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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社會是中國左翼美術的主張
在中國的現代美術史上，也産生了很多強調藝術與社會結合的主張和潮流，甚至可以説由不同團體和政黨倡導的藝術觀念和政策構成了現代中國藝術歷史的一個重要維度，它們深刻地影響了後來的許多藝術發展。
中國20世紀30年代是社會動蕩、國內外經濟、政治矛盾激烈，中國CP領導、組織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翼戲劇家聯盟、左翼美術家聯盟等左翼文學藝術團體，提倡“普羅文學”、“普羅戲劇”、“普羅美術”，這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美術運動，主要以美術社團的形式開展活動，這些左翼美術社團從20年代末開始出現，先後有上海的漫畫會、五三漫畫社、朝花社、一八藝社、時代美術社等。[19]它們倡導新興的美術運動，如漫畫會的行動綱領要求“漫畫會的畫家們的作品要深入街頭和工廠，進行對無産階級的宣傳教育活動”，甚至提出“以繪畫為武器，積極促進社會革命”[20]的主張。時代美術社成立時發表的《告全國青年美術家宣言》明確表示：“我們的美術運動，絕不是美術上流派的鬥爭，而是對壓迫階級的一種階級意識的反攻，所以我們的藝術，更不得不是階級鬥爭的一種武器了。”[21]。1930 年2月21日，魯迅在中華藝術大學的演講《繪畫雜論》中，號召青年美術家“為社會而藝術”，提出“藝術家應注意社會現狀”，用繪畫“傳播我們的思想”。[22]左翼美術運動的倡導者許幸之在《中國美術運動的展望》一文，要求美術家要“深深地走向大眾”，“走進工場”，體驗和理解工人勞動者的生活，用自己的作品為社會中佔大多數的勞苦民眾服務。[23]左翼美術家在藝術觀念上，要完成由“唯美”、“為藝術而藝術”到“為社會而藝術”、為民眾服務的“大眾美術”的轉變。[24]1942年，MAO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號召“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25]
左翼美術的實踐是以深入街頭、走向民間、到群眾中去、深入生活來展開的，它承襲了五四運動倡導的藝術思想，即“藝術社會化”和“社會藝術化”，也是“出了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頭”的延續。在20至30年代長達十年的時間裏，美術界都在大辯論“為藝術而藝術”和“為人生（社會）而藝術”。[26]它們對左翼美術深有影響，雖然與當代的介入藝術不盡相同，但看待藝術社會關係的視角是一脈相承的，仍然可以發現它們的積極意義，仍然可以發現藝術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它與社會、政治的特殊關係。從另一個視角來看，將藝術塑造為社會構成結構中的積極元素之一，這是近代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結果，是建設現代國家的一種努力。
介入與社會學轉型
進入到當代社會，對於藝術，事實上依然充滿了爭議。藝術並非是一處相安無事的凈土，在所謂的商業化氛圍中，相反瀰漫著更加濃烈的價值判斷之爭與意識形態的硝煙。而對於藝術之爭，也不僅僅是藝術的問題。在創作與批評的層面上，這二者也存在著巨大鴻溝，是矛盾與互動的關係，一則是藝術家依據個人經驗、藝術觀念、社會氛圍、市場影響在創作著，一則是藝術批評家依據不同理論、經驗對當代藝術提出種種的批評意見，試圖提出建設性的意見，這二者並不總是對應的。
例如，近幾年，中國的藝術批評家一再地提出“藝術的社會學轉型”，這意味著藝術批評家感受到需要從社會學角度去看待中國的當代藝術，或需要重新評價中國的藝術。2003年，在深圳美術館舉辦的藝術批評論壇上，李公明提交了“論當代藝術在公共領域中的社會學轉型”論文、孫振華提交了“當代藝術的社會學轉型”論文。[27]2005年深圳美術館舉辦了以“當代藝術的社會學轉型”為主題的論壇，出版了《藝術與社會》論文集，這裡所説的“當代藝術的社會學轉型”，按照論壇主持人的看法，“不只是僅僅指當代藝術的創作，同時還包括關於當代藝術的批評寫作和理論寫作”，而且著重強調了“藝術對社會的介入和干預作用，當代藝術應該具有現實關懷，勇於直面社會現實，緊扣社會問題”。[28]
這裡説到“當代藝術的社會學轉型”尚有深入發掘的地方，也就是，這是要求現有的藝術去進行轉型？還是已經發生了這種轉型？或僅僅是換了一個觀察與研究當代藝術的角度？從創作上，轉型意味著一種新的潮流的出現，實際上這在目前並不是一種潮流；在批評方面，社會學轉型更多是作為一種理論倡議，“在於讓藝術理論重新關注社會事實，重新解釋藝術與社會的關係，重新理解藝術家表面看來屬於個人化的行為方式，並尋找背後的社會動因，尋找與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理論不同的解釋路徑，從而為藝術理論的發展提供新的可能。”[29]作為批評話語，是在多個維度上進行工作，既可以對已有的現象進行分析、批評，也可以根據現狀而提出批評意見，歸納出發生的邏輯事實，還可以依據某一理論，提出某種構想性的方案。
本文將寫作落實在“藝術介入社會”這個議題上，是以已 經發生的藝術現象來分析的，而這樣的介入型藝術一直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只是沒有作為主流形式（更多時候不會成為主流形式），或沒有受到廣泛重視，有時候倒被忽略、忽視或貶抑。所以，這裡的介入就不是“轉型”的問題，而是被重新認識與肯定的問題，也是我們常常説的，是重新發現歷史與現實的問題。當一種有意義的藝術被肯定後，歷史是可以在此基礎上被創造的，這正是理論與實踐互證與互動的關係。
實際上，當筆者開始以“藝術介入社會”這樣的線索撰寫本文並分析中國的當代藝術時，卻吃驚地發現具有肯定意義上的參與型、互動型、介入型、干預型藝術在當下中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當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藝術的獨立性和個體性時，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藝術的公共性和社會性。對藝術的公共性關注的缺失使得我們的藝術趨於狹窄和自我局限，也容易導致藝術喪失應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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