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仇海波
上海“藝術家聚集地”之一的浦東新場大東方當代藝術中心面臨曲終人散，從頂峰時全國二三百名藝術家匯聚一堂，到如今只剩二三十人等待今年8月31日的最終搬遷。這使我聯想到國內藝術家群落聚集的文化生態現象以及它們目前所處的尷尬境地。
藝術家群落聚集區是後工業時代都市發展的産物，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國內的一些國際大都市如北京、上海等都陸陸續續地出現一批藝術家群落聚集區。北京自19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自發形成第一個藝術家群落聚集區“圓明園藝術村”以來，目前聚集區數量激增，比如宋莊、798藝術區、草場地、上苑、酒廠藝術區、環鐵藝術區、何各莊、觀音堂、索家村費家村、黑橋藝術村等。其他一些城市也陸續出現一批藝術家聚集區，它們大多處於大都市但大部分都遠離城市中心，以避免城市的喧囂和嘈雜；這些區域雖遠離城市，但交通網路還比較發達；它們剛開始的時候大多要麼是空曠的無用之地要麼就是廢棄的工業廠房，租金低廉；藝術家大多游離于體制之外，在藝術表現上相對前衛。
藝術家聚集區的形成原因有偶然性的因素，也有現實的原因，正如栗憲庭在談到藝術家當時為什麼選擇聚集到圓明園時提到：“圓明園藝術村的形成完全是偶然的，畫家為什麼在那裏聚集起來，我想有很多客觀的東西：他們想走自由職業的道路，但同時這些又都不是大款，而圓明園的房租很低，房子又很大，好畫畫，離北大清華文化區又近。”同時，這些藝術聚集區的形成客觀上又有利於藝術家之間的直接接觸和交流，有利於藝術觀念的溝通和靈感的激發，畢竟藝術家之間的語言系統比較接近，編碼和解碼資訊更加直接方便；另外，它又會吸引大量的藝術愛好者，形成規模效益。但應該看到，經濟機構主導的藝術集群沒有出路，扶植藝術發展的力量必須具有公益性。
目前令人尷尬的是，隨著資本和商業逐漸大批涌入藝術市場以及行政力量的介入，一大批畫廊、酒吧、咖啡吧、飯店、俱樂部陸續在藝術家聚集區建立，政府部門大批地將藝術家聚集區改造成文化創意産業區。如今大部分藝術區的房價飛漲，商業氣氛逐漸取代了藝術氣氛。據我了解，798藝術區基本上是被開發商一手營造出來的，2002年一批藝術家遷居於此，這個處於北京城東北角的藝術區在剛建立的時候還比較安靜，路上行人也很少，大多數的藝術家都貓在自己的工作室裏搞創作，如今隨著798的逐漸火熱，尤其近幾年政府部門把798作為首批文化創意産業聚集區進行開發，該地區的商業價值立即上升，大批的商業機構逐漸涌入，日益高漲的租金和日益喧囂的環境使大批原來居住在此的藝術家不得不因為無法承擔高昂的租金而撤離另尋他所。如果説798建立的時候本身就出於商業利益的考慮，其成為藝術商業區的事實也在情理之中，那麼作為藝術家完全自發形成、擁有整體文化記憶和歷史溯源感的宋莊如今也難以避免商業和行政的干擾。這個大部分從圓明園藝術村遷居過來的藝術家所形成的聚集區如今也成為政府強力打造的文化創意産業區，逐漸被政府“招安”，去年的時候，宋莊還提出一個頗具國際性的概念——CAD，打造全國乃至世界的中央藝術區。在我看來，這個口號的符號意義和商業意義永遠大於現實意義，利益訴求只是掩蓋在光鮮的符號下而已，不過這對於長期被邊緣化、被商業忽略的藝術家來説還是有利的。如今宋莊的一些藝術家也因為難以承擔高昂的房租和生活開支而離開。
藝術家聚集區曾經所代表的“獨立”、“自由”、“前衛”的身份漸漸模糊成商業或産業的代名詞。在某種意義上，藝術家聚集區像是一件行為藝術作品：首先給藝術家創造遠離塵囂的自由獨立之地，待發展到一定程度産生規模效應，然後以文化創意産業之名改造，接著就是藝術家因為種種原因被迫搬離此地。這仿佛成了藝術家群落聚集區的宿命，包括國際上知名的紐約SOHO、倫敦東區等也難逃這樣的命運安排，藝術家似乎常常是在給資本、商業或政府作嫁衣。藝術家群聚常常成為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而所謂的藝術區往往成為某個利益鏈或是金錢的犧牲品。筆者認為，藝術區的生命力還是在於其野生的狀態，因為這種狀態更符合藝術發展的規律和本質。當然我們不會也不可能排斥或者隔離適度的商業和資本的介入，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這是無法避免的。藝術家也要生存，商業和資本的適度介入有利於藝術家更好地靜下心來搞創作，尤其是對於以藝術創作來謀生的藝術家來説非常重要。而對於政府相關部門來説，發展文化創意産業固然是好事，但應該更多的將重心放在完善基本服務設施，為藝術家提供更好的配套服務，而不是主導其發展的方向，讓商業和資本過多的介入，這樣傷害的不僅僅是藝術家，從長遠考慮也不利於藝術區未來的發展。（作者係湖北美術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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