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需要清晰準確、愛知並重、誠實無欺的當代藝術評論者。這裡不一定是專門的批評家，而是一個能夠從自己的真實判斷裏説出個人見解的人。比如我們看到唐代詩人們相互品評，他們甚至將這些意見直接寫入詩中，終於成為後來人最珍貴的詩論資料。李白與杜甫的友誼不用説了，單説他們相互對詩的品評，尤其是杜甫對李白不吝言詞的讚揚，就是十分感人的。他們因為詩才的相互吸引，還有性情志趣等各方面的契合，才有了如此之深的友誼：“憐君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 ”這是杜甫懷念李白時寫下的句子。李白説杜甫：“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 ”杜甫謂李白：“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講的都是同一回事，就是相逢一起把酒論詩。可以想見他們作為詩人，在一起談詩論藝時的大愉悅。
與時代心理有關
對詩友李白，杜甫最有名的力讚當是如下的句子：“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這真是傾心感佩之極，是無以復加的欽敬。兩個天才人物如此切近，一個對另一個發出這樣的讚論，除非是一方被另一方深深地打動和折服而不能為。在當代的文學交誼中，這樣的例子是極難尋覓的——現代人擔心和算計的是能不能 “持重”，更擔心其他種種禁忌。當代人對文友常常是小心翼翼的，相當精明得當，唯恐失去了什麼。這是精神和思想的小時代常有的拘謹氣和小作氣。
同為唐代著名詩人的元稹，比李杜晚生了六七十年，他十分注目李杜二人。他對杜甫評價特別高，並且多用李白比較杜甫，留下了一些苛刻的文字。他的李杜評價就留在了《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並序》中，其中説：“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 ”這就説明在那個時候已經有“李杜”並稱的現象了，可見作為兩位傑出的詩人，他們的名聲已經開始確立，不過這已經是他們去世後多達半個世紀的事情了。不同的是，當時的元稹認為李白比杜甫簡直差得太遠了，“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還説：“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
中唐以後杜甫名聲漸大，以至於有以元稹為代表的揚杜抑李的風氣，其實這大約與杜甫擅做律詩、工整考究、後人易學有關；而李白這樣的天才選擇了自由的樂府詩和絕句，七律寫得少，多靠神來之筆，後人學不來也模倣不了，只能望塵莫及——也許我們從中唐以後以元稹為代表的這種觀點裏，看到了一個盛大的朝代正在漸漸式微的某种先兆，這种先兆在文學觀念上的表現，即不再像以前那麼單純、任性和自信了，也不再那麼青春。
單純從創造上來講，杜甫和李白都是具有極大創造力的傑出詩人，但李白的原創性則更高更強更天然——一個創造力極強的時代、活力向上的時代、開放的時代，必然會更加喜歡李白；反之，一個活力下降的時代則更容易喜歡杜甫，這跟一個時代的心理狀態有關。杜甫與社會性的普遍思維很容易相通，但李白則需要回到自由和單純的人性中去——人總會被異化，於是就喪失了那種單純天然的氣質，所以也就不再理解最為自然天成之物。另外，杜甫的縝密也不可以簡單地視為後天的努力，而仍然是先天才華的一部分——就此來説，今天所有“杜甫式”的詩人，都極難抵達他的高度。
李白從高空直接降臨，而杜甫從地面往上攀登。
極具民族特色的“大眾詩學”
説李白的詩歌遠遜於杜甫，這是一部分人的觀點，並且盛行過一段時間。但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後來的皇帝唐文宗，就把張旭的草書、李白的詩歌、裴的劍舞並稱為“唐代三絕”。但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文宗已經是晚唐皇帝了，他出生的時候李白已去世半個多世紀了。
我們最熟悉的還有韓愈的 《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可是韓愈這首詩的出世，離李白去世也有幾十年的時間了。
可見真正深刻的認識需要時間、依賴時間，這幾乎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至於傑出的藝術家及其作品在當代即得到深入認識的，那常常要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而更多的只會是蕪雜的喧囂，是庸俗與勢利的附和與覆蓋。這本是人之常情，世之常情，沒有什麼好奇怪的。我們如果渴望自己的時代出現像別林斯基那樣執著而頑固、目光犀利如電的人物，或者出現魯迅那樣不避近身搏殺糾纏、不計得失的勇者，那也是太過奢望了。
於是一部分有操守的當代藝術批評者離開了，他們寧可去做明清文學研究、現代文學研究，也不願锳濁水。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退居之方，是類似于沉默的力量。
當代詩論難度極大，這種工作容易産生影響，撥動當代思潮，介入社會生活，是幅度較大的個人動作，所以危險性也大，往往會付出白白浪費時間這樣的至大代價。他們一旦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極其無聊、混亂無序的時期，陷入極具民族特色的“大眾詩學”的渾湯裏，或者是魯迅所説的“無物之陣”中，或做無心無肺的胡言亂語，或不顧個人安危死纏爛打——這兩種選擇都讓人一時接受不了。他們沒有別林斯基那種即使遍體鱗傷，爬起來後連傷口都不舔一下就繼續前衝的巨大勇氣。他們自認為才華和人格力量、勇氣，都不足以做當代別林斯基，更不足以做魯迅。所以，他們選擇了實在的日常勞作，這等同於沉默——不失尊嚴的沉默。這當然也是別有力量的。
勇者更願活在當代真實中
學者退到一個慣常的角落裏，這種行為本身也表達出一些不屑和傲慢。這也是令人尊重的。我們並不會因為他們的缺席和退場而感到惋惜。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都照此辦理的話，那我們的當代學術會更加爛掉。徹底爛掉也許更好？不過我們的想法總是很老派，認為最有力和最深刻的人，還是那些能夠揪住當代文化與精神的細節，死打爛纏如魯迅者。
魯迅因為這些可怕的戰鬥，影響了自己重要的創作計劃。他曾經流露出寫一個關於唐代楊貴妃的長篇小説的念頭，可是一直沒有寫，直到五十多歲死去。他的中篇和短篇後來寫得也很少。他説希望自己“速朽”。他活著時完全陷入了與當代文化、當代學術這種沙場亂陣之中，就連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報紙上發了一篇小文，只要事關原則，他一定會做出自己的反應。他晚年的很多的雜文就是這樣寫成的。這需要多大的犧牲的勇氣。
魯迅是因肺病去世的。憂傷肺，那是多麼大的憂傷。老人早早地去世了，留給我們的是那一大摞雜文。有一些人説魯迅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作家，連個長篇都沒有。長篇固然好，可是平庸的、沒有精氣神的“巨作”，比廢紙的價值會更大嗎？而魯迅這一摞雜文，卻給一個又一個時代提供了浩大的閱讀。魯迅的雜文也是詩，他幾乎是以寫詩的方式來寫雜文的，他自己説司馬遷的話亦可用在自己身上，即他的雜文也是“無韻之離騷”。
魯迅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他成為了一個了不起的虛構作家；同時僅就其大量的批評文字來看，又有些中國式的別林斯基的意味了。他具有無比的勇氣、生命的激情。這種對真理執著追求的勇氣，可以支撐他孱弱的生命做最後的掙扎，直到生命的終點。這樣的一個人，連身上的血跡和灰塵都來不及撲打，一直戰鬥到最後一分鐘。這是一個多麼巨大的悲劇，又是多麼光榮的生命燃燒的軌跡。
這些勇者更願活在當代真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