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斯堅決回避有關克裏斯·奧菲利的話題。1998年,克裏斯·奧菲利獲得特納獎之後,再沒有畫家獲得該獎項,之後獲獎的都不是畫畫的。當時,阿布斯是克裏斯·奧菲利的女朋友,所以她很熟悉特納獎的程式。她向窗外張望了一下,接著説:“我在倫敦藝術界闖蕩十多年了。特納獎每年都有四個候選人,一般情況下,四個人當中我總會認識一兩個,其實這四個人是誰,沒必要搞得那麼清楚。”今年,阿布斯接到提名的通知後,反覆斟酌了三個月,才最終決定接受提名。“我想參加純粹藝術性的活動。如果這個活動凸顯的是藝術家的個性,那我沒興趣。我想一直做藝術家,不想突然破壞這個身份……”她停頓了較長時間,然後説:“我不想成為媒體的焦點。” 不管阿布斯最終能否獲得特納獎,紐約新博物館(New Museum)都決定於2008年4月在其新建的展館內為阿布斯舉辦首場個展。紐約新博物館高級館員勞拉·霍普曼(Laura Hoptman)久仰阿布斯的大名,這位高級知識分子十分健談,她説:“到時候托馬來也得來,不來也得來;有條件要展,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展。這個時期展出抽象畫有點奇怪,不過我覺得她的畫更接近行為主義藝術。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是一個地獄,我從她的畫中能看出她要表達這個意思。畫中沉悶的幾何圖案不僅僅是技巧的體現,托馬在裏面下了很多工夫,但她要表現的並不是她高超的技巧。她不知不覺地受到了神秘主義畫派的影響,風格有點像巴尼特·紐曼(Barnett Newman)、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和瓦西裏·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把尚未成形的東西表現出來,是藝術家終其一生追求的目標,托馬現在已經過了這道關。她的畫裏有這種未成形的東西,從她的畫中,我能體會到宇宙的無限廣度與靈魂的無限深度。” 將托馬·阿布斯和菲爾·柯林斯這樣兩位藝術家相提並論,可以説是驢唇不對馬嘴,基本沒有可比性。阿布斯的作品表現出孤獨、冷漠的情緒,不理會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從技巧方面看,精雕細琢的線條和色彩體現出畫家爐火純青的功力。柯林斯直面現實生存狀況,蒐集生活中原始的點滴經歷,尤其是那些人生遭到打擊、生活遭到重創的人,因此他的作品是平民化的。很少有藝術家能夠像柯林斯一樣敏銳地捕捉到全球各個角落不幸人們的遭遇,也很少有藝術家能夠像阿布斯一樣大義凜然地反抗這個時代。然而藝術界畢竟是一個小圈子,他們倆也有一些相同的經歷。他們都在紐約聲名狼藉的爛畫廊展出過自己的作品,同時受邀參加伊斯坦布爾雙年展的宴會,都曾獲得過保羅·哈姆林獎(Paul Hamlyn Award),該獎項是保羅·哈姆林基金會為那些需要“思維空間”的藝術家設立的。最後,在本次特納獎的角逐中,英國最有影響力的兩位藝術評論家,《衛報》的艾德里安·瑟爾(Adrian Searle)和《每日電訊報》的理查德·多曼特(Richard Dorment)都很看好他倆。 |