需求優化調整更新專業,從而降低專業招生錄取因“冷熱不均”帶來的分數級差。
第二,從“教師中心”轉向“學生中心”。在計劃思維模式下,大學是供給方,以學科為中心、以專業為中心,本質是以教師為中心。但在市場需求邏輯下,大學必須以學生為中心,這就意味著大學須把專業選擇自主權交給學生,通過學生“用腳投票”倒逼大學進行專業升級和改造,主動更新課程知識體系。
第三,從“重專業建設”轉向“重課程建設”。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看,專業教育在社會發展不同階段承載著不同的歷史任務。專業教育是工業化時代的産物,但在資訊化、智慧化時代,知識傳播方式發生改變,學生獲取知識的渠道越來越多樣、開放,專業教育的“崗位對口”功能日益弱化,專業只是表徵學生學習經歷的一種“符號”,而能否做到名副其實,課程才是關鍵、是基石。
事實上,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看,專業選擇作為學生學習自主權的一部分,越來越趨向於讓渡給學生。越是一流大學,越是把滿足學生學習興趣作為吸引生源的重要舉措,並不遺餘力進行專業教育改革。當然,大學在放開專業時,也不能“一刀切”,應當關注以下問題:第一,轉專業放開程度與高校類型相關,不同類型的高校開放性應該有所區別;第二,放開轉專業應對大學生進行更加積極的引導。“冷”“熱”專業的級差問題映射出學生專業選擇的非理性,而學生的非理性選擇往往受到家長的非理性判斷、社會的非理性跟風等多方面影響。大學要加強學生生涯規劃教育,引導學生理性選擇專業。第三,除了轉專業外,大學還應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學習形式與機會,如主輔修、微專業等。第四,加強對基礎學科專業的支援保護。尤其是涉及國家戰略、關係國計民生或艱苦行業等專業,需要進一步加大專業支援和保護力度,引導更多學生進入這類專業學習。
(作者:盧彩晨,係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