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19學年各學段家庭生均教育支出水準。受訪者供圖

2018－2019學年各年級段家庭教育支出水準。受訪者供圖

一個家庭把孩子從小培養到大學畢業要花多少錢？這恐怕是很多人一時難以計算和回答的問題。

連續七八年，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的魏易一直在圍繞這件事做研究。

把這件事搞清楚不容易，因為需要嚴格的數據作支撐，而數據的獲得需要嚴格規範的抽樣調查，一涉及調查，背後就需要資金和人力支援，還不是一個小數目。當然，最主要原因是中國太大了，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城市、城鄉之間，不同省份，都有很大的差異性。

經過多年研究，該研究所現在已經有了一些成果。2019年曾發佈過“2017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報告”；今年1月，《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報告（2021）》發佈，這是基於2019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追蹤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形成的。

通過一個個獨立的、分散的數據找出共性，繼而呈現出整體現象。其中的一些結論與大部分人的感覺相符，而還有一些，異於人們日常的感受，只是數據不會説謊。

4％達到了，家庭教育投入也增加了

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到GDP的4％，曾是很多年的社會議題。此後十幾年中，我國公共財政對教育的投入力度不斷增加，在2012年實現了4％的目標。

在移動網際網路技術推動下，2015年－2016年線上教育企業和教育科技企業迅速發展，一些傳統教培企業不僅實現了規模化，而且從一二線城市拓展到三四線城市。

研究者看到，在財政性教育經費快速增長的同時，官方統計數據顯示非財政性教育佔GDP比重一直在下降。同時，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不斷增加。

“大家通過切身體會、媒體報道和公眾討論都感受到了家庭教育的負擔，不僅是金錢的，還有密集育兒帶來的時間和精力的負擔。當時就想了解家庭對於教育的投入。”剛從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工作的魏易看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顯示，家庭教育投入實際上構成了教育總投入的很大部分，只有同時考慮政府公共投入、其他機構投入以及家庭私人投入之後，才能夠對教育總投入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但是“超過60％的國家缺少私人性的教育支出數據，尤其是家庭教育支出數據”。

她了解到，南韓做過相關的調查，美國也有類似的。還有一些國家為了全面了解教育領域的總投入，嘗試將分散在不同部門和機構的教育相關數據整合到一起。例如，法國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著手建立國家教育賬戶，將分散在各個機構的與教育投入和支出相關的數據，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財政投入數據、學校財務數據、家庭調查數據、機構賬戶數據和企業納稅數據等按照統一的框架整合到一起。

家庭調查是了解家庭私人教育投入，同時又具有足夠資訊量的最佳選擇。

於是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與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合作開展了“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入戶調查了除西藏、新疆和港澳臺的全國其他省份，共4萬多戶家庭。調查包括教育機會、校內校外教育支出以及獲得的政府資助（學費減免、獎助學金等）。

調查發現，2018－2019學年，全國家庭教育支出平均為1．13萬元，家庭在每一個孩子身上平均花費8139元。城鎮家庭教育支出平均為1．42萬元，是農村家庭（8205元）的1．7倍。

一個孩子從學前三年到大學本科畢業一個家庭的教育支出23．3萬元左右。其中家庭支出水準最低的20％家庭花費約18萬元，家庭支出水準中等的20％家庭花費約22．4萬元，而家庭支出水準最高的20％家庭花費約42．4萬元。

這項研究裏的家庭教育支出，校內部分包括學費、校服費、伙食費、考試費、住宿費、體檢費等，校外部分包括校外實習費用、興趣班、線上教育産品服務等。

根據調查結果，魏易作了估算，全國各學段家庭教育支出總體規模約21632．1億元，相當於2018年GDP的2．4％。《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2019》中顯示，2018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為46143．00億元，其中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36995．77億元，佔GDP比例為4．11％。

從家庭負擔的角度分析，各學段家庭教育負擔率最低的是義務教育階段，其次是學前教育階段。高中學段、大學學段家庭負擔率上升。到大學階段，家庭教育負擔率上升，“學前教育的負擔與高中接近”。研究發現，農村家庭，每一個大學在校生的教育支出佔全家總支出的35％。

2018年，我國對校外培訓機構進行治理，主要針對有安全隱患、無證無照、超綱教學、應試傾向、學校非零起點教學、教師課上不講課後講等六類問題展開。

這之後，中小學生校外補習和興趣班的平均參與率下降。同時，另外一個特點出現了，就是不同群體在校外投入方面出現了兩極分化趨勢，那些家庭經濟和社會文化資源較多的學生不僅更多地參與校外培訓，而且家庭的投入也在不斷增加。

一些課外培訓機構也開始製造焦慮，被媒體稱為教育“軍備競賽”。

2021年2月，春節除夕央視春晚，讓人吃驚的是，幾個培訓機構是主力贊助商，其中猿輔導的廣告轟炸到半夜。矛盾的是，在那天的節目裏，還有一個節目《如此家長》，譏諷了家長瘋狂給孩子報課外輔導班。

2021年7月，“雙減”政策落地。魏易和同事也做了追蹤研究，“我們發現，學科類課外培訓費用在下降，興趣類的略有上升”。這一結論與其他教育研究者的研究結果較為一致。

母親學歷越高，越“雞娃”

從幾年的調查數據中，魏易看到了中國家庭教育投入的特點。比如，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尤其是母親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對子女教育的投入也相應越高。

