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書》是一件大型的裝置作品，它是由無數本用“偽漢字”印製而成的線裝書及長卷，構成的一個“文字的空間”。進入展廳，就被源源不斷的，錯誤的文字所包圍。在這樣一個文化殿堂般的空間中，在被這些神聖典籍吸引的同時，又被無處不在的，不能讀解的文字所拒絕。《天書》向人們提示著一種對文化的警覺。 天書 1986年的某一天，我在想一件別的事情時，卻想到要做這樣一本誰都讀不懂的書，這想法讓我激動。我決定造4000 多個假字，並要求這些字最大限度地像漢字而又不是漢字，這就必須在構字內在規律上符合漢字的規律。我依照《康熙 字典》筆畫從少到多的序例關係，平行對位地編造我的字。這讓讀者自己首先相信明明有這個字，就像看到一張熟悉的 臉，卻叫不出他的名字。要讓這些假字，比起古字典中那些已經死掉的真字更像真字。 我對做這本書有幾點非常明確的想法：一，這本書不具備作為書的本質，所有內容是被抽空的，但它非常像書。二，這本書的完成途徑，必須是一個“真正的書”的過程。三，這本書的每一個細節，每道工序必須精準、嚴格、一絲不茍。為了表達一種我對知識的敬畏感，我希望這本書更像一部精典，最好是宋版的風格，這樣能幫它裝扮出很有文化的感覺，從而更凸顯出這其中的荒誕與反諷。 1988年，我的個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了，《天書》的一期作品得以展示。三條長卷從展廳中央垂挂下來，下面擺放 著不同形式的“典籍”，有線裝和蝴蝶裝的；有《解字卷》（無意義的字解釋無意義的字），還有一個《中英對照本》（英文也是不能讀的）。展覽引來包括藝術圈之外的很多人。我的藝術似乎讓知識人更不舒服；一些老教授、老編輯來看過多次，這對他們像是有種“強迫症”的作用。他們在努力找出哪怕一個真的字，這也許是因為，進入這個空間就與他們一生的工作正相反。 展覽之後，我確定了開本，決定重刻一套，比過去的那套字大了3毫米。在小一年的時間裏，我一口氣又刻了兩千多塊，並找到了一家專印古籍的廠子，用了兩年的時間完成了印刷。最終，《天書》在1991年完成，共120套，每套四冊，共604頁，每一套裝在一個特製的核桃木盒中。 從1987年到1991年，我做了什麼？只能説是：有一個人用了4年的時間，做了一件什麼都沒説的事情。《天書》可以引起眾多問題的討論點，比如地方性與國際性的問題：這個作品的動因是與中國80年代中期“文化熱”的環境有關，面對的問題要説是地方性的，但作品又是國際的。關鍵在於你的敏感與著眼點是否能在超越地方性表層現狀的層面上展開。上世紀末期，西方當代哲學討論的問題，主要集中于語言與誤讀、思維與表述這類問題上，像德里達等一線哲學家基本上都在説這個事。《天書》涉及的問題與此相吻合，因此他們認為一個攜帶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家從另類的視角及方法參與了這個討論。 中國的傳統是看誰把“規定動作”玩的更好。《天書》是在傳統之中生發、變異出來的；即攜帶傳統基因又有轉基因性質的藝術方法的實踐。它使用中國哲學，以不溝通達到溝通的方式；它是一個充滿悖論的矛盾體，人們都叫這些“文字”為字，但它們上卻不具備作為“字”的本質，即傳意的功能；人們都稱它為“書”，但這本具有確確實實書的外表的“書”卻不具備做為書的資格；它成為高度表裏不一的東西，容“超寫實”與“抽象性”為一體，既鄭重其事又荒誕不經。 《英文方塊字》是一種帶著面具，經過偽裝的文字。它們看上去和中文一樣，其內核卻與中文毫不相干，是徹頭徹尾的英語。徐冰把中文、英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書寫體系硬是給弄在一塊兒。 對漢字文化圈之外的民族來講，中國書法是一種神秘，不易進入的文字。對中國書法的欣賞，長期以來，只停留在一種抽象畫的層面上，因為書法實際上跟寫字有關，欣賞書法須要跟文字發生關係。但是，徐冰通過這種英文書法，讓西方有了一種東方形式的書法文化。因為他們真的是在寫自己的書法，這種書法形式與中國書法完全一樣，內容與英文完全一樣。 徐冰在美國做講演時，有些人問他：“你這樣做，會不會有些中國人不高興？因為你把中文改成了英文。”徐冰説：“中國人特別的高興，因為我把英文改成了中文。”這種字是介於兩個概念之間的，哪邊都屬於又都不屬於，人們在書寫時真不知道是在寫中文還是英文。 
2007moma展覽現場-(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