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公共選修課考試，包滿績（績點，多所高校對學生評價的方式），時間地點價格私聊”“幫忙找題目，有意者私聊”……近日，來自重慶某高校的大學生劉芳（化名）向《法治日報》記者反映，一些群聊中有“助考仲介”的身影出現。

“花錢就能買滿績，這對認真學習、參加考試的學生太不公平了！”劉芳説，一些學校的公共選修課考試，往往採取開卷等方式進行，不會查驗身份資訊，催生出了“助考服務”。

所謂“助考服務”，就是由“助考仲介”分別對接“槍手”和考生，“槍手”通過各種手段幫助考生作弊，保證考生可以獲得高分。記者調查發現，“助考仲介”不僅出現在大學期末考試中，甚至還出現在英語四六級考試、企業招聘考試中。“助考仲介”使用行業黑話，號稱在考前、考中都可以進行服務，成為“隱秘的角落”。

受訪專家認為，代替他人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會涉嫌構成代替考試罪。若“助考仲介”涉及的是大學期末考試、企業招聘考試等，可能會涉嫌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或涉嫌非法利用資訊網路罪等其他犯罪。網路運營者有義務對“助考仲介”的商業資訊進行事先審查，通過關鍵詞搜索和定位技術遮罩此類資訊，受理用戶投訴後應及時處理。

助考仲介稱“控分包過”

據劉芳介紹，績點分為4分制和5分制，不同學校績點換算標準或有不同。不少有出國讀研打算的同學，會在大三下學期之前將績點“刷”高。如果自己成績太差，有人乾脆請人“助考”。

記者在社交平臺上聯繫了幾名“助考仲介”，對方稱，初高中物理化學考試、大學期末考試都能做，費用在100元至1000元不等，具體會根據學校和科目劃分不同價格。

這些“助考仲介”大多宣稱自己是在校學生，比如有仲介自我介紹稱，“本人是985高校的研究生，大學學習非常好，可以幫你‘控分包過’”。

“若助考行為涉及‘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則該行為會構成‘代替考試罪’，依法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北京海潤天睿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岳強告訴記者，即便在日常期末考試、平時測驗中找人替考，被替考者也可能面臨開除學籍處分，不僅會導致無法繼續學業，相關記錄也會呈現在檔案中，對其日後就業産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高校屬於事業單位，代替他人參加學校期末考試，可能涉嫌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的‘擾亂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秩序，致使工作、生産、營業、醫療、教學、科研不能正常進行，尚未造成嚴重損失的’情形，若高校報案，替考者可能面臨警告、罰款甚至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即使高校未報警，也可能通報替考者所在單位，由單位給予處分。”岳強説。

“如果助考者本人也是高校生，根據《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五十二條的規定以及學校規章制度，學校可以對該學生給予開除學籍的處分。”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苗全軍説。

除了期末考試，有“助考仲介”稱還可以助力英語四六級等國家考試。當記者向其中一名仲介諮詢四六級考試時，對方稱可以線下操作，600元一次。

記者發現，這些“助考仲介”的業務範圍非常廣，還延伸到了企業招聘考試。

“××電網、××銀行……需要筆試、面試全部備考資料的滴1直接發！”這是記者在某社交平臺上搜索“銀行筆試”的關鍵詞後，看到的一條廣告。

記者調查發現，由於不少企事業單位的筆試多為線上進行，有商家便在網路平臺發佈“高分包過”“考試援助”廣告，誘導考生購買相關業務。此外，還會在主頁備註“互關後私信”，誘導考生“上鉤”。

“如果員工通過作弊入職，屬於以欺詐方式使企業在陷入錯誤認知的情況下與其簽訂合同，按照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企業可以與其解除勞動合同。”京華象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校逢説。

為躲審查用暗語溝通

為躲避平臺審查，“助考仲介”有著自己的行業黑話。比如把線上筆試稱為“車”，把提供“助考服務”稱為“上車”。

記者在電商平臺輸入“考試助力”“課程輔導”等關鍵詞後，發現有不少商家打著“輔導培訓”的旗號，暗賣付費“助考服務”。在對應的商品詳情頁，部分商家會使用“代”的拼音暗指“助考服務”，在商品描述上使用的也都是“助力上岸”“筆試三對一輔導”等表述。

在調查過程中，記者隨機進入一家有相關服務的電商，使用上述“暗語”向對方私聊“諮詢助力”後，客服就會提供進一步聯繫的社交媒體號。通過進一步聯繫，上述商家表示“國企央企、銀行、券商、網際網路企業的線上考試都可以助力，價格因企業和考試時間會有所不同”。

