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訪人：王林
訪談人：《深港藝術》特邀記者(成小衛，楊慕榮)
《深港藝術》：去年王老師在廣東美術館作了一個“從西南出發”的藝術展覽，回顧了從1985年到2007年20餘年間中國西南當代藝術的發展，那麼王老師對中國當代藝術整體上有個什麼印象呢?
王林：從整體上來説，中國的當代藝術處在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為市場化的時期，它比較有特點的，具有比較清晰的拍賣、價格啊等這些可以統計的東西，可以宣傳，可以操作。但從另一個方面説，當代藝術在精神取向上來説又是比較混亂的，現在中國當代藝術基本上是三代人一起朝錢看。作為藝術來説，它的發展應該有兩條線索，一個是市場，一個是對精神文化的需求，而在今天，中國藝術發展的另外一條線索(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清楚。當然我覺得這是在所難免的，因為中國人包括中國的藝術家突然有了一個直接參與市場的機會，從而産生了一種價值追求上的紊亂，其實是一個時期的局限性，也是必然的。我覺得這與市場的不規範有關，如果市場是一個規範、健康、公開、透明的狀態，可能相對來説對精神文化的干擾或者説擾亂程度就會小一些。所以我覺得經過市場的規範以後，中國藝術以後還是會回到對精神文化的追求這個具有方向性的軌跡上去的，這也算是我對藝術的一個期待吧。
《深港藝術》：深圳和香港都是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地區，現在雙邊都在積極構建深港一體化藝術新格局，王老師對此有沒有好的意見和建議呢?
王林：這個設想是挺好的，但多少有點一廂情願，因為我覺得，香港和澳門處在相對來説比較自由的民主制度之內，深港澳一體化會不會在體制上存在矛盾?這多少讓人覺得有點疑慮。當然，它們之間也存在很多共同點，比如它們都是沿海城市，經濟也比較發達，澳門可能還要差一點，但澳門的賭場開放，會促使經濟很快的跟上。三者經濟比較發達，可能使它們在以市場為中心的一些社會規則中，都有比較清晰的發展路線。另一方面，在文化發展上限對來説上它們比較邊緣，當然這也有它好得一面，因為往往一個城市經濟比較發達的請況下，就會有比較多的財力投入到當代藝術的反思、呈現，推動中來。比如，香港的拍賣系統，澳門眾多的美術館，雖然場地不大，但有很好的藏館，而且他們還作了一些比較有意思的展覽，比如抽象藝術的展覽等。如果深圳能與他們聯合起來，能把大陸的當代藝術的資源帶給香港、澳門這並非不是一件好事，關鍵的問題是這三個城市沒有自己深厚的文化淵源。他們如何在當代藝術中成為一個重要的方面軍，可能更多的還是要運用他們的經濟，以及相對健全的城市資源，來展示、推動大陸的當代藝術，我覺得這還是比較可行的。另一方面，還要促使當地的藝術家參與到這些活動當中，直截了當的説，是因為他們本地的藝術家自身很難支撐起他們本地藝術區域的藝術創作，就是一個藝術區域缺乏足夠的藝術創作力量，所以這些創作力量要是參與到這些活動中來，對他們自身發展更有利。
《深港藝術》：因為深圳的文化淵源不太深，並且對自身的文化有一種缺失和不認同感，這個問題可能會對他藝術的發展産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那麼應該如何去調和這種矛盾呢?
王林：其實解決這個矛盾很簡單，無論是深圳還是港澳深都可以做藝術區域或藝術村來吸引眾多的藝術家，香港正在考慮做一個藝術空間能夠讓當地的或者説是外地的藝術家很便利的去進行創作，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但是關鍵的是要有充足的資金來支援藝術家(窮困的藝術家)去參與、聚居，同時也要取得Z/F的統一和支援。其實也很簡單，Z/F只要提供一個空間讓藝術家來創作。當然開始也可以給點補助，在空間裏生活、創作，其實也並不需要耗費太多的資金，但對於深圳的藝術發展卻是十分有利的。其實説起來做當代藝術文化也是很容易的，只要資金、空間和藝術家都有，讓他們能夠自由的創作。我想這也需要兩個條件：一方面是藝術家能夠在這裡很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就是它的創作空間應該比較自由;而且深圳對於藝術創作來説自身的優勢就在於它擁有很多的美術館，這還是有相當大的用途的。
《深港藝術》：自香港回歸之後與深圳交流日益密切，這就産生了深圳藝術本土化與國際化之間的摩擦，針對這一現象我們又如何理解“世界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句話呢?
