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百合》，紙本水墨，69×69cm，1996 第二部分，關於美術館管理： 1、美術館與商業 記者：多年以來，您活躍在藝術批評、策展、繪畫等第一線，同時還兼任美術館館長這樣的行政職務。作為一個美術館是否既要保持學術的獨立，做有品質的展覽，同時還要適應市場經濟的需求？如何平衡、處理者之間的矛盾？ 王：其實我個人而言，我沒有太多地去考慮市場化的問題。我總覺得美術館就應該成為地區文化的標桿，它就應該成為一個有高度的東西。為了這個高度，就必須進行知識的生産與建構。在這個過程中，好的策劃，好的展覽、好的收藏、好的研究等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活動，都是美術館要做好的工作。 那麼做好這一塊的目的是什麼呢？第一，要建立起專業的高度，要有學術品質；第二，做好專業的服務。有好的資源後，就有責任與社會分享，這就涉及到了公共教育的問題，也就是我現在經常談到的公共性的問題和公眾意識的問題。換而言之，在現代文明的社會中，美術館是具有高水準知識生産能力的機構，同時將這種知識分享、參與到當下的社會生活中來。在這個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中，美術館具備了更大的社會效應，形成了良好的公共影響，這會為其帶來一些好的經濟效益，但是商業性的問題絕不是第一位的問題。 記者：會不會存在這樣一個矛盾：如果館長不去考慮商業，只考慮把美術館的建設以及展覽的品質提升上去，忽視了與資本的互動，那麼這個美術館團隊中的各個領域的精英就會被其他機構或者行業挖走，從而失去了自我生産、自我更新的能力。沒有好的物質保障如何建立好的團隊？沒有好團隊建設如何形成建設一個有影響力的美術館？ 王：你説的很好，這個問題要從兩個方面來談：第一，做好的展覽必須要有一定資金的支援，資金的來源在哪？我這幾年我一直都在找錢，我被稱為“找錢能手”，雖然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美術館應該用另一種方式來得到社會的支援，而不是用商業的方式。為什麼西方的美術館做的相對好？因為他們有另外的途徑存在，這有三個環節，第一是社會層面的認可，第二是政府層面的政策支援，第三是基金會對資金的監管機制。有了這三方面對文化事業的共同支援，資金就能得到相對的保障，美術館從業人員也能得到到相對較高的物質保障。目前在中國，這三方面都還不存在，那麼就只能通過其他的方式。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兩個問題：第一，資源共用的問題。我們的資源怎麼樣的與社會資金共用，而不是過多地考慮美術館所謂的“尊嚴與立場”；第二，如何將自己的工作做好，來獲得社會更多的合作支援。在前些天的全國美術館會議上，有個館長問到如何讓藝術家無償的將自己的作品提供給美術館收藏？我的回答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舉個簡單的例子，我送張自己的畫到紐約MoMA（美國現代藝術美術館），如果他們收藏的話那我覺得太光榮了，因為這代表著權威機構對我的認可；但要是某個縣的美術館要我的作品，我會給嗎？ 另外，你所説的問題也涉及到了從業人員的選擇問題。這是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個人的選擇問題。如果希望過一種更輕鬆、更奢侈的生活，這也同樣是一種無可厚非的選擇。但是，美術館需要那種能夠堅持文化立場的，具有很強信念的人。 記者：能具體談一下，你剛才所提到的社會、政府、基金會這三方面支援嗎？ 王：我上面説的社會、政府、政策跟基金會的三方面保障機制：第一是社會對美術館的認知度高。西方有幾百年的博物館、美術館的傳統，這些普通的公民對美術館有很好的判斷力，並且有很高的要求，有主動參與的精神。如果美術館辦不好，根本別想得到社會的捐資。當然，這些公民也包含政府官員——總統與議員，企業與那些第三方機構也都是由公民組成的。他們制定政策扶持美術館，就是源於對美術館、博物館的認知。 第二，政府從政策上制定了各種免稅、減稅等優惠政策：對美術館的捐贈可以使企業或者個人不僅可以獲得榮譽，還能夠獲得免稅、退稅、減稅等經濟利益上的實惠。這種稅本來應該交給政府的，但是政府將這些錢下放給社會。在這樣一種機制下，公民就會主動走進美術館，對美術館的工作出判斷，選擇好的美術館進行支援。作為美術館一方，在得到公民的支援後就會做更好的展覽，更好地為公眾服務，吸引公民的捐助。 第三，是董事會、基金會制度。錢投進來，稅減免了，資金如何利用？如何再申請資金？這時，獨立的董事會、基金會會保證資金的有效利用，並有相應的監督機制來監督基金會，民眾、出資方也有權監督資金的去向，在公眾輿論的監督下形成一種良性的迴圈。 記者：就這個資金的問題，我曾經採訪過國家博物館的副館長陳履生先生，他對我的回答是：目前，中國政府將各級博物館、美術館的性質明確規定為“公益性的文化事業單位”，這就決定了此類機構一定要在政府投入的基礎上來維繫博物館的建設與發展，因此不存在市場化轉型的問題，而且也不允許市場化轉型。這是否意味著，與西方相比，我們政府對博物館、美術館支援力度會比西方更大？ 王：這也不能一概而論，美國的情況是政府基本不給錢的；而法國是給錢比較多的；英國是給一部分，但他們強調所謂的文化創意産業，很大程度上其實也都是基金會在運作。 記者：這種完全依賴於政府投入的模式，以及“文化事業單位”的屬性，這會不會使得博物館、美術館失去對於文化判斷的自主性，而成為一個官僚機構？ 王：從絕對的資金數量來講，我們政府投入的也不算多，但是從一個美術館的資金來源比例來看，這絕對是高的了，有些館甚至是百分之百靠國家投入。對於美術館的財政管理，我們政府現在採取的是“收支兩條線”的政策：就是説一個美術館賺多少錢就要上繳給國家多少錢，需要錢時政府再按需撥放。對於習慣了吃“大鍋飯”的中國人來説，這大大的降低了人勞動的積極性，既然賺多少錢都要上交，我為什麼還要去賺？我認為作為一個有機體，美術館應該是一個能夠自我生長、自我生産的機體，應該積極的與社會互動交流，爭取到最有力的支援。而現實是往往一種社會制度培養、形成了一群人的特有的工作方式。 無論是從自身的建構能力，還是管理、運營能力來看，中國的美術館都是剛剛起步的階段，但如果在目前現有模式下運營，可能就會導致這種機能還沒有建立起來就已經退化了。也可能以後這些美術館從業者就只知道寫報告向政府要錢，就會去琢磨政府的喜好，而不是不是在琢磨民眾喜歡什麼。 記者：那可不可以這樣説，發展、推動我國的美術館事業，關鍵並不在美術館內部，而是要依賴於整個國民基礎教育的提高，培養公眾的博物館、美術館意識；並且在美術館、社會與政府之間建立起一個良性迴圈的機制？ 王：這就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是我們的公民沒有這種文化意識所以美術館做不好？還是因為我們的美術館從來就沒有做好過，因此我們公民、領導的文化意識培養不起來？這很難説清楚。但是，美術館發展的成功與否是否一定要歸咎於某種制度、體制，還是歸咎於某個人？我想不是這樣的。在一些展覽中，我經常看到很多對於細節的疏忽，作品展簽的製作與擺放非常不協調，大大影響了展陳的品質，難道也跟有關係嗎？所以，在這種現實下，我還是希望每個美術館的從業人員能夠做好自己的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