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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家黃專曾經在最近與我的一次交談中提到中國批評家在與西方交流的過程中所普遍體驗的兩種境遇：一種類型的歐洲美國學者認為中國當代藝術完全沒有自己的理論體系，也看不上在中國的藝術創作；另一種類型的看法是期待中國的理論家和學者能夠提出自己的闡釋系統，而在這種外在的壓力下，出現了一些以現代主義邏輯來生硬地總結藝術流派或提出藝術宣言的嘗試，比如像在此次印度尼西亞群展“當代性”中的合作策展人之一Jim Supangkat所提出的“藝術的敏感性”（Artistic Sensibilities)。在Supangkat的策展論述和選擇中，他試圖把帶有手工性的傳統藝術手段的實踐也界定為帶有當代特質的藝術實踐，認為“當代”不是一個時間的介定或者是觀念的現時性，而是應該具備了對於藝術的敏感性這種恒久的藝術特質。在中國也出現了一些希望重振歷史權威的展覽和書寫嘗試。
這種尋找自我介定的新實驗和焦慮也普遍出現在非西方的學者、批評家和策展人中有關“當代性”的討論和思考中。一方面我們使用現代主義、當代性以及與它們相關的理論和語匯來思考和辨別發生在我們領域中的藝術實踐。我們也普遍認識到當代性應該是有多種模式和邏輯的，應該是複數的敘述方式。另一方面，這些討論的困境也在於這種詞語和邏輯本來就是植根于西方，特別是歐美為中心的藝術討論和理論系統之中的。所以如何自我定義，形成多種平行的“當代價值觀”成為很多人的一種困惑和訴求。有一些學者認為現代主義是來自西方的關於藝術形式更替的邏輯，它牢牢控制了全球主義之前的藝術思考，而當代性則給非西方的藝術實踐在與西方同一平臺上被認識和討論提供了空隙和機會。但是往往這種平臺也是存在於歐洲和美國。有一些批評家認為在這種空間中，完全有機會提出新的語匯來替換歐美藝術語言和邏輯，來得到一種自主性。但是這種新的語匯的提出僅僅停留在藝術創作的技術性層面上，回到藝術的本質（比如“藝術的敏感性”）或者藝術的形式，而提出這些詞彙的批評家和創作者實際上沒有意識到西方的藝術經驗實際上也是構成其對於藝術的經驗和意識的一部分，這種交織不可能被簡單的一分為二，而是非常的錯綜複雜的。
中國藝術界和很多非西方世界的國家一樣在90年代初的前衛藝術實踐往往是針對意識形態提出的符號化和程式化的質疑和批判，而不是針對藝術體系、機構、系統性理論和價值判斷的反思。但目前在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同時出現的對於當代性的討論實際上可以被看成一種新的“機制批判”或者“體系批判”。這個被批判和被反思的體系是一種更複雜的價值觀和對於藝術的經驗與意識，包括了對於自我的意識和西方藝術系統長久以來形成的話語系統和潛意識。
而這種批判情緒下的一種極端的表徵表現為一些藝術家，比如中國的一些藝術家，特別是年輕一代，認為西方已經無關緊要了，也無法進入，本身的藝術市場正在越來越擴大，短時間內藝術的自我消化不是問題，所以傾向於形成一種夜郎自大的精神，在最近一些大型的群展中，可以窺見在一些藝術家的創作中，群體性的、有意識無意識地形成一種彼此自我參照的語境，作品和所謂的觀念顯得自言自語，意識封閉，失去了與外界交流的興趣、好奇心和慾望。
不管這些思考和實踐以何種形式應對我們的現狀，這種危機意識和自主意識在我看來是非西方世界所正在經歷的新形式的“體制或機制批判”（如果我們再次借用所謂來自西方藝術系統的語言的話）。我們所批判和質疑的是被來自歐洲和美國的藝術價值觀所影響和塑造的在我們本土的實踐中生長出來的對於藝術的價值判斷，通過這種批判和認識，如何形成適合我們的相關性和多種價值判斷，但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系統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在中國，很多藝術家和策展人願意使用“國際化”這個詞語，但在提“國際化”時，卻不把自己真正地放在一個參與者和在場者的身份來看待。我們要做的是保持自信而開放，在真正平等地互動中建立自我的相關性，這是一個既本土又國際的問題。
最後，分享一段來自斯洛維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現代美術館館長澤丹卡-鮑多維娜克（Zdenka Badovinac）在一篇題為“作為連接點的當代性”中關於當代性的精彩思考：“沒有一個單獨的地方可以宣稱其對於解放性的知識享有排他性的權利，這一點對於整個星球而言是很重要的。然而，一些地方的確具有更多地能力來使其知識體制化。那些在這個方面比較有優勢的地方也因此能夠對於全球社會的發展做出更多積極或消極的貢獻。而那些基礎設施發展不完善的區域，但同時這些設施服務於本土知識的持續建構和傳播，在這個方面處於相對地弱勢。這些地方所能做到的是尋找彼此的關聯性，認識相同的境遇，從而在全球性的交換中爭取更大的參與性。”[1]
[1] Contemporaneity as Points of Connection, e-flux Journal #11,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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