王林：首先：我認為這句話是有問題的，世界的是民族的，民族的是世界的，或者説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等等，我認為諸如此類的話是有問題的，因為它缺少了一個時間的過渡。應該説只有當代的同時又是民族的它才有可能是世界的。因為過去的民族的東西，它已經成為了歷史遺跡，是否是世界的?嚴格説來只是對應了當時民族的意義，必須是在當代的民族，並且這個民族還需要加上説明，才有可能説是世界的。因為在當代，民族正在發生變化，很多意義上，“民族”，它是一個概念，是一個過去式的概念，是一個封閉式形成的概念。而在當代，並沒有完全的民族傳統，一切都在交往和改變的過程當中，比如説我們的一些事物正影響著西方，而西方的一些精華同時也在被我們吸收和利用。我經常使用的概念是：區域的、本土的這些概念，因為它們包含著當下的變化在裏面，所以我一般情況下不會使用 “民族的”這個概念，它容易讓人含混不清。當然民族主義是重要的，本土的、區域的核心的文化資源和文化傳統恰恰是民族。但是它又包含著當代的變化和正在産生的當下的那些文化的創造。所以説我們之所以討論深圳這個城市，正是因為它應該是一個很當代的城市，那麼這種當代性就産生了一種吸引一些外來的藝術家和當地的藝術家發生某種碰撞的可能，這種文化碰撞、文化博弈和文化交流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覺得港澳深也好，深圳也好，如果要成為一個文化區域，它恰恰應該在文化交叉點上去做當代藝術可能會更好，在這種對立關係中去做當代藝術也應該是最合適的。比如説要做一個國際展覽，那最好的出發點就是做這種文化的博弈，當然博弈要比衝撞和衝突好，所以説做一個國際的雙年展啊等等應該是很好的，因為它要表現的是不斷的向人們展示不同文化的關係，這可能就會成為以後世界的永恒主題。
《深港藝術》：王老師對深圳的藝術現狀與深圳地區的藝術活動有沒有十分深刻的印象?
王林：在90年代時，我曾與深圳一些本地藝術家做過一個展覽，主要是針對藝術與社會的關係。當時有好多深圳很邊緣的藝術家參加，我覺得其實深圳有一個很好的展示的藏館和條件，但是我覺得它們最大的缺陷就是並不太注意培養當地的創作力量。深圳是一個經濟條件比較發達的城市，而這裡的藝術家需要去發現和支援，如果我們的Z/F和專業的美術藏館都不考慮這方面因素的話，那這個城市就沒有當代藝術了。現在來看,深圳的美術藏館只是展示“外面的風景”，這是一個城市的遺憾。因為我們不能小看一個城市，我們中國比較大，城市比較多，有時候人們會認為我們的城市有沒有當代藝術都沒有關係，這又是什麼原因呢?説起深圳想必也有千余萬人口，已經相當於歐洲的一個國家了，比如西班牙才多少人口了，但是人家的藝術界卻産生了相當多的人才，所以我覺得當代藝術還是要有一個對居住在這個地方的人群的藝術尊重在裏面，他們應該獲得創造和參與當代藝術的權利，不僅僅是我們要做給他們看，而是要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追根到底還是要有一定的本土的責任感去支援、發現、培育當代本土、本地的藝術家和創作力量，讓藝術真正的為居住于當地的人服務。比如，深圳的大學肯定也有視覺方面的人才，但是這麼多年這些人才都到哪去了呢?深圳並沒有作調查，那麼深圳究竟為什麼最近都沒有創造的新生力量呢?有些地方有個美術學院就可以將這個地方的當代藝術帶動起來，可是我們真正的學術為什麼沒有被帶動起來呢?並且當代藝術與科技的發展也有一定的關係，而深圳的科技也比較發達，但為什麼有如此豐厚的條件卻不能産生些東西呢?結果就只産生了一個大芬村，確切的説就是一個作商品畫的地方，老實説這個地方沒有一點智慧財産權概念，Z/F在文化裏面怎麼會培養像大芬村這樣的野蠻的，完全不顧及自身智慧財産權的，所謂的文化創意産業呢?創意本身就要求尊重智慧財産權，最核心的問題是創意是應該得到尊重的，而我們在大芬村看到的作品卻大都是最拙劣的模倣，這些與當代藝術無關，甚至沒有絲毫意義。從藝術市場來説，它也有很大的問題。
《深港藝術》：是不是説造成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還是因為深圳自身的文化積澱不夠深呢?
