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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然——對自然的當代表現
藝術家將如何在自己的創作中重新調整觀看自然和表現自然的方式呢？有著豐厚山水傳統意識的當代中國藝術家如何面對著中外藝術的既有資源和嚴重的生態危機，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呢？
如果我們承認我們已無法回到我們的祖先曾經在農耕時代創造的悠然自得、輕靈飄逸的自然山水之中，我們也無法再固執地一遍遍重復營造這高度“人格化”意象的傳統自有的書寫性筆墨技巧，我們該如何去表達我們對生活其中的當下自然的感受呢？中國當代藝術的最著名西方收藏家烏利希克在不久前撰文寫道：“大量當代藝術表現正在破壞和被破壞了的自然，其中許多作品與傳統山水畫的審美觀截然不同。” 這説明經過三十年當代藝術洗禮、具有鮮明自我主體意識的中國藝術家強烈地感受到了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二手”自然的侵害，他們用當代各種媒介和手法來表現這種令人尷尬和分離破壞的場景，但是他們今天不可能像明清兩代畫“不再能夠真正理解自然風景” 的山水藝術家那樣，退回到自我的小圈子中，玩“文人間的智力遊戲，以此來折射自己的個性，或者是為了逃避官場中的失意。”因為明清兩代畫家“還是採用受人敬奉的前輩們的樣式” ，也就是説，當時的畫家還是在固執著那個時代範式的原則基礎，儘管有了脫離的努力。
當代中國藝術家對正在破壞和被破壞了的自然的批判，在立場和態度上已經大大超越了明清兩代畫家面對自然時的徘徊和對傳統原則基礎的不捨，畢竟今天中國的社會形態和當代世界的潮流已經為他們劃定了界限。但是，他們似乎正在經歷著重蹈用外在者的視界看待自然（哪怕這個自然已經是破壞了的“二手”自然）覆轍的危險。當代中國藝術家真正要做的是使我們成為自然的內在者，去分享式、互動式、參與式地看待自然、感知自然和表現自然，運用當代國際化的視覺語言和材料，將祖先在人與自然意識方面的貢獻轉換和提取出來，形成符合當今藝術方向的新的自然形象——自然的第三種狀態，而這相對於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就是我主張的第三自然。
現在，我們要用內在者的視界角度來看待和表現自然，但我們更希望我們的感知能夠更加清晰和廣泛地在世界範圍內與人分享，贏得不同文化的人在視覺層面的理解和認同，而不是固執于本民族歷史上獨有的筆墨語言；與此同時，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西方歷史上形成的自然觀和對自然的藝術表現，給自然本身和人本身帶來的嚴重弊端。我們希望新的藝術主張和創作理念能夠重新調適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這種關係既不是像西方風景畫中的人已經被風景化了，成為風景的點綴，也不像中國山水畫中的山水被高度擬人化了，成為人的智力遊戲，而是人與自然共在同構、雙向化合的協作關係。
要想在創作和欣賞中形成這種和諧共生的關係，尋找理解和表現藝術的內在基本點是至關重要的。2006年我在北京今日美術館策劃了《中式意識——審美營造的當代復興》展覽，並且闡述了我開始思考和初步形成的關於中國當代藝術參與當代世界新藝術構造的核心問題，即藝術方法論的問題。藝術方法論是關於藝術方式方法的哲學。只有從哲學這樣的高度來觀照中國當代藝術的方式方法，才能從根本上回答和解決什麼是當代藝術的完整內涵，中國當代藝術的內在精神品質是什麼，它能夠為世界當代藝術的完整內涵提供什麼樣的思想和創造養料。當代藝術方法論的形成當然是一個長期艱苦的過程，需要依靠和創造的外部內部條件錯綜複雜，但是，關於和接近方法論的意識，卻是人的思維活動的基本特徵，它顯得更加直觀、生動而且鮮活，更容易接近思維活動的真實狀態。我更願意選擇“意識”來作為對這個核心問題的表述。
