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評文本上不存在“網路批評”一説。可是，一項新技術的誕生，往往帶來一個時代的大變革。網路的出現，對社會輿論領域起到前所未有的作用，打破了傳統傳媒的單向性中心結構，有力地促進了批評的多元態勢，使批評新生力量獲得更多的可能空間。毫無疑問，網際網路這種互交式與非中心的快捷新型傳媒，對傳統媒體造成一定衝擊，有人曾斷言：網際網路發展將加速專制政權的崩潰。這顯然有些言過其實，國家權力模式的産生與形成，絕不是單一的工具作用，歷史傳統和社會基礎才是決定性因素，網際網路的工具開放性不等於社會制度與思想觀念的開放性。中國藝術批評獲得良性健康發展，還需要制度建設和實質投入。
一、誰來保障中國的藝術批評
這是當前藝術批評陷入困境的關鍵問題。中國批評家缺乏獨立性與職業化，根源在於沒有軟性制度與硬性經費的持續保障。藝術批評既是學術領域也是公共領域，它需要批評者堅持獨立思考、立場公正、探索進取，旨在激發思考、消除狹隘、促進文化學術的健康發展。除了學術規範和批評權利的制度保障之外，還需物質獎勵來確保批評家的獨立思考和寫作勞動。由於缺乏軟硬保障，藝術批評在中國傾向於兩個極端發展，一是業餘化的寫作行為，二是職業化的打托行為;嚴肅的批評往往是一種“精氣神”的業餘行為。
首先，能夠從事藝術批評的人文學者，他們工資待遇普遍偏低，即使在教研機構工作，若不兼職搞“副業”，通常難以過上體面生活。其次，中國公益性文化機構和基金會非常少。因此，批評家不得不利用專業擅長做些潤筆活，極端情況是喪失了一個批評家的學術原則、獨立人格。之所以，中國的藝術批評家的身份極為模糊而尷尬，既是學者又是商人。難聽的説：既是小偷又是警察，如同不帶薪的倉庫管理員必成為內賊。有些批評家早期做得相當不錯，既能堅持學術立場而又能潔身自好，隨著名氣擴大而不斷墮落，成為名副其實的學術混混。可見中國批評家要堅持獨立的批評精神需要付出一定代價。
可以説，在中國沒有一種力量來支援獨立而嚴肅的藝術批評，從官方到民間都缺乏這種社會共識。權力腐敗導致國家制度鬆弛不堪，加之物欲橫流的社會風氣，使得整個學術氛圍變得紙醉金迷，從根本上毒化了整個學術文化生態;一切都變得那麼唯利是圖和空前浮躁，藝術批評也不能倖免。一個社會最可怕的莫過於知識分子的集體墮落，意味著社會喪失了起碼的良知底線。不論藝術批評還是社會批評，絕不能是種“精氣神”一時現象，需要一定成本確保它的持續效率。就藝術批評而言，一般藝術家都不清楚它的真正意義，輕視理論與批評在中國藝術界是司空見慣，這可能跟理論家與批評家長期不作為存有密切關係;似乎需要“吹牛拍馬”時才有理論家批評家，而把那些質疑性批評都看作一種“敵意”或“罵派”。即使在批評家內部也從不尊重理論對手，更無法領略思想交鋒和學術爭鳴所帶來的快樂啟發。從側面表明中國社會缺乏批判精神的文化傳統，傾向於中庸附和以及盲從權威，學術思想顯得死氣沉沉，同時抹煞了多元的文化生態。何況嚴肅的藝術批評不是傳統意義的闡釋性評論，更多的質疑、否定、批判，它從根本上背離了中國人茍且偷安的處世態度。
由於缺乏傳統基礎、制度保障、物質支援、社會共識，中國當代藝術批評顯得有氣無力是極為正常的。兩千年來的“大一統”帝國，已不再出現過“思想巨人”，不是啃著老莊孔孟的祖宗骨頭、便是嚼著“拿來主義”的殘余飯渣，文化思想原創力極為枯竭。傳統派打“祖宗牌”;現代派打“西洋派”，當代派打“流行牌”，唯有沒有一點屬於當代中國人原創的文化藝術、學科發明、理論思想。藝術批評的獨立性與公正性由誰來埋單?獨裁者、暴發戶要的是“歌功頌德”、藝術家和小市民要的是“天花亂墜”。哪怕一點質疑批評就如同掘人祖墳。在一個習慣自欺欺人的思想矮人國，堅持獨立的批評家無異於自殺，充其量不過當一名死後“鬼雄”。