王林：其實説到底，還是一句話，深圳是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地區，他們一切都太看重錢了，深圳有句話：“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個概念應該受到批判，尤其是深圳人的“時間就是金錢”的觀念應該受到批判。它是一個無根城市急功近利的典型心理，而實際上時間就是生命!生命是需要精神支撐的，也需要藝術滋養，如果我們只有金錢，只有消費，那麼這個城市對於中國的文化建設沒有絲毫意義。不過話又説回來了，在我們窮的時候，深圳卻先發展起來了，然後多交點稅支援國家的發展，它們也做出了貢獻。但是一個城市的發展不能只看這些，基礎已經打得很好了，卻還是停留在最原始的觀念上，那就大錯特錯了。
《深港藝術》：我們知道王老師多次參與過深圳的一些藝術活動，尤其是2000年王老師做的“‘外線’藝術七人展”，影響頗大，王老師能否為我們詳細介紹一下呢?
王林：這個展覽是在深圳的一個臨時空間舉行的，因為那些藝術家當時的生活也很艱難，並且都是一些很邊緣的藝術家，但是後來也有一些人離開了那裏。
《深港藝術》：這個展覽被譽為深圳民間最具規模的一次當代藝術展，並且也是深圳藝術家有現代意識作品開始轉向觀念意識形態的藝術活動的開始。
王林：其實深圳有兩個展覽最為重要，一個是王川于1990年在深圳做的展覽——《墨點》，這個展覽是作為一個民間的展覽，而且是在關節點上做了這麼一個很好的裝置行為的展覽;再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民間的“外線藝術七人展”這個展覽。所以我希望深圳能舉行一些民間的藝術活動，現在中國的原創性還要來自於民間，當代藝術的原創的動力更是如此，比較遺憾的是深圳也集結了一批藝術家，但是他們關注的並不是民間，而是體制，因為民間沒有什麼好處。
《深港藝術》：您能不能具體為我們談一下體制對藝術這方面的關注?
王林：其實我説的體制是指深圳有很多的藏館，而這些藏館大都是由國家管理經營的，在這裡面也有一批藝術家在做當代藝術的活動，但他們所做的就只是用這些藏館來做其他地方的藝術家的展覽，這肯定也對深圳文化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它並沒有培養出本地的創作力量，這個有一千多萬人口和大量藝術家以及藝術院校存在的城市，為什麼不能産生當代藝術的一些現象和創作以及一些藝術家出來呢?即使有些頂層的人後來都不在這裡待了。很顯然，這個城市還沒有培養的基礎和土壤，所以我覺得無論是我們的批評家還是體制裏的官方管理者，都應該去扶持那些民間的藝術力量，形成深圳那種原創性的東西。只有這樣，才可以持續的為這個城市帶來文化的活力。
《深港藝術》：最後想問一下王老師，按照深港現在的藝術發展形勢來分析，您能否展望一下它的將來呢?
王林：説實話，我不知道。因為這取決於深圳和香港的那些有文化權力的人，他們能否聽進和聽取我上述的那些意見，取決於他們的文化意識，同時我覺得民間的呼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認為你們的這個《深港藝術》雜誌做深港澳一體化還是很有必要的，最起碼能形成這樣一個説法，有了這個説法，我覺得它就有可能産生一些東西，我還是很支援你們這個説法的。
《深港藝術》：謝謝，我們也很希望通過這次訪談把您的呼籲傳遞過去，並對深圳和香港的藝術發展報以積極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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