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的行為藝術家李暐在威尼斯雙年展進行懸浮表演 文/本刊記者 呂佳靜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東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中國與國際的交流密切讓越來越多的策展人帶著中國藝術家走向海外。從90年代初起，威尼斯雙年展等大型國際展覽紛紛出現中國策展人的身影。近幾年間，特別是一些有留洋經歷和較好英文能力的青年策展人也逐步走上國際舞臺，在海外嶄露頭角，成為新一代國際策展人。但是，無論是去西方還是東南亞，無論是與海外的美術館合作還是與畫廊合作，策展人都將面臨展覽過程中的諸多棘手問題，如何解決？如何才可以做到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策劃出一場優秀的展覽？ 中國策展人在海外 2013年，知名策展人王林策劃了威尼斯平行展，“最初是威尼斯一位策展人請我推薦藝術家，我們認識後，他看到我做的展覽畫冊建議我去申請平行展。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是一個非常好的模式。它強調四個方面：第一，非營利機構主辦；第二，全世界自由策展人申請；第三，展覽的學術性；第四，展品的原創性。這四點我都非常認同。我覺得它改變了原來主題展和國家館的限制性，使威雙展有更大的開放程度和當代藝術的現場性。”在藝術家的選擇上，王林認為無論選擇在什麼地方做展覽，當代藝術家都要有問題意識，“藝術家總要針對某種問題作出反應，問題意識是當代藝術區別於現代藝術的關鍵之一。我在選擇藝術家時首先注意的是其最具有問題意識針對性的作品。還有就是藝術品質和藝術智慧。” 同樣，在2013年，青年策展人夏彥國有半年的時間都在瑞士的巴塞爾待著。“在巴塞爾，我策劃了兩個展覽，其中之一是《No Questions》國際展，邀請了來自中韓英、以及在德國大學任教但分別來自斯洛維尼亞和匈牙利的藝術家、冰島藝術家，中韓分別是我們熟悉的蕭昱和李庸白。接著那個展覽，我後來又做了系列展的《擺攤第四回：插入》，邀請了僅來自瑞士的七八個不同城市的青年藝術家。這兩個展覽都是根據瑞士當地的藝術現狀和問題而定的主題，前者重在通過觀眾、空間、甚至文本試圖提問，後者重在實驗。”在瑞士期間，夏彥國還“遙控”策劃了國內798藝術區挪畫廊的一個群展——《假的》，“其實是走之前談好要做的，只是很遺憾沒回來現場布展和出席開幕。”夏彥國認為從本質上來看，在海外與在國內做展覽其實都是一樣的，“展覽創意跟搞創作本質上一樣，策展人需要權衡所有，最終決定你是否願意去策劃某個展覽，而且這個展覽必須有新意，有針對性，有意義。” 在海外怎樣策展 在知名策展人馮博一看來，在海外策劃一個好的展覽的前提應是根據所在地的現狀來定位展覽主題，“然後選擇什麼樣的藝術家及符合主題的作品，我每次都會根據現實情況去選擇有代表性的藝術家及作品，不可能把你認為好的都選擇上。”他説自己今年會延續去年的兩岸四地藝術家計劃，“今年是第六屆了。由何香凝美術館牽頭，我做主策展人，由四個地方（大陸和港澳臺）的四個策展人共同組成一個團隊，然後在四個地方巡展。在展覽上，我想做空間的多米諾方式，比如展覽第一站會邀請藝術家在澳門的藝術博物館做，第二站則是台灣的屏東美術館，再下一站是何香凝美術館，最後一站是香港大學美術館。”因為是不同的巡展，所以需要不停地換地方。馮博一就會要求藝術家的作品應根據這四個地方的不同認知、感受和體驗而不斷地擴展他的作品，“到香港那站，作品呈現出的是最後完成階段。所以説，這就是一個像多米諾骨牌式的不斷向前進行的作品呈現過程。”另外，他還提到，會選擇在擴展作品的能力上較強和比較活躍的藝術家。 夏彥國認為策展人的工作不是技術型的，是創意性的，“所以每個展覽都要主題明確，然後選擇符合主題的作品。但是在這之前，策展人肯定得明白，為什麼是這個主題，而不是其他。就跟你要去講故事，語境是什麼，觀眾是誰，要講多少，講到什麼程度，輕鬆的還是深奧的，甚至有的時候則需要通過一定的負面刺激去完成你的表達。”每次去海外做展覽，夏彥國都期望做些新嘗試，“比如在瑞士的兩個展覽，我都是站在‘批評者’的角度去提問，瑞士那邊的朋友對我很好，但我的展覽並不‘友好’”。