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 林
時間：2010年11月27日
地點：四川美術學院院會議室
很對不起，去成都有事，剛剛趕回來。四川美院雕塑係不久前和魯美雕塑係、現在和湖北美院雕塑係做“對角線”雙邊展覽活動。魯美我去了，曾在文章裏寫到，其實沒有誰要求雕塑係和魯美做展覽，當然也沒有誰要求和湖北美院做展覽。就像流行歌曲所唱的：“沒有理由，也沒有原因，莫名我就愛上你”，沒有必然的邏輯性。但藝術就是這樣，有時偶然想到一件事，去做，而且還做成了。首先覺得這種活動很好。過去我們總認為學院有一套完整的體系，但每個學院在當代文化語境中都發生了相應的、不同的變化，放在一起，這個變化很容易呈現出來，而且能夠看得到。做這個展覽和開這個研討會的意義也就在這裡。過去學院教什麼，我們都很清楚，但現在老師發生變化、學生發生變化、語境發生變化，擺在一起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所以焦興濤引《晏子使楚》的話説的很好：“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就是説現在各學院表面上相同，其實有很大不同。做這個活動有利於發現不同，也利於我們分析不同。
剛才我去看展覽，就發現有不同的地方。湖北美院在材料轉化上很有特點，我們就很少，這對我們很有啟發。雕塑教學不管怎麼變化，對於中國藝術院校來説有一個核心的東西，就是學生的造型能力，每個學院都會覺得很重要，包括年輕老師在內也很強調這個東西。材料的轉換會産生新的東西，能夠培養學生的當代藝術思維。當代藝術很重要的一點是文化跨界，從這個領域跨到那個領域，從那個領域跨到這個領域，通過跨界把很有意思的思維表現出來，通過跨界來釋放思維最敏感的東西。而雕塑需要不同材料，互相轉換大有可為，學生的造型能力是一套同樣的東西，這種東西在材料使用過程中可能産生不同的創造力。湖北美院的雕塑，包括陶瓷，對我們很有啟發，如何在教學中增加材料轉換的部分來激發學生的創造思維，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去研究的。
學院的教學從傳統的寫實訓練到後來受香港、日本、西方抽象的影響，有了構成訓練，再發展為多元化的各種藝術樣式的進入。藝術院校從事藝術教育，教育總是後發的，不可能和社會藝術創作完全同步。學生有一個學習的時間過程，教育總是要把成熟的、經典的東西教給他們。這裡面就會有一個矛盾，因為成熟的、經典的東西總是比較滯後，而學生的藝術思維又需要超前。其他領域不存在這個問題，比如理工科院校。但藝術不是科學，它面臨一個問題，即藝術的創作思維和技藝手段的培養難以同步。技藝是經典的，但創作思維不能套用過去的東西。所以教學應該有兩塊，一個是技藝手段，另一個是創作思維。我們在對西方院校的考察中發現，西方藝術院校中教授比較負責的，對這兩塊都很重視；不太負責的只重視藝術思維的培養，而對技藝手段不太重視。中國的藝術學院，過去是集體性教學，不太重視個體的創作思維的培養。現在慢慢變得重要起來，但是重要不等於一定拋棄其他東西。看了湖北美院的作品，我覺得雕塑係教學可以從這個角度借鑒，就是通過材料轉換來培養學生的當代藝術思維。
再補充幾句。這次我去成都畫院做講座，是畫院的論壇，叫做“畫院論畫”，我是去講當代繪畫的變遷。由此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學院雕塑的狀況。大家都知道，世界上的重要展覽，架上藝術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少，這是一個事實。中國社會權力比較集中，學院教育在統一意識形態的控制之下，藝術教育屬於官方體系，不屬於民間社會。不像西方的大學本質上屬於民間，不屬於官方。在美國大學裏沒有什麼是不可以批評的。中國正處在漸進的變化當中，具體些説我們要思考究竟能做些什麼。雕塑的變化也很大，但並不因為架上藝術比重減少，就失去了價值，特別是在中國特殊的語境中，繪畫和雕塑仍然佔有很大的份額。除了個別觀念藝術家，我們要描述中國藝術成就時，很大部分還是繪畫和雕塑。但我們要研究雕塑在今天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世界藝術中，雕塑的變化最先，比如裏德寫那本《現代雕塑簡史》，就把裝置全部拿到雕塑中進行描述，比如杜尚的《小便池》，可見雕塑並不是排他性的。