回顧世界各國此前的一些教育研究，很多國家在過去的若干年呈現出“兒子偏好”，但隨著各國少子化趨勢，有研究發現這一“偏好”在消失。在多年獨生子女政策影響的我國，城市中由夫妻和獨生子女構成的核心家庭佔據了主導地位。根據原國家衛計委2015年發佈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我國3人及3人以下家庭戶數佔比達到70．2％，而由夫妻和獨生子女構成的核心家庭佔比為64．3％。

研究發現，同為獨生子女家庭，獨生女孩能夠獲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機會和投入，尤其是在非學科補習的興趣拓展領域。

“應該説在教育投入上，性別差異不顯著。高收入家庭對女生校外投入更多一些，鋼琴、聲樂、美術、語言培訓等藝術興趣類，女孩更多一些。”魏易説，還有一個原因是女孩更“聽話”，懂得家長的想法，願意滿足家長的期待。

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在對子女教育投入上也有差異。低收入家庭傾向於選擇“有條件地‘雞’娃”。首先，低收入家庭對學業成績更加敏感，子女的成績越好，家庭越可能增加教育投入。其次，低收入家庭對機會成本更加敏感。隨著學段的上升，家庭的投入大幅增加，尤其是高中階段的投入。

另一方面，高收入家庭則傾向於“無條件地‘雞’娃”。魏易看到，“與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子女的學業成績和父母受教育水準，與家庭投入之間的關係相對較弱”。尤其是學業成績，子女成績排名的好壞並沒有使得家庭更多或更少投入其教育。其次，高收入家庭對機會成本不敏感，傾向於以品質代替數量，以校外代替校內。對於高收入家庭而言，獨生子女家庭，尤其是獨生女孩家庭更可能選擇“雞娃”。

整體上，相對於中等和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選擇的投入模式更加具有升學導向。

我國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從1995年到2019年，我國女性和男性生育子女的年齡逐漸增長。女性生育子女的平均年齡從26歲上升到30歲，而男性的平均年齡從27歲上升到32歲。

根據這些數據，魏易還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父母生育早晚對教育的投入有一定影響，但城鎮和農村地區這一現象又是相反的。

在城鎮地區，年輕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同一年齡段中，父母生孩子時的年齡越大，對子女教育投入就越多。“城鎮地區的結果表明，導致低生育率的兩個原因——生育年齡的延遲和對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可能會相互加強降低總生育率的趨勢。”

而農村地區與城鎮地區相反，年輕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少。同一年齡段中，農村地區父母生孩子時的年齡越大，對子女教育投入就越少。對於這一點，魏易認為值得進一步研究。

“當然，家庭教育支出的調查研究成果只能反映平均值以及趨勢，有些極端值只能用案例分析進行解釋。”魏易説。

教育投入與回報關係複雜

2021年7月，“雙減”政策落地。魏易帶領團隊成員通過某消費評價網站，並與地理資訊匹配，一家家統計2018－2019年度的課外補習機構，2023年再次回溯反查，發現其中88％的中小學學科類輔導機構已經停止運營了。

他們對於學生的調查統計顯示，2019年校外學科補習率24％，到2022年降到17％。同時發現，“雙減”之後的家庭教育投入，對低收入、高收入家庭沒有太大影響，尤其是高收入群體的校外培訓支出沒有影響，有變化的是中等收入家庭。可以説，低收入家庭面臨多維度挑戰。

魏易發現，中國大部分中等收入及以下家庭“很舍得”將支出用於子女教育。

他們初步估計了家庭教育支出佔家庭總支出的比例，全國家庭教育支出佔比為14．9％，農村為15．8％，城鎮為14．1％。分地區來看，東北部家庭教育支出的佔比明顯高於其他地區（18．8％），其次是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為15．7％和14．4％，而東部地區最低，為14％。

從學前和基礎教育階段校外教育支出佔比來看，基礎教育階段家庭校外教育支出比例較高，尤其是小學和初中階段，平均佔家庭生均教育支出的26．2％和18．4％。其中城鎮地區遠高於農村地區，為農村的3倍。高中階段校外支出佔比大幅下降，普通高中平均佔比為11．7％，中職為2．6％。普通高中仍存在城鄉差異，農村校外支出佔比為5．5％，城鎮佔比為農村的3倍。

各學段城鄉家庭教育支出差異最大的是小學階段，其次是學前和初中階段，高中階段差異逐漸縮小，中職甚至出現了城鄉倒挂，而大學階段城鄉家庭教育支出差異甚至要小于高中階段。

魏易介紹，這項研究中，並沒有把父母因為照顧孩子而損失的工作收入、家庭購買學區房等經濟成本算進去。一些縣城中長期存在“家長村”；還有一些超級中學所在地，陪讀的家長形成了一個小鎮，代表重點大學的“985”“211”多寫入了那裏的餐館、超市的名字。而另一方面，在大城市中，購買學區房看似是教育投入，但這種有時是會有投資回報的。

對於這些在經濟學上被歸納為“沉沒成本”和“機會成本”的複雜概念，如何在教育投入研究中體現，她覺得今後可以做一個“時間利用”調查。

幾年專注于一項研究，魏易最大的感受是中國家長非常舍得對孩子進行教育投入，並希望有所回報，但要把投入與回報的關係搞清楚並不容易，“教育投入的結果不能在短期進行評估”。

曾有校外培訓機構為了讓家長看到效果，購買附近學校的考試試題，讓學生考出高分，從而讓家長誤認為培訓起到了作用。

“不同於其他服務，誰購買誰享受，教育投入是家長購買、孩子利用，他們的感受不同。”魏易充分感受到了教育的複雜性，教育的結果是螺旋上升的，孩子的成長是條曲線，這都不好進行評價。（記者 李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