夏彥國笑著介紹説，今年1月份在南韓的展覽是為南韓“量身定做”的，“單看題目覺得一般，可是這個時候放到南韓這樣的語境裏，它是合適的。中國市場的升溫跡象導致南韓一些投資者對中國當代藝術再次燃起熱情，於是我就做了一次反市場的展覽，選擇了幾個並不受市場熱捧的年輕藝術家，但反而得到了別樣的好效果。” 營利還是非營利？ 在國外，策展人通常都是“獨立策展人”。他們按照自己獨特的學術理念來策劃組織藝術展覽，其策展身份是不隸屬於任何展覽場館或組織的。而在中國，很多策展人則是“複合身份”，他們可能會是畫廊主或者是某個空間的合夥人。這種身份的不獨立性一直都存在爭議，當然，爭執的關鍵並不是策展人的身份性這麼簡單，重要的是你策劃的展覽是否跟商業有關，是營利還是非營利的問題。在採訪中，幾乎所有的策展人都會提到自己策劃的展覽大都是跟海外的美術館合作，不會涉及到交易環節。 對於夏彥國來説，他並不避諱自己與海外畫廊間的合作，“2014年1月份，我在首爾的中正畫廊策劃了一個展覽。主辦方肯定有營利目的，可以理解，但是主題和藝術家的選擇都必須由我來定。”夏彥國介紹説，南韓藝術界對中國藝術家的了解還比較簡單，“除了著名的前輩藝術家之外就是少數幾個知名的青年藝術家，其共同特徵也就是拍賣價格好而已。”他説服畫廊負責人應該做南韓人不太知道的年輕藝術家，“於是選擇了8個我認為還比較活躍的藝術家。展覽題目是《一二三四五》，意在強調藝術家的個性和作品的創作性，去‘中國化’，同時呈現中國當代藝術的多元化面貌。”這次在南韓的展覽也讓夏彥國感受頗深，“展覽淡季，但開幕式當天來了很多人。觀眾反響不錯，都説這次作品有新東西，重要的是開幕當天作品就已經銷售一半以上，主辦方很高興。”銷售的火熱也給策展人帶來更多話語權，夏彥國笑言道，“銷售好，我也開心。下次合作我可以提更多要求，他們也會更配合。我現在已經開始琢磨如何把更好的中國當代藝術家作品帶給他們。” 選擇與南韓的畫廊合作展覽，夏彥國也考慮了很多因素，“兩個國家離得近，方便，加上文化上又有不少共同點，交流也相對容易。”如今中國綜合國力正在“上火”，世界人民都覺得中國土豪多，各種合作也更密切，“南韓也不例外。金融危機後，中韓藝術市場都很低迷，很多跟風進入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南韓畫廊因各種原因在逐步退出。但是南韓藝術收藏家體系還是比較完善的，他們有購買藝術品的習慣，也喜歡收藏和投資中國藝術家的作品”。 知名策展人王春辰認為現在國際上交流越來越頻繁原因主要是因為西方和別的國家也看到了中國藝術家的價值。“無論是在美術館、畫廊、學校或者空間都一樣，有的屬於交流，有的屬於商業性質的，有的做的輕鬆，也有的比較嚴肅。營利與非營利沒必要過分討論，總方向上都是一個好現象。” 
“沒問題”展覽現場 從海外展覽中取經 從電影《威尼斯商人》中可知威尼斯是一個很會賺錢的地方，王林介紹説：“從政府角度來説，威尼斯雙年展非常有利於威尼斯城市經濟發展，其實他們的做法中國城市也可以借鑒。”威尼斯借助雙年展的聲望來擴大展覽規模，把威尼斯主城區可以做展覽的地方，大小場地全部利用起來，由場地持有者向組委會申請，只要組委會同意就可以。“組委會收費不多，他們只收智慧財産權費用，就是威尼斯雙年展的Logo，組委會授權給你，這個費用在2萬歐元左右。場地費用是跟場地持有方去談，這次我們是跟政府談，這次展覽場地花費很大，場租就有四、五十萬歐元，當然展覽半年之久，時間比較長。”威尼斯雙年展不僅為威尼斯政府帶來了直觀的經濟利益，由藝術帶來的品牌效應為威尼斯增添藝術風采的同時也附加了更多利益價值。 威尼斯雙年展也給國內的一些中小城市帶來發展靈感，“今年11月份，我要在浙江的烏鎮舉辦首屆烏鎮雙年展。烏鎮是一個非常小但卻很有名的旅遊景點，去年他們做了一個烏鎮戲劇節，還挺成功的。威尼斯是水城，烏鎮也是水城。烏鎮政府也知道威尼斯雙年展已有上百年的歷史，所以他們想打造東方的威尼斯，這還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馮博一提到以往的雙年展都在北上廣之類的大都市舉辦，所以能選擇這麼小的一個鎮，還是很有意義的，“現在雙年展的形態在漸漸滲透到地方上，滲透到三四級的城市中，他們想利用當代藝術資源與當地的旅遊文化相結合。”