我之所以用“中式意識”（Chineseness in Indigenous Mode）而不是“中國意識”（Chinese Consciousness）來表述中國當代藝術家的創造，是想在外延上廓清三種可能導致的誤解：第一，它不是從民族國家概念來界定的，而是從哲學觀和宇宙觀的角度界定的。第二，它不是地理文化空間上的概念，而是中外傳統合理揚棄之後對東方內在者視界的指歸和提升。第三，它不同於停留在異國情調層面或者被經驗化和類型化了的所謂各種中國題材藝術的堆砌、拼湊，而是具有豐富的視覺多樣性和國際化的視野。不妨認為，用“意識”來取代“經驗”，就是對經驗的一次超越，是一種方法論意義上的深入。
“中式意識”的內涵又是什麼呢？眾所週知，中國傳統思維意識具有“整體結構”的特點，從今天的角度看，它有著人與萬物共生一體，都屬於一個大生命世界的有機生態的生命意識。“而在西方，西方古典思維的理性主義意識，被康得拿來與經驗論一道，接受判斷力批判的審辯，從而剝離了附加在人類判斷力之上的各種觀點，為其後西方思維逼近人類認識的有機整體結構提供了條件。近現代西方哲學、美學和藝術理論的發展，都表明西方在不斷克服理性主義帶來的負面影響方面所做的努力，而隨著西方對人類思維意識的逐步認識和科學把握，無論在方法論還是在概念、範疇和命題上，都與東方特別是中國思維意識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應該説，人類的思想進程發展到當代，人類的社會生活進展到今天，中西方思維意識在相互比較基礎上從整體結構這個內在根據入手的融合，才成為一種理論上的可能。”
這就是説，“中式意識”源自人與萬物共生一體的東方中國傳統文化，但注重西方傳統文化中對外部世界研究、探索、發現和改造中的合理元素，特別是其中對外部世界物理性和邏輯性的精彩側重。它決不是中國古代思維的單純移植，而是建立在跨越民族、國家、種族和信仰上的對東西方思維意識的合理結構的重新構造。“很難想像，沒有對世界範圍內當代藝術的發展成果的積極吸收和轉換，中國藝術會在媒介材料、表現手法、語言形式等方面呈現出如此多姿多彩的面貌，會被越來越多的其他國家觀眾了解和喜愛。中西藝術的相互借鑒、吸收和融合，不僅是理論的需要和可能，也是現實世界變化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當今世界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物質化的生産經營模式對各個國家和各種文明産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影響，如何在各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水準的情況下，尋找相互之間的共同點，尋找精神上超越于各種爭鬥之上相通的部分？從文化入手，從文化核心的審美意識入手，來尋求相互之間的尊重與理解，就顯得十分必要。”
藝術之長正在於形象，而且還是視覺形象。中國當代藝術家手中的“第三自然”形象，是對“中式意識”在人與自然關係方面的一次具體視覺表達，也是對千百年來中西方在各自文化背景和傳統中形成的對自然的藝術表現的再造。
藝術當代性的新的含義
什麼是藝術的當代性？這是一個人們一直在爭論不休的最熱門的話題。藝術的當代性，其實有著不同領域和不同層面的呈現方式，人們出於各自的需要和理解對此做出了政治、民主、自由、公正、批判、個性和愉悅等等各種解釋，然而，人們卻忽視了藝術與整個人類和整個世界的全面和深刻的聯繫，忘記了當藝術只有與今天全球化時代整個世界重要問題相關聯的時候，才具有世界範圍內的當代性。環境破壞和生態危機是當今全世界面對的重要課題，是全人類的當代問題，因此也就是世界範圍內的政治性。
藝術當然不能代替其他人類行為活動去真正地解決環境破壞和生態危機的具體問題，但是藝術不應該總是停留在從現實的具體事物抽離出來，去追求個人心目中理想的精神家園，這是對現實的一種疏離，有時也是一種逃避，這在中國古代文人墨客的藝術活動中是一種傳統。如果從全人類和世界的廣度來看，這種疏離和逃避只能給人類整體帶來毀滅性的虛無和幻滅感。無論如何，藝術就其本身的性質和功能而言，應該給人類帶來希望；無論如何，大自然的山水養育了人類，它既是人類回避社會紛爭的更好退處，更是人類更加敬重和更加充滿想像的對象。
