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本刊記者 楊艷麗 《收藏投資導刊》/S 李延聲/L 李延聲，1943年生於陜西延安，現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家畫院院委、研究員、藝委會副主任、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李延聲從藝50余載，曾留下許多輝煌的足跡：1985年在中國美術館展出《正氣篇》大型系列人物畫廣博好評，鄧穎超專為其題詞“中華正氣”。1997年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央大廳舉辦《魂係山河》畫展，其65米長、2.8米高的中國畫長卷被譽為“歷史畫和人物畫的傳世之作”、“具有不可替代的藝術價值”。他的作品“慷慨賦同仇”獲文化部“中國藝術大展”銀獎。2011年8月16日，由中國國家交響樂團根據他中國畫長卷《魂係山河》創作的同名大型交響音畫，在國家大劇院進行首演。 S:您是一位具有極強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畫家，哪些因素讓您産生了這種責任感？ L:這種責任感與我的人生經歷是有一定關聯的。我的父、母親以前是“抗大”的教授，父親當時也參加了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的文藝座談會，聆聽了毛主席的講話，從我13歲正式學畫，到後來讀美院附中、本科、研究生所接受的來自於父母、老師的教育，始終都貫穿著毛主席提出的“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的思想。當大學臨畢業時也就是“十年動亂”中，我響應“到最艱苦的地方、祖國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及“面向邊疆、面向基層、面向廠礦、面向農村”的號召就選擇了去山西太原西山煤礦工作，一幹就是8年，當時的想法就是認為：大學生自覺走“和工農相結合，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的道路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總的來説，我所走過的路就是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藝術為人民”、“生活是藝術創作的源泉”的道路。 S：那麼，您從1956年至今，50餘年的繪畫生涯，最能體現您藝術追求與創作理念的總結是什麼？ L:我曾經用兩句話概括了我的藝術追求：一個是“搜盡萬象打草稿”；另一個是“筆墨當為時代立傳”。前一句是來源於石濤的“搜盡奇峰打草稿”，強調到生活中去，這句話也體現了中國傳統繪畫的基本創作觀點，也就是“外師造化、中的心源”。而我是人物畫家，要關注社會的發展，關注社會的變革，並且“人”是最理想的藝術表現載體，所以就總結了“搜盡萬像打草稿”。研究生畢業以後，作為黃胄先生的助手，我參與了籌建中國畫研究院的工作，也就是現在的中國國家畫院，當時得到了李可染、蔡若虹、葉淺予等先生的指點，藝術上有了很大的進步，對於藝術觀也有了全新的定位。李可染先生有一方石印：為祖國山河立傳，這也體現了中國畫一種博大的境界。作為新時代的藝術家，我將這句話發展為“筆墨當為時代立傳”，也就是前面所説的——要關注時代的發展與變革。 S:很多人認為，藝術家不應該太關注政治，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L：以前我有個學生曾經對我説：“離政治越遠越能創作出永恒的作品”。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舉兩個例子：米開朗基羅創作了大型壁畫《創世紀》，當時他是受到教皇的指使，這也是政治，但這並不妨礙《創世紀》成為永恒的經典作品；上海世博會的中國館把《清明上河圖》作為展示的內容，而這件作品在宋代也是受皇帝的指使，表現宋朝當時的繁榮景象。因此，儘管某一歷史時期我們走過很大的彎路，但藝術和時代相結合併不是要完全脫離政治的，關鍵是一定要有很高的境界。 S：您在具體的創作方向上有哪些心得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L:我在具體創作上有兩點體會：一個是我稱為的“大品”，即表現時代性，比如我用10年時間創作的《魂係山河》，表現的是鴉片戰爭時期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的重大題材。儘管現在社會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和變化，但我們應該居安思危，有使命感，更要有危機感，關注社會的變革，包括我早期的《正氣篇》、《青春頌》等，這些作品都是經過長時間的思考，藝術家應該有“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另一個我稱作為“小品”，即表現日常生活的、人們喜聞樂見的、表現美好幸福生活的比較輕鬆的題材，這些都可以從不同方面豐富人民的生活。 人物畫在唐宋時期曾達到一個高峰，但自從元代以後隨著封建社會後期的衰落等原因，畫家們産生逃避現實的觀念，逐漸脫離社會，寄情于山林，因此山水、花鳥畫達到高峰，而人物畫的發展比較緩慢，出現了“千人一面”的比較“概念”的情況，因此作為新時代的人物畫家，除了深入生活以外還應借鑒山水、花鳥畫來豐富人物畫的技法，以表現新時代的變化，與此同時很重要的一點在於：藝術家一定要注意藝術語言的錘鍊，因為中國畫一個很重要的要素就是筆墨上的高度，特別是對線條的使用，要有藝術獨創性，更需要長期的磨礪。 S：《神工》這本書是您新近出版的，我覺得將非物質文化遺産繼承人進行傳神的寫照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請您為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這本書的創作思路。 L:主要是想為這個時代留下一些第一手的資料，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産是我們中華文化的“根”和“魂”。現在國家重視並提倡文化強國，這也是一個機遇，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很多“非遺”都逐漸的消失了，如果中華文化的“根”斷了，那將是十分令人心痛的，因此我們作為藝術家應該時刻關注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産的活化石”，這也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