二、網路媒體與藝術批評
網路上新起的批評力量，它們始終是邊緣的、草根的、散沙的，不構成強大的主流勢力。這相對於傳統輿論環境是不小的進步，但也要看到網路對於任何一種勢力都有利用價值。其次，學術水準和批評力度的全面提高，有賴於整體社會文化的構建。網上對中國美協主席劉大為某些行為的批評，這絲毫不影響他的連任，而且他可以傲慢地對外界批評置於不理，這就顯見了網路批評的局限。再如方舟子很早在網上了《新語絲》學術打假網站，揭露無數的學術弊案，從國家院士到一般研究生都無所不有，可見網路學術“打假”仍無法阻止中國學術造假的惡化局勢。多年前《新語絲》便開始披露腦白金、特侖蘇牛奶等問題，至今這兩家企業的産品仍暢銷無阻，廣告更是鋪天蓋地。醫藥食品這類關係到民生問題尚且如此，人文領域更不堪了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語絲》網站在中國境內被遮罩，方舟子本身數次被學術造假者告上法庭。
目前商業藝術網站是些大眾媒體，充其量提供了虛擬空間和共用資源，無法滿足藝術批評的根本需要。其次，藝術網站既不是學術媒體，也不是公益性的文化機構，它們之間的差異在於規模大小;這些商業媒體無義務承擔藝術批評的學術責任、制度保障、經費來源。應當看到，網際網路對於任何一種社會勢力都有利用價值。網路媒體需要人氣磁場來換取商業利潤，這使它必須迎合大眾化趣味，學術或批評不過是可有可無的門戶點綴。因為傾向大眾化趣味必使網站滿是灌水文章、娛樂八卦、膚淺口水、熱門時事、商業廣告。 綜觀中國藝術行業的電子媒體：一是相互拷貝，資源共用到彼此雷同地步;二是過於注重名頭而無內容品質，原因是沒有專業水準的編輯隊伍;三是缺乏固定經費保證批評與學術，過度依賴免費的“業餘”稿源;四是沒有將商業性與學術性加以平衡結合，忽視學術性與商業性的持續戰略。藝術網站的極端大眾化與商業化，有制度缺失與社會浮躁的客觀因素。另外，隨著電子媒體的快速發展，它的無限複製性對智慧財産權的侵害，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學術的荒蕪化，對傳統紙質媒體和文章作者造成巨大壓力，學術刊物只能出賣刊號和版面得以維持下去，學術水準大打折扣，盡印些考評論文和打托廣告。可見在沒有制度跟進下，新型電子傳媒帶來的學術危害也不可忽視。 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近年電子傳媒與藝術網站的興起，並沒有給藝術或學術帶來繁榮，藝術批評的缺席，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學術腐敗。同時，網路飛速發展恰恰為資本操縱藝術、批評、市場帶來了極大便利。網路的藝術批評通常為兩種性質，一類是“精氣神”的業餘之作，因為網路發表文章既無稿酬也難當正式學術成果;二類是些“其人其畫”的打托文章，使藝術批評成為被動的藝術品推銷廣告。其實，藝術批評所需傳播平臺並不高，關鍵在於需要經費來保障批評家的獨立思考、專心鑽研與寫作。從長久看，學術與商業、電子與紙張並不衝突，類似成功例子在國外舉不勝舉。
電腦網際網路對文獻收集、學術傳播、交流對話具有無限潛力，可由於缺乏智慧財産權的制度保障，加之藝術批評難以直接産生商業價值，自然不會有文化企業對此過多投入。如果一家媒體投入學術批評，不僅增高了成本，無償資源共用只會便宜了商業競爭對手，實質無異於“自殘”。制度缺陷造成了商業媒體的惡性競爭，迫使它們都走向學術荒蕪化，可它們一方面取代了傳統專業媒體的攤位，另一方面卻在學術水準難上臺階。何況嚴肅的藝術批評存在著諸多是非，不是學術的就是政治的;不是名譽的就是利益的，尤其那些尖銳性的藝術批評，不是得罪了學術權威便是商業客戶。因此，網路的藝術批評，儘是些業餘之作和泛泛之談，偶爾一點尖銳篇什，不外是草根魯莽和江湖火花。
