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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想規劃屬於自己的中國當代藝術史，因此我支援眾多不同的藝術家。比如在台灣，我是從80年代早期的新個人主義、新表現主義藝術家開始入手，因為他們在運用現代繪畫語言，回歸自己的本土根源，嘗試歸化。由於台灣經歷了漫長的日本殖民統治，在繪畫語言上已經受到長達五十年的影響，因此有時間去領悟吸收。”張頌仁説。
但如果再進一步深入，又是什麼從最初的本源上驅動了張頌仁，讓他涉足中國藝術世界的呢？張頌仁解釋説：“我年輕時，曾陷入一個兩難困境。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有許多香港人，特別是那些老家在廣東農村的香港人，他們仍保留著較為傳統的農業習俗，將祭祖等所用的各種器具隨其搬入家中。因此我的很多同學家會有供著牌位的祖先神龕，隨著年齡增長我還看到了其他很多習俗，比如很傳統的婚禮。但是在受學校教育的時候，我強烈感受到了這種兩難，那就是所有這些傳統都是要摒棄的。香港大部分好學校都由基督教徒管理，而他們非常堅定地認為祖先崇拜是種迷信，而仿佛崇拜一個我們需要相信的神就不是迷信？”
張頌仁的父母不是天主教徒，不過他讀的是喇沙天主教學校，在那裏學習是因為其一流的英語教學，也因此可以得到更好的出國深造機會。“這類學校至今仍在香港佔壟斷地位，”張頌仁説，“不過我認為新教學校對本土信仰的批評更為嚴厲。”他補充道。
懷著內心的種種衝突，少年時期的他跟隨不同的老師學習水墨畫、油畫以及其他藝術門類。但是如他所説，他沒有繪畫的自信，課堂上要求去畫的作品無法打動他。作為一個悸動不安的青少年，他對表現主義很感興趣，而對具象派油畫或花鳥水墨畫並不感興趣。“對我來説，那時學習美術就像是學習圖案設計，甚至不是創造性的圖案設計，因此我停了下來。不過我對於美術仍很感興趣，讀了些在香港很容易找到的藝術史方面的書籍。於是，當我上大學的時候，所有我在人文學科學到的東西都為我在藝術方面的知識提供參考，或者把藝術知識作為一種途徑，來思考我所學到的哲學思想。”
張頌仁在美國佛蒙特州讀了一年預科學校後，到馬薩諸塞州的威廉姆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讀書，之後又返回香港大學學習漢語言文學。“但後來我發現了很有趣的事情—香港所教的不是我想學到的那種漢學。我所感興趣的古典學，不僅是對某個對象的分析，還要參與其中—比如學習不同風格的寫作，並運用史學知識判斷當今世界。對我來説，大學裏的漢學研究就像是研習外國文化，這並不適合我。”張頌仁後來發現一些被他稱為“真正的中國學者”的老師，比如某位著名的古典學者、印章篆刻名家或昆蟲學家，他們滿腹才華，卻因為無法達到英語教學的要求，不能在港大任教。
“那時我已經變得反現代主義，我不願意浪費時間在諸如五四運動之類的研究上。我希望學一些真正的經典。我以前的粵語老師開始以舊有體系為基礎，教授我這方面的知識。普通話當然不是學習這些東西最合適的語言，因為這是種晚方言。如果你能説某些南方方言，如廣東話、福建話，甚至上海話，你真的在漢學方面具有優勢。而我的普通話是自學的，通過看電影和讀字幕。”
基於他對哲學和思想史的愛好，再加上對藝術和中國古典學的熱愛，張頌仁開始了他獨一無二的中國藝術之旅。
自20世紀60年代以至今日，張頌仁把如下方法運用自如，“永遠把藝術作為一種途徑，來思考我所接受的思想，利用視覺或更有質感的體驗去驗證思想，或用哲學思想去推動藝術創作，對我來説都更為駕輕就熟。”他説道。
這一切把張頌仁帶到了今天所在的舞臺。多年來，他支援了眾多藝術家，在諸多方面塑造了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方向。然而，他本人並不承認創造了這些如今眾所週知的著名藝術家—曾梵志、岳敏君、馮夢波等等。他説，“這只是我個人的詮釋，以我從沒有真正關心的方式。我一直以來想做的是創造一個平臺來闡述自己的思想，想做的是中國當代藝術。這就是為什麼我支援了許多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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