據介紹，銀行線上考試助考價格一般在1500元至2000元，煙草系統價格則在2000元以上。記者觀察其中一名“助考仲介”的朋友圈發現，自2023年12月以來，其一共發佈了18家招聘單位的“上車”資訊，內容大都是“××都可約”“××要上車的抓緊了”。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市面上“助考服務”的作弊類型主要有三種。一是考前透題，賣家稱會在考前一晚準時發送原題和答案，絕對保證高分通過。二是考中助力，由助考機構安排專人進入考場拍攝試卷，等候在作弊群中的“槍手”會在開考後同步把題目和答案發給考生，如果是線上筆試，則由考生自己拍攝試卷髮給商家。三是線上遠端助力，商家會提供特定的插件，通過螢幕共用幫助考生答題。

據一位銀行工作人員介紹，很多招聘單位為了考試公平和防止作弊，都會在網路遠端考試中設置監控後臺，目的就是為了監控是否有螢幕共用軟體。有的考試還會要求考生設置雙機位，確保能夠看到考生本人、書桌書面和大部分考試環境。

對於這樣的監管手段，一名仲介向記者保證：“事業單位我們都做過！都有後臺監控，沒用的，要是這點都解決不了我們還做啥？”

記者進一步詢問仲介後得知，每個考試平臺的規則不一樣，因此不同考試平臺所用的遠端操作軟體也各不相同，這些軟體都是助考機構花錢請軟體公司做的，只有購買“助考服務”的考生才可以獲得下載渠道。除了用特定軟體躲避後臺監管外，商家也會“教授”考生雙機位作弊的技巧，包括如何調整電腦高度、第二視角的攝像頭角度、作弊手機的位置等。

整治亂象需多方合力

針對考試作弊，我國法律有著明確的規定。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之一規定，在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中，組織作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儘管企業招聘考試通常並不屬於“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組織考試作弊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指出，在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以外的其他考試中，組織作弊，為他人組織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幫助，或者非法出售、提供試題、答案，符合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非法生産、銷售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非法利用資訊網路罪、擾亂無線電通訊管理秩序罪等犯罪構成要件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些“助考仲介”已落入法網。2023年10月11日，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依法對被告人張某等人組織考生考試作弊案作出一審宣判。法院經審理查明，張某、杜某某等人在2021年、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前和考試中，在考點附近安置信號發射裝置、製作及發送答案，幫助考生作弊。最終，法院以組織考試作弊罪分別判處張某等9名被告人有期徒刑5年6個月至2年不等，並處5萬元至2萬元不等罰金。

在苗全軍看來，面對試圖“走捷徑”的考生，招聘方通常會多次強調杜絕任何作弊行為，但是線上考試環境相對寬鬆，求職者作弊成功機會大、成本較低，通過入職考試有可能獲得不菲的收益，所以很多人甘願冒險，這種情形一旦被查實，將被取消成績、取消錄用資格。如果招聘方取得證據並報警，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考生還將因擾亂考試秩序面臨罰款，甚至拘留的處罰。

針對“助考仲介”亂象，受訪者建議，招聘企業、平臺和有關部門應從監管、技術等多角度共同發力，整治替考、助考舞弊行為。

對於“助考仲介”所在的平臺是否應該承擔相應責任，劉校逢認為，根據《網際網路資訊服務管理辦法》規定，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提供者不得製作、複製、發佈、傳播含有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其他內容。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提供者發現其網站傳輸的資訊明顯屬於本辦法第十五條所列內容之一的，應當立即停止傳輸，保存有關記錄，並向國家有關機關報告。因此，如果商家借助網路平臺實施違法犯罪行為，但平臺未履行其應盡的義務，就可能需要承擔相應責任。

“根據電子商務法、網路安全法等相關規定，對於‘招聘助考’‘大學生期末考試助考’這類違法資訊，網路運營者有義務進行事先審查，應當通過關鍵詞搜索和定位技術遮罩此類資訊或受理用戶投訴及時刪除清理。一旦發現用戶發佈了此類資訊，應當立即採取消除資訊、防止擴散的措施，同時向有關部門報告。”苗全軍説。

“組織考試的單位或學校應當通過技術手段防範‘助考仲介’，不斷提升和更新相關技術，開發更高安全系數的監管方式。”劉校逢説。

北京雲亭律師事務所律師向敏建議，要想遏制“助考仲介”，一方面，需要線下招聘模式的回歸，加強考場電子産品設備的監督和管理，加強考生身份的核實。另一方面，平臺也要承擔起相應的責任，提高商家準入門檻、加強資質內容審查監管，杜絕“助考類”資訊在平臺的傳播。

在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蔡斐看來，整治“助考仲介”，歸根到底是要從源頭對考試主體加強誠信教育。“只有從需求側抑制住助考、替考的衝動，才不會有網路上的舞弊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