可以説，中國所有民營文化企業沒有一家有十年投資計劃，更談不上歷史遠見和文化雄心。通常而言，具有實力的民間資本，無不是通過權力承租和社會潛規則獲取財富，這種寄生性資本自身缺少創造力，必然不會尊重具有創造力的文化藝術和學術思想，所以指望這些文化企業和資本商人來扶持中國文化事業，其可能性是非常不大的。而且，這些寄生性資本是社會潛規則的縱惡者，近年瘋狂的“藝術泡沫”，業內媒體與那些投機商、藝術家、仲介商、“批評家”均為共謀關係，並製造了一場“殺雞取卵”的商業陽謀，不僅敗壞了藝術市場，還有毒化了整個文化環境和製造了無數藝術垃圾。毫無疑問，文化藝術與資本財富都有相似規律，遵循潛規則的資本與藝術都具有社會危害性。
三、藝術批評的悲哀時代
近年的藝術市場泡沫中的“天價現象”，其實已到了人人皆知的白熱化程度。媒體與輿論對此視而不見。作為業內的藝術批評家之所以集體缺席，因為他們出來批評藝術泡沫、天價做局、學術打托、媒體炒作，對他們自身毫無益處。直到巴黎“奧運火炬”事件的爆發，周春芽、張曉剛、王廣義、岳敏君等人以狹隘方式“愛國”，從根本背離了他們一向自詡“先鋒”、“前衛”、“批判”、“獨立”的基本立場，受到我和極少幾人的批評。朱其在《南方週末》上發表了《藝術家的“愛國主義小事件》一文，儘管文辭極為委婉而曖昧，可仍然得罪了所謂“老大哥”的粉絲團和利益團，對朱其的“污七八糟”誹謗帖子開始蔓延藝術網路，這使朱其後來一不做、二不休地揭發“天價做局”現象。據可靠消息稱，朱其因此受到了威脅，連其商業夥伴受到一定壓力。可見，中國的藝術批評不光批評家本身存在問題，夾雜著過多外部的利益關係。
中國的人文學術遠比科學技術領域落後，根本原因在於它必然涉及政治、道德、人際等社會關係。當人情世故與社會潛規則高於學理之上，任何質疑、否定、批判必是習俗忌諱，不是得罪人就是惹禍上身;即便一起對事不對人的學術批評，在中國人看來仍是一種“感情傷害”。不説一般人，連批評家們都極為看重批評語式，而不是問題的本身實質;稍微一點激烈言辭都視為大不敬，隨之而來的是“語言暴力”、“人身攻擊”、“文革遺風”的大帽子。事實上，相比那些不痛不癢、吹吹拍拍、歌功頌德、四平八穩的作文，予以抨擊也不為過。一些資深批評家，個個都把自己尊為一塊“唐僧肉”，誰批評他們都好像沾他們的便宜、炒作自身，面對任何質疑與批評，都顯得傲慢態度，沒有一點學者心胸可言。另外一個怪異是，批評家之間少有學術交鋒，一旦卯上便必定演變為一場“潑婦惡爭”，無不是“雞毛狗碎”的口水，從早年的島子與彭德之爭，到新近的魯虹與王南溟之爭，均反映出這怪異現象。別説跟國外批評界同行相比，拿“五四”期間與“八五”期間比較，都明顯有欠風度水準。可以説，中國當前美術界是江湖氣壓倒了學術氣，拉幫結派、排斥異己則是司空見慣。
二十年來，中國美術批評界有兩個極不正常現象：一是沒有一次響亮的學術爭論，也沒有一場真正的思想交鋒，好像中國藝術不存任何問題，大家一團和氣地忙於發財。其實也不然，一旦觸及利益或傷及臉面，江湖必定失火，不是齜牙咧嘴便是暗中拆臺。二是批評人才的“青黃不接”，有人用“繁殖過剩”來形容近年畢業的美術史論人口，但卻不見“青出一藍勝於藍”大好局面，它不失為當前中國藝術批評界的最大悲哀，同時又令人困惑費解。難道新生代習慣與世無爭嗎?顯然不是，這裡頭必有時代環境、教育背景、學術風氣諸多因素。除了年輕一代缺乏挑戰精神之外，跟老一代的強悍作風存在一定關係，表明年輕人更需要包容尊重與支援鼓勵。
(本文發表于《批評家》第三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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