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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衛:在藝術圈趕場20年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1-03-24 17:39:32 | 文章來源: 楊衛的部落格

文/楊衛

在美術界,我第一次趕場,是在1987年。那時候,我姐姐正在上海讀書,提前告訴了我上海將舉辦“第一屆中國油畫展”的訊息。獲得知悉,我便邀集了幾個一起畫畫的同學,抱著瞻仰的心情,從長沙坐火車一路奔赴了上海。那是我第一次以看展覽的名義出遠門,父母當然有些放心不下,但考慮到我是出於學習的目的,還是掏出腰包支助了我。幾個同伴中,我記得還是我帶的錢最多,一路之上自然也就免不了買單,那種風光至今還讓我記憶猶新。當然,更讓我記憶深刻的,還是“第一屆中國油畫展”上展出的那些寫實作品。過去,只是從畫冊中看到一些寫實繪畫,總覺得畫得那麼逼真不太可能,如今到了上海零距離接觸,眼見為實,的確是心服口服了。我現在還記得當時楊飛雲、王沂東他們的參展作品,尤其是宮立龍畫的那個女生像,端坐在梳妝檯前,影子一樣緊隨于我的青春期,揮之不去地干擾了我很久……

那一次趕美術界的場,已經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記憶深處。此後,一起學畫的同伴中,有人考上了學校,務了正業;也有人放棄學藝,另做了打算。唯獨我,背著行囊,帶著好奇,從南到北還在美術界趕場,一晃竟然過了二十多年。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流浪到了首都北京。對於一個小地方出來,又癡迷于藝術的人來説,北京無疑是一個夢想的天堂。這裡不僅有美術館,有大大小小的畫廊,而且還有各式各樣藝術品展示的“替代空間”。這無疑提供了我更多學習的機會,也加快了我趕場的頻率。我還記得,那會兒我看過的展覽,有羅丹的雕塑展;有伊門道夫的繪畫展;有喬治與吉爾伯特的材料展;還有博尹斯的觀念藝術展等等,真可謂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正是因為親眼目睹了諸多藝術大師的原作,通過感受他們的氣息,吸取他們的能量,我才逐漸理解了人生,理解了藝術的內涵與外延,其實,遠不是我過去看到的只是逼真那麼簡單。古人云:行萬里路,破萬卷書。這都是獲取知識的途徑。我想,人若要明智,大概首先得多看,多了解。

正是抱著這樣一種多看、多了解的目的,我馬不停蹄,奔赴在各種趕場子的路上。餓了,一個麵包打牙祭;渴了,一碗白水化清痰。儘管過程很辛苦,但心情卻很充實。因為我知道,我的每一次奔赴,都將是一種收穫。

後來,到了圓明園之後,雖然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了相互吸引的能量場,但我外出趕場子的熱情依然沒有削減。不過,那時候趕場子的目的,已經跟過去有所不同了,更多不是為了學習,而是去蹭吃蹭喝。圓明園時期的生活,常會讓人感到山窮水盡。因為那時候藝術市場並沒有形成,創作換不來經濟回報,大家也就只好勒緊了褲腰帶,饑一頓飽一頓地混日子。然而,展覽卻可以改善生活。因為凡是展覽都有個開幕式,而開幕式則有酒會,有吃的點心,有喝的飲料,甚至有些開幕式結束後還安排飯局。這對於我們這些掙紮在貧困線以下的“無保戶”來説,無疑有著磁鐵般的吸引力。於是,趕場便成了我們的節日,以至於參與這個節日的人到後來越來越多,隊伍越來越壯大。久而久之,我們這些人便構成了一個龐大的陣容。由此,也給外界留下了一個錯覺,還以為我們這些人是北京藝術圈的中心,是場面上最活躍的一群人。

我還記得那時候的一群“蹭友”,每次有熟悉的展覽,我們都會聚到一起去蹭飯。裏面除了我,往往還會有徐一暉,有王慶松,有劉崢,有胡向東,有俸正傑等等。這撥人當時是以“艷俗藝術”的群體面貌出現的,在藝壇還屬於新人,但在場面上卻早已經混得滾瓜爛熟了。曾有好心人提醒我們,勸我們不要經常以這種蹭吃蹭喝的狀態拋頭露面,以免影響未來進入藝術史的光輝形象。其實,道理我們心裏都明白,可是在當時那種窘迫的生活條件下,朝不保夕,又怎麼能夠沉住氣,靜下心,甘當沉默的羔羊呢?物轉星移,歷史在不經意間便翻過了一頁,當年那些一塊兒蹭吃蹭喝的同伴們,如今大都功成名就,成了身價不菲的藝術明星。遙想當年,對照今天,真有一種倣如隔世的感覺,不由得讓我想起了崔健以前唱過的那首老歌: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

當然,説到變化,不單是別人,也有我自己。這些年東奔西走,我也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轉折。最大的轉折,就是我放棄藝術創作而轉到了藝術批評。這是一種陣痛,猶如鳳凰涅盤,需要置於死地而後生。幸運的是,我活了過來,並獲得了所謂批評家的身份。隨著身份的改變,我趕場子的方式也逐漸發生了變化,蹭吃蹭喝的歲月,當然是一去不復返了。我在從事批評的同時,反饋回來的卻是意想不到的光環。這讓我倍感意外,覺得取捨之間蘊藏了太多鮮為人知的奧妙,不禁又想起一位宗教學者説過的話----決斷産生飛越。也許,有些人失敗,並不是缺乏判斷,而是缺乏決斷。對於我,似乎是在決斷之後,一夜之間長大了,因為批評而獲得了成熟的表情。此後,我因為職業的關係,被邀請趕場子的次數就更多了。不過,這以後不再叫趕場,而換成一個更加悅耳動聽的詞,叫著“出場”。

這幾年,我沒少出場,尤其是近兩年藝術市場火爆以後,受環境的影響,我經常還會被迫出場。對此,我常常擔憂,擔心自己被經濟大潮席捲而走。我的朋友王南溟曾經批評過“坐臺批評家”。捫心自問,我也應該算在他的批評之列。的確,臺是不好坐的。所謂吃人嘴軟,拿人手短。坐著別人的臺,總免不了放棄原則和立場,説些違心的漂亮話。所以,我堅持認為王南溟批評得對。但是,反過來一想,也不儘然,站在展覽和作品的對立面,只是批評的一個角度。如果批評家們人人都不出場,那麼藝術展覽又為誰看呢?儘管“批評家是藝術內部的敵人”(奧利瓦語),但如果沒有批評家這個敵人從藝術的內部去剖析,大眾又怎麼去理解今天這些稀奇古怪的藝術現象呢?其實,批評還有一種責任,那就是闡釋。這就需要批評家經常出場,經常走近對象,經常深入內心。只是對於我,永遠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因為獲得了所謂批評的話語權,反倒遮住了原本還算犀利的目光;更不能因為變成了今天體面的出場,而忘記過去趕場的艱辛。因為那裏才是我求知的源頭,蘊含了我上下求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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