在學院裏面容易對藝術形態做本質界定，這種本質論的界定有時很有約束力。我們一旦界定了雕塑是什麼，這個是什麼就會限制我們思維的範圍。我曾經在798做過一個展覽叫“藝術不是什麼”，當我們説藝術是什麼的時候其實已經將藝術圈定起來，而當我們説藝術不是什麼的時候就越過了這個圈定。阿瑟·丹托在《藝術的終結》裏談到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就是哲學對藝術的入侵。為什麼説藝術終結呢？最基本的根據是藝術開始去做哲學的事情，這個意思就是説藝術純感性的創作已經被打開了，觀念性的東西進來了，這個時候歷史意識開始變成藝術性質的一部分。大家注意這個論述的核心——藝術的歷史意識變成藝術性質的一部分。原來藝術是有一個性質的，這個性質是被界定的，這個性質在歷史中呈現，性質是不變的。但是現在這個性質本身被歷史意識改變了，也就是説今天的藝術家做什麼就很有可能讓藝術就是什麼，就像杜尚做了小便池以後，藝術不得不面對他。
學院堅守的肯定是藝術的性質，堅守是必要的，因為學院就是思想和精神的堡壘，當然更應該成為自由精神的堡壘。社會上可能有很多亂七八糟的東西，但學院要堅守思想、精神、道德的高貴性，這個世界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堅守，只有學院。北大把金庸抬得那麼高，把流行文化捧得那麼高，北大基本上就毀掉了，它的精神堡壘沒有了，自己破壞了，不是別人怎麼壓抑它，而是自己取消學院的高貴性。你可以去研究金庸、研究流行文化，但是你不能取消大學高貴的人文傳統。説這話別人可能覺得很精英化，從現代主義精英化走向大眾化，並不等於宣告精英的消失。這個世界如果沒有精英，就不成其為一個世界。世界的問題肯定要由文化精英來思考，這還用説？大眾化不等於取消精英的作用。在中國美術界一談論大眾化，好像馬上任何關於本質的討論、任何關於歷史意識的討論都沒有意義了，只有利益只有功利。其實並不是這樣。一方面，學院要堅守某些東西；另一方面，學院一定要去研究這個領域所發生的變化，把這種變化提供給學生，讓學生能夠感受到這種變化。如果能夠想辦法讓學生在學習過程去體驗和參與這種變化，那你就是當代教育家，那就很厲害了。
另外，就是能不能再編一本和湖北美院一起活動的書。不記錄，很多東西過了就過了。教育就是積累，就是把前一輩的東西傳給下一輩，學院就是要積累，過一段時間後再去看，這個事情就會變得非常重要。
朱君如同學説藝術是不是首先要感動自己然後才能感動別人，其實也不一定。因為藝術創作開啟了很多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有時是藝術家沒有想到的，別人有感覺，但自己可能沒意識到。
第二個問題，藝術是不是靠顛覆來發展的？現代主義的確是，一個流派顛覆另一個流派。現代主義就是不斷的顛覆。但是藝術發展到今天，顛覆只是其中的一種方式，不是所有的方式。
第三個問題是中國性，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既然你是中國人，你做的作品和你的生存經驗、生存環境有很多關係，耳濡目染的東西，不可避免的帶有中國的特徵，這是沒辦法拒絕的。但這個問題不是這麼簡單，所做的作品天然就有中國性，那我們還討論這個問題幹嘛呢？從理論上來説，我做“中國性”當代藝術文獻展，目的很簡單，我們要在當今世界藝術中去呈現中國人的創造力，從精神層面上展現中國人對這個時代、對這個世界的智慧性貢獻。但這個文化權利應該回到民間，這是我做展覽的根本目的。我要挑戰的是被意識形態化的、被官方化的中國性。中國官方對民間剝奪太多，民間沒有自己的、自主的文化權利。我到過很多國家，包括東歐、緬甸，越南，民間都有自主的文化生長性，不斷生長出屬於這個民族屬於這個地域的文化。而中國文化藝術面臨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徹底的官方化和意識形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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