從局勢和生態上來説這都是一個好現象，能給城市帶來不一樣的活力及影響力，“雖然還沒有談到具體計劃，但應該不用太擔心資金的問題，地方政府肯定會承擔相關展覽費用。”馮博一認為他重點考慮的是要怎麼讓一個大的展覽計劃與烏鎮的地域文化性做好銜接。 去海外策展的那些“麻煩” 在馮博一看來，選擇去國外做展覽並沒有什麼麻煩的，“比在國內簡單多了。國外更專業，比如場館和布展都很專業，國內除了一些專業的美術館會專業一點，其他地方都不行。”王春辰則認為，除了資金以外比較大的困難還是在於主題的確定和作品的選擇，“在國際上做展覽，要知道是什麼樣的作品適合在那裏展出，要表達什麼樣的感受。要選擇好的藝術家和藝術作品，這個‘好’是指有意義，不是指特別漂亮，當然也不僅僅局限在觀念上。” 夏彥國認為在國外做展覽中的資金問題並不算是麻煩事，“國外多是邀請性質的，基本的展覽費用都沒問題。不像在國內，有些機構為了節省，總想零成本做展覽。所以，去國外做展覽，最早確定的是預算，多少都不是太大的問題，量‘財力’而行。”而他認為最麻煩的則是海關和運輸，“有些作品因為內容和形式的原因，會被誤認為有“政治色情宗教”之類問題，不能自由出入。”但是，他還提到對不同國家的消費水準及生活習慣的不熟悉也會帶來很多意外的麻煩，“去年，我在瑞士就遇到了這樣的事。因為不知道在瑞士購買一些材料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整個活動執行起來變得很有壓力。比如巴塞爾的《No Questions》展覽作品都是裝置影像，為了省運輸成本，有些作品需要現場製作。本來以為是非常迅速的一件事情，可是實際操作起來卻意外頻現。”展覽組為了購買蕭昱作品中的幾個“布基膠帶”就浪費了好幾天甚至一週的時間，“因為整個巴塞爾只有兩個商店有貨，而且顏色不僅單一，還經常缺貨。”夏彥國還提到瑞士的工作效率和習慣與中國差異太大，“中國人幹活不要命，歐洲人的個人時間很重要，該休息就絕不會工作。”雖然策展人不一定要事事親力親為，但是也必須把握整體的進度和時間協調，一個意外事件的發生都會影響到展覽的順利進行。夏彥國認為在國外做展覽，時間一定要充足，整個安排都要按照計劃來才行，“因為雙方的時間觀念和工作方式甚至思維方式都有不同的地方，你只有按照計劃進行才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當然，他還提到在海外做展覽時的語言溝通也是個問題，“在西方，用英語交流基本都沒問題，但是韓日等東方國家的英語都是啞巴英語，涉及到具體工作必須有翻譯才可以溝通。” 就算不涉及藝術品交易，關稅也是一件麻煩事。彭鋒介紹説，“要出國做展覽，就要報關。報關中麻煩的是作品押金，因為我們一般都沒有這個預算，假如是一些貴重的藝術作品，實在難搞定。另外一件麻煩事是罰金，如果作品從海外回來比預期定的時間晚很多就要交不少罰金。” 夏彥國對於關稅的問題也有不同的抱怨，“一般讓主辦方自己看著辦，這在分工上不屬於策展人份內的事。比如這次南韓展覽，有臨時出口和永久出口之分，主辦方認為能銷售的就辦理永久出口，沒有關稅，但是如果銷售不了再運回來那就要交高額的永久進口稅。如果一開始只辦理臨時出口，不銷售只借展，展覽結束後就必須送回來。假如出現了銷售，那也要運回來再申請永遠出關，否則你辦理臨時出口時候繳納的押金就可能回不來了。” 可見，中國社會的開放使中國藝術家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間來創作和展示新的個人化的藝術作品，也使中國當代藝術有了國際交流的可能性。這是一個相互發生的過程。王林説：“中國藝術家如今表現出的這種獨特面貌是交流的前提，反過來交流過程又會促進獨特性的産生，這就是全球化和本土性的關係，或者説中國性和世界性的關係。所以我們的藝術家、策展人應該在國際舞臺上去展示自己，更自主、更主動、更充分地展示中國當代藝術的真實面貌，達成國際間雙向互動的良性迴圈。這也是中國當代藝術的一個新的起點。” 我們期待，2014年會有更多的策展人將中國藝術家作品帶往更加遙遠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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