隨著人類借助於日益發達的科學技術使活動範圍和創造物無限增大，近現代以來環境的內涵和外延也發生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變化——原本某一狹小地區內包圍著人的局部天然的或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被不斷增大的跨地區、跨民族、跨國家甚至跨洲際的自然地貌等條件和人造物所取代——人的活動範圍的擴大帶來的是人的環境視野的擴大和更新。當我們這個星球除了海洋之外的所有陸地幾乎都被人類活動的痕跡覆蓋的時候，當人類的創造物在體量、規模和能耗上越來越佔據著並且改變著這個星球原本的面貌的時候，環境早已不只是康斯太勃筆下秀麗風光中的乾草車，也不只是中國文人紙上那精神圖式特點的山川雲水，而是農村城市化、城市都市化進程中改變著原有自然地貌也改變著人們視覺經驗的高樓大廈等各種建築物。
這是一種與此前數千年人類傳統的生活範圍和條件截然不同的景觀，對於地處亞洲的中國而言，這種巨大的景觀反差發生在最近三十年。僅僅三十年的時間，中國人原有的地理觀念和空間意識被覆蓋上了厚厚的鋼筋水泥。換句話説，中國人僅僅用了三十年的時間，就與我們這個星球上的其他大國一道，同樣面臨著環境問題的困擾。我們開始認識到，不是以自然來説明人的存在，而是以人來説明自然和人本身，導致環境中的一切要素之存在都是以人之需要和利益為取捨。如果經濟利潤成為人關心的唯一因素，那麼市場勢必將人周圍的整個外部世界，無論是天然的還是經過人工改造過的自然因素都統統納入生産對象。這種邏輯的結果是，價值規律成為唯一的衡量標準，這個星球上一切非人的生命如動物、植物和其他的自然物質如水和陽光、大氣都成為人的經濟資源而受到市場的支配。它們原本是自然的，是這個星球中合理的一部分，如今卻不得不成為人類社會的一部分，因為人與自然之間只存在唯一的經濟關係了。
而人與人的關係呢，即人的社會關係又有什麼變化呢？人與人的關係也受到商品交換原則的支配，幾乎成為了物與物的關係。人類賴以生存的範圍、條件和事物，人類相互之間的關係本身，統統因為人類在近現代以來的自我無限放大和膨脹而劃約為單一、對立並且支配的關係。
“曾幾何時，人類因為深知自己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對自然頂禮膜拜，心神嚮往，希望在對自然的觀察、體認和描繪中獲得物我兩化的無間交融。如今，人類又面臨著如何穿越商品交換原則支配下高度發達的物質景觀世界的高墻，喚起或者説恢復人之自然屬性的意識這樣的課題。” 對於今天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上所有當代藝術家來説，如何在視覺創作中修復日漸式微的人之自然性，建構起抵禦或者説平衡市場價值關係的新的精神關係，是一項重大課題。簡單地重復描繪古代的山水圖式，顯然無助於符合當下實際的心理需求，那麼，“山水傳統難道就沒有其他有效的方面，即有其自己的價值、氣質、韻律和精神性——特別是它反覆喚起的與古代大師作品精神上的共鳴——也可以用今天的相機、電腦或者布上油畫創造出來嗎？這些不正是二十世紀早期的一部分中國現代主義畫家努力追求的嗎？” 的確，山水傳統應該有希克先生所期冀的當代氣質和神韻，但這種氣質和神韻的獲得，需要藝術家對自然（哪怕是“二手”自然）的重新敬畏和想像——我們對自己生活的這個星球的自然環境究竟認識多少？我們還能否在無休止的國家、民族、種族、信仰的爭吵和無節制的資源爭奪之外，重新尊重、敬畏甚至讚美大自然的偉力呢？
在今天這樣一個資訊化、全球化、公開化和民主化的時代，藝術連同其他文化媒介更加便利地參與到對各國社會發展中人性的關注中，是再自然不過的。問題在於，藝術的職責和宗旨其實遠不僅限於此，它有著更加廣袤和豐厚的訴求和目標——因為有天地，方始有人類。天地與人類，天性與人性，彼此不可分割，卻各有倚重，而天地之性，自然之律，更能夠贏得人類的共同關注。對天地和自然的狀態和規律的表達，能夠在更加高遠和開闊的層面上，超越地域、國家、民族和信仰的限制，贏得人類的共同認同，這是當今世界性藝術的重要方向。當代藝術的價值取向不僅取決於對社會中人的現實命運的關注，更取決於對社會與自然關係中全體人類命運的關注。
這個展覽中的17位藝術家，從個人化的切入角度和關注側重使我們的思考和追問呈現出視覺化的面貌，值得人們廣泛關注、討論和喜愛。
2012年1月28日—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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